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榮 □社會管理核心在于處理政府、市場與社會三者之間的互動關系 □社會建設不是畫餅，而是實實在在地讓各個利益群體得到好處 □最需要的支持，是來自人民的支持 □需要把政府為主的社會管理行為，轉化為全社會共同參與的共治行為 編者按：“推進社會管理創新”是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劃定的改革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從社會組織的不斷發育，到民生保障的不斷推進；從治安防控體系的不斷完善，到志愿精神在整個社會的弘揚，近年來，社會管理創新助力社會建設，在惠及億萬人民的同時，也推動著經濟社會的發展。 今天的中國，社會變革日新月異，階層分化，流動加速，利益多元，社會轉型猶未完成，社會活力蓬勃迸發，新老矛盾疊加交織。社會建設和社會管理的任務之重、挑戰之大、難度之高，是很少見的。如何做好流動人口的管理服務？如何促進社會組織發展？如何善管善用善待互聯網？如何化解社會矛盾？如何重塑社會誠信？這些問題，考驗著社會管理者的勇氣、決心和水平。 深圳是改革開放的排頭兵，在社會管理創新與社會建設上先行先試、率先突破，取得了不少成果，積累了不少經驗，也遭遇了一些煩惱、問題。相信他們積極、有益的探索，對其他地方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會有深刻的啟發。 沒有社會建設，發展就沒有基礎 記者：在社會管理創新中，深圳可謂排頭兵，“先行先試、率先突破”的探索備受關注。在全國，深圳較早提出要建“國家社會創新先鋒城市”，并在今年2月通過了《深圳經濟特區社會建設促進條例》。是什么讓深圳如此重視社會管理創新？ 王榮：深圳是年輕城市、改革開放城市，也是移民城市。應該說，是危機感倒逼出深圳在社會管理方面的創新。我們現有常住人口1400萬，戶籍人口不到300萬，嚴重的倒掛帶來了社會治安、教育、衛生等方面的問題，也讓人們心理的不平衡感加劇。同時，深圳缺少長期發展中積淀的文化傳統，在深圳遇到新朋友，都會問一句：你是什么地方的人？什么時候來的？這說明深圳人的歸屬感、家園感不夠濃。而且，從地理區位看，深圳靠近香港、澳門，得風氣之先，但公眾也會以更高的標準要求社會管理者。 經濟發展并非萬能良藥。對深圳而言，面臨特殊的人口結構、特殊的地理位置、社會組織管理、虛擬社會監管等諸多挑戰，重視社會建設，創新社會管理，有著更為重要的意義。沒有社會建設，我們的發展就沒有基礎，社會就會缺乏穩定性。因此可以說，在新形勢下，社會建設與經濟建設同等重要。 另一方面，作為改革開放的試驗田，深圳也有責任在社會領域創新方面先行先試。中央已將深圳確定為全國9個社會管理創新試點城市之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大都市創新社會管理的樣板”，“破解城市化、工業化進程中人口服務管理難題取得突破的樣板”，這樣的期許，既是壓力，也是動力。 記者：觀察深圳“先行先試”的改革動向，我們有個感受，作為特區，深圳30年后的深化改革，正在通過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這一抓手來實現新的突破，尋找進一步發展的新動力。這個判斷是否正確？ 王榮：是的，社會管理的加強和創新，正是深圳深化改革的一個重要領域、關鍵環節。所以，我們堅持把社會建設擺在特別重要的位置來謀劃和推動，以社會建設的力度來體現科學發展的力度，以社會發展水平的提升來體現科學發展的水平。 社會管理核心在于處理政府、市場與社會三者之間的互動關系。社會管理創新，就是如何讓這三者的關系更為融洽、協調，促進整個社會的良性發展。因此，社會建設與社會管理領域重點環節的突破，很可能會帶來其他領域改革的推進。比如，要培育社會主體，可能需要政府職能的轉變，這肯定涉及政府體制的改革；要改善民生，發展社會事業，要涉及分配制度、公共服務的多元化供給的改革；要豐富群眾文化生活，會涉及文化體制改革等。 大家可能都注意到，深圳今年一季度經濟增速同比出現了一定程度的下滑，引發了社會上對深圳“可持續發展動力”問題的關注。發展動力是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等各方面的綜合力，但最根本的，仍然在于人。深圳過去的發展、經濟的發展，靠的是公眾的參與；今后的發展、全方位的發展，同樣需要公眾廣泛地參與到政治、文化、社會建設的各個方面去。可以說，深圳進一步改革發展的動力，就在社會中、在民眾中，這正需要社會建設來激活。 頂層設計與末端治理結合，才能全覆蓋 記者：社會管理說到底是對人的管理，有時候是一把鑰匙開一把鎖。而我們也注意到，您在多種場合提到，要“注重利用特區立法權來尋找社會建設的改革突破口”。法律是剛性的、原則的；管理是柔性的、具體的，您為什么格外重視立法這一突破口？ 王榮：法律也是可以有溫度的啊。用好特區立法權，推動社會建設的改革，用法律來做好人的工作，這是最大的人文關懷。 