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過川劇“變臉”節目的人，無不為演員精湛嫻熟的技巧欽羨贊嘆。然而，時至今日，隨著我國城鎮化步伐的加快，這項舞臺上的節目卻經常在一些城市規劃的現實中上演。宏偉建筑剛建好不久，就面臨被拆遷的命運；大型廣場剛鋪設完畢，又傳來要被改建的聲音；此起彼伏的拆遷讓一些文物古跡永遠消失在人們的視野中，一些不倫不類的復古建筑卻拔地而起……城市規劃讓群眾目不暇接的同時，帶來的諸多弊端也日益凸顯。

　　專家指出，規劃浪費現象令人痛心，不僅直接造成了建筑壽命的縮短、巨額資金的損失以及由興師動眾引發的紛紛擾擾，而且也給政府信用帶來深遠的負面影響。

　　規劃是城鄉建設和管理的重要依據，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發揮著重要調控作用。小到一座村莊，大到一座城市，都離不開規劃先行。如果沒有科學合理的規劃，浪費必然隨之而至，破壞也不可避免。規劃浪費的原因何在，背后是否有腐敗黑洞，城市規劃到底由誰說了算……本期專題報道試圖破解這些困惑我們已久的問題。

　　有多少建筑可以推倒重來

　　拆了建，建了拆，規劃怎能像“變臉”

　　今年上半年，南京市有關部門宣布城西干道即將“變臉”的消息，頓時引起多方爭議。除了“800多棵大樹搬家”“私家車可能禁行”等話題外，爭議的最大焦點是：一條設計壽命50年的道路何以在僅僅使用了10年之后，就不得不重修？

　　也有聲音解釋說：南京城西干道當年是低造價解決了大問題，但現在噪音大、污染大、堵車多、事故多，政府就想到用改建地下隧道的方式，來徹底緩解這些問題。據悉，這一改造所需投資大約為23.5億元。

　　而就在一年前，上海市有關部門宣布拆除素有“亞洲第一彎”之稱的延安路高架外灘下匝道。當時，這道獨特風景線的“拆”與“不拆”，同樣引發了激烈論辯。但在打了一番“口水仗”后，許多人發現：起初“亞洲第一彎”的設計壽命長達50年，卻只使用了11年就宣告壽終正寢。于是，質疑的聲音隨之高漲，有人稱：“這是不是一種變相浪費呢？”

　　事實上，像南京城西干道、上海外灘下匝道這樣的“短命道路”還有很多，許多城市近年來相繼拆除了部分高架橋和立交橋，均遠遠低于其起初的設計使用壽命。上世紀90年代初，為配套廣西南寧邕江大橋修建的一座立交橋，由于設計不科學，非但沒有緩解交通擁堵，反而成了更大的瓶頸。在勉強運行17年后，當地政府不得不忍痛將這座原規劃設計運行時間為40年的立交橋拆除。

　　同樣的故事在不同的地方“接力上演”。2005年末，東北某大城市有關部門宣布，該市中心休閑廣場將重新建樓。5年前，位于此處的一棟危樓被炸掉，隨后投巨資建設了一座可供市民休閑的現代化大廣場。然而，僅在5年之后，這座廣場上卻又要重新建樓。

　　武漢市總占地10.8萬平方米的洪山廣場也很典型。為給新建的地鐵站讓路，武漢市軌道交通建設單位于2008年9月宣布將拆除這座華中地區最大的城市廣場。有資料顯示，8年前，洪山廣場改造修復所花費的資金超過1億元。加上洪山廣場1992年的建成開放，這塊土地在不到20年內已經歷了3次大規模“折騰”。

　　相距不到3個月時間，武漢市再次發生了“搭積木”風波：僅僅因為新建的武漢長江隧道攔住了入口，被譽為“城市名片”的漢派特色風情美食街――吉慶街東段幾乎成了一條死胡同，導致客流量急轉直下，當地政府為此不得不斥資4億元將這條改造不到6年的新街搬遷。

　　拆拆建建中的“浪費賬”觸目驚心

　　更耐人尋味的是，武漢長江隧道通車不到一年，不僅位于江北的吉慶街要整體搬遷，而且位于江南的11家汽車4S店也接到了洪山區三角路村綜合改造領導小組限時搬遷的通知，可謂兩頭不得安寧。

