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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城市規劃家沒有舍棄《雅典憲章》的基本原則，而在一些重大問題上給予更新和補充，這就出現了1977年的《馬丘比丘憲章》。這兩個憲章是兩個不同歷史時期的城市規劃理論的總結，對全世界城市規劃都有相當的影響。 20世紀以來，人類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國際政治、經濟、社會結構發生巨大變革，科學技術長足發展，人文科學日益進步，價值觀念起了變化，這一切都對城市規劃產生深刻的影響。1933年的《雅典憲章》概述了現代城市面臨的問題，提出了應采取的措施和城市規劃的任務，是現代城市規劃理論發展歷程中的里程碑。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城市規劃家沒有舍棄《雅典憲章》的基本原則，而在一些重大問題上給予更新和補充，這就出現了1977年的《馬丘比丘憲章》。這兩個憲章是兩個不同歷史時期的城市規劃理論的總結，對全世界城市規劃都有相當的影響。但是，還有許多課題在探討中。現就一些較重要課題作如下簡要論述。
城市布局模式 產業革命后，城市內部結構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促使人們從理論上研究城市的結構和形態，尋求最佳模式。
有人認為城市宜集中建設。法國建筑師勒?柯布西耶1922年在《明日的城市》中主張充分利用技術成就，建造高層高密度的建筑群，使城市集中發展，以求得最好的生活環境和最高的工作效率，這種思想被稱為城市集中主義。有人主張城市宜分散建設。美國建筑師F.L.賴特提出的“廣畝城市”認為城市應與周圍的鄉村結合在一起，平均每公頃居住 2.5人，被稱為城市分散主義。這兩種城市模式影響甚廣。此外，有人從城市功能要求出發提出各種城市布局形態，如“帶形城市”、同心圓式的環狀城市、楔狀結構城市、多核心城市等；有人則從城市中各種系統的組織出發，宏觀地研究城市所在的地區的空間結構與城市形態的關系；也有人從微觀上對構成城市的單元細胞進行剖析來研究城市的形態。近年來，從系統觀念出發研究城市結構和形態的學者日益增多。
鄰里和社會理論 住宅及其環境問題是城市的基本問題之一。美國社會學家C.A.佩里通過研究鄰里社區問題，在20年代提出居住區內要有綠地、小學、公共中心和商店，并應安排好區內的交通系統。他最先提出“鄰里單位”概念，被稱為社區規劃理論的先驅。后來建筑師C.S.斯坦因根據鄰里單位理論設計紐約附近雷德布恩居住街坊，取得重大成功。雷德布恩式的街坊被視為汽車時代城市結構的“基層細胞”。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西方國家把鄰里單位作為戰后住宅建設和城市改建的一項準則。50年代蘇聯推行的居住小區同西方鄰里單位理論有一定的聯系。蘇聯的居住小區后來發展成為“居住綜合體”等形式。
鄰里單位理論本是社會學和建筑學結合的產物。從60年代開始，一些社會學家認為它不盡符合現實社會生活的要求,因為城市生活是多樣化的,人們的活動不限于鄰里。鄰里單位理論又逐漸發展成為社區規劃理論。后者認為，城市不僅要從建筑角度組織好住宅布局，而且要根據錯綜復雜的社會生活內容把住宅區作為社會單位加以全面規劃。與此相聯系的是居住社會學和居住心理學的發展。許多學者從社會學和心理學的角度綜合研究住宅建設和居住環境，例如研究社會因素和經濟因素同住宅建設之間的關系，預測住宅建設和居住環境建設的社會效果等等。
城市交通規劃 人們流動自由度的增大反映了社會的進步。城市規劃家應當考慮不斷變化的交通要求。產業革命后，城市的規模越來越大，市內交通問題成為城市發展中最大難題之一。交通技術的進步同舊城市結構的矛盾愈益明顯。英國警察總監H.A.特里普的《城市規劃與道路交通》(1943)一書提出了許多切合實際的見解。他的關于“劃區” (precincts)的規劃思想是在區段內建立次一級的交通系統，以減少地方支路的干擾。這種交通規劃思想后來同鄰里單位規劃思想相結合，發展成為“擴大街坊”(supper block)概念,試行于考文垂,直接影響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大倫敦規劃。此后，學者們提出了樹枝狀道路系統、等級體系道路系統等多種城市交通網模式。發展公共交通的原則現已被廣泛接受。城市交通規劃同城市結構和城市其他規劃問題息息相關，已成為城市規劃中的一項基本內容。人們對交通的認識，也從認識它的單純運輸功能進而認識到它對空間組織的意義和空間聯系作用，并了解到城市交通是土地使用的函數。對城市交通的研究也從就交通論交通發展到從城市環境的多種要求出發論交通。