2009年，國務院批復通過的《深圳市綜合配套改革總體方案》，就有積極推進社會領域改革的內容。在這樣的總體框架之下，我們連續出臺了《關于加強社會建設的決定》，擬定了《深圳市社會建設考核指標體系》，在全國率先發布實施了社會建設“基本法”——《深圳經濟特區社會建設促進條例》，未來還陸續有條文法規出臺。 事實上，改革已步入深水區，只有在更高層次和更大范圍內思考改革，把握改革的總體目標和主攻方向，才能準確和合理地調整各種利益關系，才能克服改革的制度障礙，更有效地推動改革。社會管理創新可以說是一場攻堅戰，需要有明確的改革路徑和完善的制度安排。 記者：對深圳來說，它既是中央改革的基層執行者，也是地方局部改革的頂層設計者。深圳的社會管理創新，如何把頂層設計和基層治理結合起來？ 王榮：社會建設不能完全依賴頂層設計。因為再前瞻的頂層設計，也不可能覆蓋每個細枝末節。我們找到的頂層和基層的結合點，是民生。 胡錦濤總書記指出，“社會管理要搞好，必須加快推進以保障和改善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社會建設、社會管理創新不是畫餅，而是實實在在地讓各個利益群體得到好處，形成人人都是社會建設“東道主”、“受益者”的良好局面。 我發現，每年到深圳來招商、招財、上市的人很多，但很少有人會到深圳來看病、上學，甚至連深圳人自己都會選擇到外地去就醫、上學。這意味著，這些領域的發展水平跟我們的經濟發展水平、城市發展水平不匹配。要是公眾這些基本的訴求都滿足不了，還談什么社會建設？ 所以，我們的社會建設，一直以民生為導向。比如，我們今年社會建設的七個重點中，強化實有人口的服務管理、建設“織網工程”信息平臺、以食品安全為切入點加強社會誠信建設等，都指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 需要共建、共享，也需要共治 記者：在中國的改革中，深圳最早“摸石頭過河”的探索，也最有“殺出一條血路”的精神。現在，面對社會管理創新這個全新的領域，改革的難點在哪里？ 王榮：應該說，當前推動改革比過去30多年任何時期都更加艱難。“摸著石頭過河”改革的時代已逐漸過去，理性改革和決策問責的時代正在到來。 這對改革提出了新的挑戰。尤其是社會管理的加強與創新。既有水太深、改革的“石頭”難以摸著的問題，也有社會轉型期矛盾疊加、河里的“礁石”太多的現狀。去年，我們給社會組織“松綁”，但接下來就是如何推動、服務、監管、引導的問題，這需要思想進一步解放，也需要政策法規的配套，還需要更精確的管理舉措。 要破除這些困難，一方面要增強改革的自覺性、主動性和堅定性，另一方面，還是必須緊緊依靠社會公眾的理解、支持和協同，共同努力克服改革中的困難。最需要的支持，是來自人民的支持。 所以，我們將加大政府改革，加大簡政放權的力度，把政府為主的社會管理行為轉化為全社會共同參與的共治行為。 記者：從共建、共享到共治，這是一種執政理念上的創新。在這個“共治”過程中，政府扮演什么角色？ 王榮：我舉個例子吧。去年大運會期間，深圳在“共治”方面，尤其是擴大公眾參與度方面，積累了寶貴的精神財富和制度財富。比如，我們提倡“綠色出行”，不采取行政強制和政治動員，而采取自愿選擇、自覺停駛，這樣，不給人添堵也不給路添堵，把“要我做”變成了“我想做”、“我要做”；比如，在建設“志愿者之城”、培育社會組織、通過媒體組織關愛行動等公益活動方面，從政府角度，我們積極創造條件，讓社會力量活躍在前臺，既調動了社會的創造性，也讓政府行為真正做到親民惠民。 我們有個體會，凡能交給社會解決的，盡量給社會；需要市委市政府牽頭的，或需要社會和政府共同協商的，那政府當仁不讓。當然，社會共治也意味著社會主體需要更加充分地發育起來。目前最需要推動的是行業協會、企業工會、民間慈善、社會自治等各種類型的社會組織大發展，讓工青婦組織成為真正意義上的群眾組織，以具備條件實現中央提出的“完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社會管理格局。 而在規范市場秩序、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等方面，政府仍具有特殊的作用，特別是在幅員遼闊、發展不平衡的中國。因此，既要劃清政府權力邊界的有限性，更要發揮政府管理與服務的有效性，這也是“社會共治”的基礎所在。 【背景鏈接】 深圳社會建設 “五種理念” □社會建設是科學發展重要內容。 □社會建設與經濟建設同等重要。 □社會發展是城市發展重要支撐。 □社會創新是創新型城市建設重要范疇。 □和諧社會共建共享。 深圳社會建設 “六大重點” (一)著力改善民生、發展社會事業，讓人民群眾真正得到實惠。 (二)加強社區建設、發揮社區作用，夯實社會和諧的基層基礎。 (三)深化體制改革、大膽探索實踐，激發社會建設的活力和動力。 (四)強化社會管理、促進平安和諧，營造良好的城市公共秩序。 (五)擴大公眾參與、強化社會互動，形成各方共同參與社會建設的生動局面。 (六)培育家園意識、提升城市文化，為加快社會發展提供良好的文明環境。 (呂紹剛 張鐵) (責任編輯：白雪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