　　“通知”的理由是市政府關于城中村綜合改造的工作部署。但就在2003年前后，原洪山區三角路村成立武漢三角汽車貿易城園區對外招商，武漢友芝友、湖北紳寶、湖北三環華通等11家汽車銷售服務企業先后與三角路村簽訂了為期18年的土地租賃合同，每家企業平均投資3500萬元。

　　據了解，經營至今，這11家企業提供就業崗位2000余個，年銷售額達20億元，年納稅額約2000萬元，為5萬余名客戶提供汽車消費服務。湖北三環華通的一位負責人在接受記者采訪時憂心忡忡：如果全部一拆了之，數千萬元的固定資產投資無法挽回，同時會產生一系列連鎖反應。

　　在我國中部一座城市，一個新建的居民小區恰好成了當地輕軌規劃的必經之路，涉及的4棟樓必須拆除。一旦成行，這意味著住了不到3年的近200戶業主將面臨拆遷之憂。據了解，小區規劃在2005年完成，而國家發改委對這一輕軌工程的批復則是在2007年，小區規劃顯然要早于輕軌。無論結果如何，這件事情都沒有贏家，一方面業主需要重新購買裝修房子，另一方面建設單位要付出一筆巨額賠償費用，其中的浪費可想而知。

　　國內生活在城市里的人們，大都留有道路“開膛破肚”的記憶：剛鋪完供暖管線，又被拉開鋪設供水管線，不久再次拉開鋪設煤氣管線。以東北一省會城市為例，2004年全市挖掘道路114條，鋪設了119公里長的地下管網；僅隔一年，又完成229公里長的地下管網建設，挖掘道路達214條，許多才填實的道路又被拉開。

　　武漢科技大學城市建筑學院院長符永正教授說，“拉鎖路”的出現，主要是受城市經濟實力和管理體制因素的影響。特別是后者，各種專業管線管理部門體制不一，其投資計劃、時間、資金來源同地方政府不一致，進而導致各管線專業部門盲目建設情況嚴重，在規劃的源頭上就已經造成了浪費。由于國內地下管道都采用埋填方式，一旦壞了就要全部挖開，而國外很多地方是開放式的隧道，隨時可綜合修理。

　　各地城市建設起初都遵循“規劃”，問題的關鍵在于這些合法的“規劃”可以隨意更改，最終造成了巨大浪費。東南大學建筑學院周琦教授僅以拆除一棟樓為例：直接成本包括建筑材料、人工成本、建設的能源消耗等，以及拆遷時需要消耗的能源、材料、人工、建筑垃圾的運放、空氣污染、水電資源等；在城市變成一個大工地后，對老百姓生活質量的影響，以及改善這些環境需要付出的種種間接成本則難以計數。

　　規劃浪費背后的行政成本不容忽視

　　2002年初，武漢“外灘花園”這一經過有關部門立項、審批的住宅開發項目，因違反了國家有關防洪法規被起爆拆除，政府為此付出了數倍于其上億元投資的代價；幾乎就在同時，備受關注的南京紫金山“觀景臺”被人工爆破，數百萬元的國有資產白白流失……多少年過去，這些遠去的爆破聲猶在耳際，警醒各地的“規劃之筆”。

　　近年來，由于規劃問題引發的群體性事件出現上升的苗頭，各地規劃建設系統的“群體性上訪事件應急預案”也隨之出爐。南方一特區城市的法制局曾在一份文件中提到：我市發生的多起住宅小區業主因不滿市政道路建設規劃而到市政府、省政府、北京市上訪，甚至還發生了游行示威、堵塞交通干道的事件。

　　由規劃浪費引發的拆拆建建，使老百姓和納稅人的血汗錢打了水漂，也給各地政府帶來了高昂的行政成本，進而影響政府信用。周琦還有一個身份是美國建筑師協會會員，他說：“我在美國芝加哥市住了6年，芝加哥現在的城市規劃是1887年做的。芝加哥之前是個小鎮，1887年被一場大火給燒了，后來就做了一個城市發展規劃，現在建設還是依照這個規劃，沒有大的變化，那張規劃大圖至今還掛在市規劃局里。”

　　反觀我國絕大多數城市，都或多或少發生過歷史建筑在“規劃”中被拆除的事例。南寧市規劃局局長封寧說，當初“為了發展”，根據“規劃”大拆大建，哪想到今天保留老建筑老景觀才是最大的發展，有一些地方保留下來了，“碩果僅存”，或被評為世界遺產，或被列為景觀勝地，財源滾滾，這讓那些拆除老建筑的個別地方眼紅了，又開始投巨資恢復重建。如此不負責任的拆拆建建，難道不需要深思嗎？