城市美化和城市設計 在19世紀，由于城市的臟亂，提出了改善市容問題。1893年為紀念美洲發現 400周年，在芝加哥舉辦世界博覽會，芝加哥湖濱地帶修建了宏偉的古典建筑、寬闊的林蔭大道和優美的游憩場地，使人們看到了宏大的規劃對美化城市景觀的作用，影響所及，在美國掀起“城市美化運動”。博覽會總規劃建筑師D.H.伯漢姆后來主持舊金山、克里夫蘭和芝加哥等城市的總體規劃，并修訂了華盛頓規劃及其他城市的廣場、林蔭道、紀念性建筑的規劃。這反映了人們對美好環境的渴望和追求。不過從實際效果來看，這種單純追求城市外觀的規劃有很大局限性。原籍芬蘭的美國建筑師E.沙里寧就說，這些城市美化工作對解決城市的要害問題幫助不大，因為并不能為城市整體提供良好的居住和工作環境。沙里寧在奧地利建筑師席諦對城市形象所作的分析研究的基礎上提出“城市設計理論”，要求把物質環境設計放在社會、經濟、文化、技術和自然條件之中加以考慮，以創造滿足居民基本生活需要的良好環境。針對當時形式主義的習尚，他還提出了自由靈活設計、建筑單體之間相互協調、建筑群空間構成以及建筑與自然協調等一些基本原則。這樣，就將城市的美化與城市的各項功能要求有機地結合起來，使城市規劃思想進一步深化了。
20世紀50年代以來，城市設計問題除了從視覺藝術的角度繼續進行探索以外，還從心理學、社會學、生態學、人類學等角度進行更深入、更廣泛的理論研究和應用研究。城市設計的理論和實踐從追求美麗的城市發展到追求有效率的城市──更適宜于人們健康愉快地工作和生活的城市。
城市綠化、自然環境保護與城市規劃 與城市設計相聯系的是城市公園的規劃和建設。美國風景建筑師F.L.奧姆斯特德在1858年設計了紐約中央公園，后又設計了布法羅、底特律、芝加哥和波士頓等地的公園，這是有計劃地建設城市園林綠地系統的開端。實踐證明，在城市規劃一開始就應該將城市園林綠地系統的規劃納入其中。
城市的急劇發展，人工建筑對自然環境的破壞，促使人們日益重視保持自然和人工環境的平衡以及城市和鄉村協調發展的問題。“大地景觀(earthscape)”的概念開始引起人們的注意。有的城市規劃學者對此作了系統的闡述，引申出把大城市地區看作人類生態系統的組成部分等觀念。一些國家制定了有關保護自然環境的法令。美國1969年頒布的《國家環境政策條例》規定，重大的工程項目都必須提出對環境影響的報告，闡明由于工程建設可能導致城市環境質量、周圍居民生活條件、土地利用價值等的改變,以及準備采取的措施。現在,各國的城市規劃工作都考慮保護自然環境問題。
文化遺產保護與城市規劃 歷史紀念物不僅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文化瑰寶，也是全人類共同的文化財富。自古以來，遠見卓識之士都很重視文化遺產的保護工作。可是,近代由于城市迅速發展,許多古建筑和歷史名城不僅受到自然的侵蝕，而且更多地遭到人為的破壞。1933年《雅典憲章》較早地從城市規劃角度提出保護古建筑問題。國際博物館理事會(ICOM)、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及其所屬的文物保護和修復國際研究中心(ICCROM)等組織推進了這項工作。1964年的《保護文物建筑及歷史地段的國際憲章》（即《威尼斯憲章》）總結了這方面的理論和經驗；1975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舉辦“歐洲傳統城市保護年”；1976年的內羅畢會議建議保護城市的歷史地段；1979年在華沙召開的會議號召推動文物建筑的普查、立檔、登錄等工作。同時，各國保護古建筑的立法工作也有進展（見城市歷史建筑保護）。
由于這些工作的開展，人們深刻地認識到舊建筑、舊居住區在實用、經濟和藝術方面的長遠價值，開始以新的觀點研究舊城、舊區、舊建筑的改造問題。通過全面調查、精心規劃，把舊城、舊區、舊建筑合理地利用起來，使之既適應新的需要，又能保持城市的文化特性和地方文化的延續性，從而使城市規劃的觀念和程序也發生相應的改變。
