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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談論嶺南文化與廣州城市氣質(zhì)之間的關系前，我們先來了解一下什么是文化？至今，沒有對于文化形成統(tǒng)一的定義，大體上說，文化是生活方式與精神價值的總和。在我們與城市的關系中，文化一方面是城市對人的親和力，另一方面是人對于城市的歸宿感。 城市與居民之間的關系是雙向呼應的，其關鍵的紐帶便是文化。熱愛這座城市的人都認同它的文化，傳統(tǒng)是文化認同的根源。我們建設城市文化的目的不是留下鋼筋水泥的高樓大廈，最終是要讓所有人形成文化共識，讓漂流者有精神的家園可以回歸。 中華文化像一顆大樹，不同的枝葉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開花結果。蔚為大觀。 嶺南文化缺席了先秦散文、兩漢辭賦、唐詩宋詞、明清小說等中華藝術高峰，但是，清末民初，為中國的社會轉(zhuǎn)型，貢獻了最為關鍵的近代民主革命思想。 廣州雖然是一個有著2200多年歷史的古城，但是，它的地方文化卻成熟于近代，有幾個突出的標志：首先是城市的空間格局，西關脫穎而出、漸趨繁榮是在清中后期，也就是1840年前后；其次是有了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等嶺南自己的文化大師，他們在近代終于在廣州粉墨登場；而最重要的是，長期處于西風東漸的窗口，廣州城市的氣質(zhì)和風格也在那個時候基本固定，文化成熟的標志是輸出思想觀念，廣州在近代是中國思想解放的前沿地。 廣州近代文化輸出的核心思想是民主和科學。我們的文化有沒有民主與科學的傳統(tǒng)？這是對中國大文化的一個詰問。一直以來，大家認為中國文化沒有民主與科學的精神，到1919年五四運動之后，民主與科學的大旗被舉起，德先生和賽先生被請來，大家才感覺到我們的文化中有了民主與科學的成分。 但，五四運動不是空穴來風，由此倒推，來源于孫中山的資產(chǎn)階級革命。再往前推，源自康梁的維新變法。再往前，源自于李鴻章、張之洞的洋務運動。從一定意義上說，廣州是中國民主、科學思想的搖籃，民族資產(chǎn)階級的強大，必然要求文化對人性的解放，戊戌變法是在政治領域開展的一次對于封建專制政權的變革運動。 近代又是中國文化發(fā)展的分水嶺。傳統(tǒng)的荊楚文化、燕趙文化、秦晉文化、齊魯文化無法適應抗危救亡的重任，紛紛衰落下去，這里面有個儒家文化現(xiàn)代性的問題。但是，在沿海地區(qū)，例如吳越、南越，地方的古代文化并不是十分發(fā)達，卻表現(xiàn)出靈活的適應性和變革性，迅速崛起，成為江浙文化、嶺南文化，引領著中華文化走向新的世界。 德國著名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將中國文化總體性質(zhì)歸納為“理性地適應世界”，而將西方文化的總體性質(zhì)歸納為“理性地支配世界”。嶺南文化在積極的支配世界方面是中華文化的一個變數(shù)，具有強大的生命力。改革精神永遠我們城市的文化之魂，在社會發(fā)展需要變革的時候，嶺南文化總能孕育出挑戰(zhàn)與改革的力量和勇氣，這樣一種膽大包天的精神、不安分守己的精神，是我們這個城市獨有的、令人自豪的財富。 （編輯：劉堃茹） (責任編輯：白雪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