　　江蘇省海門市委書記曹斌對此表示：“規劃浪費是最大的浪費！”近年來，海門十分注重城市發展規劃，斥資5000萬元做了28個規劃，從城市建設到建筑風格都涉及，以“多留遺產少留遺憾”為目標，要“建一棟大樓樹一塊豐碑”。更令人可喜的是，這里的規劃都以法規形式固定下來，專門提交人大審議，確保從源頭杜絕“規劃規劃、墻上掛掛”的現象。

　　需要指出的是，城市發展規劃與中國的城市化、工業化進程之間的矛盾，也是當前造成規劃浪費的一個客觀原因。周琦教授說，我國近30年間，城鎮人口由15%左右增長至45%左右，速度之快令人驚訝，決策層、學術界對此都沒有充分的思想準備。上世紀80年代，我國很多城鎮大規模建設五六層的房子，沒有電梯、沒有停車場、不節能，可現在城鎮要發展，便面臨拆遷，大量設計壽命七八十年的房子，還不到20年就要推倒重來。其中的浪費驚人，留下的教訓慘重！本刊記者戴勁松何豐倫王駿勇

　　不科學、不合理的城市規劃造成了社會資源的巨大浪費。究竟是什么原因導致了這些“規劃”的出籠？又是誰作為“幕后推手”導致了規劃浪費現象頻頻發生？誠然，我國城市化速度之快在世界上沒有先例的特殊國情是一個重要的客觀因素，但也不能否認那些造成規劃浪費的主觀原因。有關專家對此概括為：長官意志導致的“政績規劃”、利益驅動導致的“商人規劃”、盲目崇洋導致的“過度規劃”和缺乏法制意識導致的“隨意規劃”。

　　長官意志過強導致“政績規劃”

　　記者發現，時下，在一些城市，不具備相關專業素養的市長儼然變成了“首席規劃師”。有關專家指出，權力凌駕于科學之上，地方決策者的長官意志過強，導致“城市發展觀”出現偏差，形成所謂的“政績規劃”，是當前規劃浪費的關鍵原因。

　　東南大學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總規劃師段進教授認為，城市規劃容易出政績，政績驅動型的規劃又難免不科學，由此造成的浪費比建設中的浪費要大得多。一些地方決策者也想把城市經營好，但其發展觀、政績觀出現偏差，對城市的性質、功能定位、發展目標等存在認識誤區，貪大求洋，而對城市的品質、品位以及市民的舒適度缺乏應有考慮。

　　為了追求政績，許多地方不顧實際盲目跟風嚴重。段進介紹說，規劃領域在全國范圍內已先后經歷了幾次跟風。一開始是搞開發區，一哄而上；接著搞大廣場、大草坪，互相攀比；后來又搞大學城，大中城市都上馬；再后來就搞國際化大都市，紛紛喊出豪言壯語；后來又搞CBD，連中小城市都在跟風，有的小縣城規劃CBD動輒就搞一兩個平方公里，而國外真正國際化大都市的CBD也不過三四平方公里。前段時間流行玻璃幕墻，一些日照強烈的城市也在跟風，帶來很多光污染。眼下又開始流行城市生態區建設，一挖幾個平方公里的水面，號稱“水生態”，其實很多地方是不切合實際的，完全沒有必要。

　　在一些城市，城市規劃猶如某些領導手里的橡皮泥，想怎么捏就怎么捏。一些地方政府領導為了追求政績，盲目擴大城市規模，急功近利，造就了諸多勞民傷財的“政績工程”“形象工程”“短命工程”，甚至出現邊規劃、邊設計、邊施工的“三邊工程”。段進為此深感痛心：“這樣單純為了政績而出臺的規劃怎么可能會符合科學發展觀呢？而且，把每個城市都弄得千篇一律，缺乏個性，難以做到因地制宜，從而造成了巨大浪費！”

　　地方利益驅動導致“商人規劃”

　　一些地方迫于城市發展和市場競爭的雙重壓力，再加上利益驅動，一味遷就投資商、開發商，不惜降低規劃門檻甚至犧牲規劃來換取引資，任由開發商左右城市規劃，這是造成規劃浪費的又一大原因。