區域規劃和國土規劃 城市的發展和城市問題的日益嚴重使人們逐漸認識到不能僅就城市論城市，必須從更大的范圍──區域的甚至國土的范圍來研究與城市有關的問題。自從P.格迪斯提出區域原則以后，區域規劃和國土規劃的實踐以1933年開始實施的美國田納西州區域規劃的成果最為卓著；大城市地區的區域規劃工作以紐約及其周圍地區規劃(1928～1930)較早，也較有代表性。40年代制定的大倫敦規劃在這方面有創造性的發展。后來，一些城市紛紛從商業、交通等方面從事大城市影響區域的研究，出現了區域科學(regional science)。
從區域角度對工礦區進行規劃，是區域規劃工作的一項內容。較典型的例子有英國頓克斯特城市規劃(1921～1922)和蘇聯頓巴斯礦區規劃等。對風景名勝區、休養療養地區進行規劃也屬于區域規劃領域。例如蘇聯黑海沿海地區和高加索礦泉地帶的區域規劃。
區域規劃工作的另一內容是對農村地區的研究。美國C.G.格爾平的《農村社區的社會剖析》（1915）是這方面研究的最早成果。1933年德國地理學家W.克里斯塔勒在《德國南部的地區中心》一書中分析了該地區鄉村的市場中心和服務范圍，提出了有名的“中心地理論”(central place theory)。他根據這種理論探索了農村中心的分布，城市商業、服務業的分布，以及區域規劃中的城鎮體系。
計劃經濟與城市規劃 與西方發達國家城市建設取得進展的同時，蘇聯和東歐國家計劃經濟的城市規劃成就也頗引人注目。社會主義國家城市的發展是統一計劃和引導的過程。計劃經濟制度，生產資料公有化，住宅建筑和一些公用事業作為社會福利事業，可使一系列城市設施有比較完整的規劃指標體系。在這種條件下，城市規劃的理論、方法以及實施和管理都有自己的特點。
蘇聯和東歐國家的城市發展戰略以國民經濟發展計劃和區域工農業發展計劃為前提。基本原則是：①在全國范圍內對生產力進行合理布局，即對不同地區的自然和社會經濟條件進行最優化的利用，同時改善各地區的生活條件。②縮小地區發展差異，規劃和發展整個國家的城鎮體系。建立并加強區域中心，以促進整個地區經濟、社會和文化的發展;加速農村居民點集中的過程,促使城市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向農村傳播；控制大城市的發展，使工業、住宅、交通的布局合理，保持集中帶來的經濟效益，而不影響城市環境質量。③對工業建設及其他經濟活動、交通、住宅、園林設施、公共基礎設施進行綜合規劃，均衡發展，注意其空間關系，力求在不影響經濟發展的前提下實現社會目標。50年代前期，蘇聯的城市規劃理論和方法對中國有一定影響。
城市規劃方法的發展 20世紀初,P.格迪斯提出“生活圖式”(notation of life)，從地理學、經濟學、人類學的觀點，就人、地、工作關系來綜合分析城市。他的名言“調查先于規劃，診斷先于治療”已成為城市規劃工作的座右銘。這種調查—分析—規劃的工作程序一直被廣泛采用。
城市規劃的方法，各國不盡相同，例如英國的發展規劃，聯邦德國的土地使用規劃（也稱總體規劃）和地區詳細規劃，蘇聯的總體規劃、近期建設規劃和詳細規劃。中國編制城市規劃，從50年代以來基本上采取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后國外流行的方法：先論證城市發展性質，估算人口規模；再確定土地使用方式，組織建筑空間結構，確定道路交通系統及其他主要市政工程系統等；然后編制城市總體規劃和城市詳細規劃。這種規劃基本上是一個物質環境規劃，為一個城市的未來各種活動安排空間結構，是一幅要在規定期限內（如20～30年內）加以實現的城市物質環境狀態的藍圖，用以指導城市建設。
經多年的實踐，人們越來越認識到上述規劃方法不能適應社會、經濟的迅速發展。基于對城市開放性──城市的發展與更新永無完結的認識，城市規劃界提出了“持續規劃”和“滾動式發展”的規劃思想，即主要著眼于近期的發展與建設，對遠景目標則不斷地加以修正、補充和調整，實行一種動態的平衡，從而拋棄了把城市規劃當作城市“未來終極狀態”的舊觀念。在這種認識下，出現了新的城市規劃方法，如英國在1968年用新的結構規劃和局部規劃的兩階段規劃方法代替原有的發展規劃或總體規劃。在規劃內容上除了物質環境規劃，還增加了經濟規劃和社會規劃，以實現城市的社會經濟目標，因此成為多目標、多方面的更為綜合的規劃。這種規劃方法仍在發展中。
(責任編輯：瑋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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