　　隸屬中治集團的國家一級注冊建筑師徐祖麒認為，某些地方政府以及相關部門為一時的GDP千方百計地迎合開發商，甚至出于私人利益考慮與開發商沆瀣一氣，導致招商引資和城市開發缺乏統一規劃。“一些地方哪塊地可以拿出來開發是由開發商說了算，一些地方的工業用地和居住用地混在一起，有的高污染企業甚至就建在兩個別墅區之間，把城市面貌搞得亂七八糟，城市功能也紊亂不堪，如此怎能保證規劃的科學性？”徐祖麒說。

　　東南大學建筑學院周琦教授說，因規劃布局不合理造成巨大浪費早有教訓，上世紀80年代的長三角地區以及現在中西部不少地方，為經濟發展在短期內提速而降低規劃紅線、忽視產業布局，一些高污染、高耗能的企業紛至沓來，看似解決了就業，拉動了市場，但等到企業要轉型升級、合并淘汰時，卻又帶來了難以估價的經濟損失。

　　2004年，臺灣一家大型開發公司到某市考察投資，當地政府承諾“要哪塊地都可以給”。公司老總卻尋思：地方重視倒是重視，但也說明這里容易“朝規夕改”，讓人不放心。后來這位臺商最終選擇在蘇州工業園區投資開發，他認為這里講規矩、重規劃，值得信賴。

　　盲目崇洋思想導致“過度規劃”

　　在規劃領域，崇洋的思想作祟，信奉“外來和尚會念經”，也在很大程度上助長了規劃浪費。

　　當前國內不少城市幾乎成了外國建筑師的“試驗場”，由他們主導的一些標志性建筑至今仍存在爭議。武漢大學城市設計學院院長張在元教授曾表示，國內規劃領域有個奇怪現象，一些地方凡是重大規劃動不動就要舉行國際性的招標會，這本身沒有什么問題，但是有的地方僅僅是把“有外國人參加”當作基本要求。為此還曾鬧出笑話：一家外國規劃設計公司受邀參加一個規劃評審會，會上發現該公司派出的一名參會人員竟然對規劃一問三不知。原來他是這家外國公司從大學“租用”的留學生，單純出來撐場面。

　　段進說，國外建筑師不熟悉國內各地的具體情況，大都迎合地方決策者的口味。比如景觀設計，我們崇尚的是尊重自然，而外國公司可能會花很多錢玩噱頭，搞“過度設計”，大量使用昂貴的花崗巖、大理石，搞豪華噴泉、華麗燈具等，看起來是富麗堂皇，實際上鋪張浪費，而且還在一定程度上破壞了生態環境，變相造成浪費。

　　法制意識缺失導致“隨意規劃”

　　由于缺乏法制保障，規劃變動的隨意性太大，一任領導一個規劃，也是導致規劃浪費的一大“禍因”。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林家彬認為，我國城市規劃正面臨的一大困境就是城市規劃科學性很難保證，特別是對政府作用和市場功能的模糊界定阻礙了城市發展，在城市建設中的公眾參與機制不夠完善，導致審批程序與實效性存在矛盾。

　　段進指出，城鄉規劃法的出臺，可以說從法制層面上有了遏制規劃隨意性的抓手，但一些地方決策者“把規劃當政績”的觀念還根深蒂固。每個領導都想有所建樹，首先想到的往往是在城市建設上尋求突破。幾乎每個領導上臺，都要有重大的城市發展結構調整，久而久之，就會引發浪費。換一任領導就變一次規劃，今天決定城市重心向南邊發展，明天又說要向北擴張，規劃一變，基礎設施建設投資方向就跟著變，帶來的浪費就不可避免。

　　他分析說：“國外很多城市的發展規劃數百年沒有大的改變，這一方面是因為當初的規劃設計科學，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即執行嚴格，保障了規劃的嚴肅性。比如美國的華盛頓，200多年都沒有大變動，一直按照城市的中軸線在發展，荷蘭阿姆斯特丹等城市也是這樣。這些城市給人的感覺很協調，古老與現代巧妙融合，層次分明。而國內不少地方，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像交通擁擠，今天建高架橋，明天改地下隧道，重復建設，勞民傷財。”本刊記者王駿勇戴勁松何豐倫

　　一方面，當前國內許多城市的規劃浪費正引發一系列社會問題，另一方面則是與規劃浪費密切相關的腐敗官員相繼浮出水面。無論是眾多投入使用時間不長就推倒重來的建筑項目，還是近幾年來連續爆出“規劃腐敗窩案”的現狀，無疑都在敲響警鐘：要切實推動一個城市的科學發展，就必須從制度上逐步完善，以建立確保城市規劃嚴格遵守和依法執行的“防火墻”。

　　“浪費”與“腐敗”往往密不可分

　　隨著近年來各地案件查處力度加大，一些城市規劃中的浪費現象與官員腐敗之間的關系日益清晰。“成都紅楓半島花園和錦城豪庭腐敗案”是其中一個典型的案例。位于成都市金牛區的迎賓大道是該市近年修建的窗口大道，可建成后的部分路段卻顯得怪模怪樣：兩邊的綠化帶不對稱，一邊粗一邊細，細的那邊正在建兩個樓盤，名為“紅楓半島花園”和“錦城豪庭”。這一明顯成為城市景觀“毒瘤”的建筑規劃項目，恰恰是在時任成都市規劃局副局長徐俐、袁鋒手中審批通過的。

　　辦案機關調查表明：位于迎賓大道東段南側的“紅楓半島花園”項目，其會所超越紅線5米；位于迎賓大道西段南側的“錦城豪庭”項目的1號樓超越紅線10米。兩個違規項目共侵占綠地面積1.09萬平方米，使迎賓大道本來規劃的20米綠化帶縮水至10米，影響了迎賓大道作為成都市窗口大道的景觀效果。在這一城建規劃腐敗案中，徐俐先后收受了36萬元人民幣和2萬美元以及其他財物，而袁鋒收受了3萬多元人民幣。

　　四川省檢察機關一位負責人說：“"浪費"與"腐敗"往往密不可分。主宰城市規劃大權的官員朱筆一揮，展示成都形象的窗口通道――迎賓大道頓然縮水走樣，不僅嚴重影響景觀效果，而且還導致兩幢新修高樓被炸毀，直接經濟損失達3000多萬元。”

　　規劃腐敗引發規劃浪費趨增

　　2008年11月，重慶市規劃局原副局長梁曉琦被法院判死緩。他在為官10年中，以增加商業設施用地、減少公共服務設施用地等方式，為多家房地產開發公司謀取巨額利益，受賄1589萬元。此外，共有7名廳局級官員卷入此案并先后獲刑。

　　原青島市規劃局局長張志光通過“幫助”開發商擅自提升“容積率”大牟私利。“容積率”即總建筑面積與用地面積的比率，建筑面積越大，開發商利潤越多。據辦案人員調查，張志光于2000年11月至2003年10月擔任青島市規劃局副局長、局長期間，利用職務之便，為有關單位和個人在房地產項目建設規劃手續的審批等方面牟取利益，先后96次非法收受38個單位和個人送給的人民幣、美元、銀行卡、購物卡、筆記本電腦等財物，共計折合人民幣860余萬元。

　　在原云南省交通廳副廳長胡星案中，胡星也是通過“規劃之手”來牟取非法巨額利潤的。為讓其弟的公司拿到“金碧陽光”樓盤，胡星通過規劃局在昆明市出臺規定：二環路內實行“只拆不建”政策，土地原則上用于綠化、道路、公共設施等，一般不得進行商品住宅項目開發，“容積率不得超過3.0”。但在“金碧陽光”順利辦完各種手續后，便立即大肆違規開發，樓盤容積率高達4.90。

　　不難看到，經過腐敗官員違規批建的樓盤，都成了這些城市規劃建設中的敗筆。留學美國的建筑工程景觀學博士徐慶成痛心地說：“起初規劃建設的樓盤保持一定容積率，是為了將樓盤與整個城市的園林景觀融為一體，但由于規劃部門個別腐敗官員的貪婪，直接導致了城市整體景觀的破壞，最終大都難逃推倒重來的命運。”

　　多重手段斬斷規劃腐敗的根源

　　規劃、政法等領域的多位專家學者在接受采訪時呼吁，只有通過多重手段完善制度，才能割斷當前城市“規劃”和“腐敗”的“臍帶”。

　　首先，將規劃方案市場化，解決長期以來困擾國內規劃設計市場“有市無場”、監管機制缺位、競爭無序的問題。將城市未來50年至100年的規劃方案、規劃區范圍內除保密等特殊項目外的建設項目、建筑設計方案，全部納入規劃設計有形市場，實行設計方案國內外公開招標。規劃部門在對規劃強制性指標進行剛性管理的前提下，給予非強制性指標以充分的市場彈性，以市場化手段激勵規劃建筑設計師發揮創造力。

　　其次，將規劃方案進行“全民聽證”和“有效聽證”，通過互聯網、專題聽證會等多種手段，最大限度地收集民意。各地應面向社會建立“聽證代表庫”，每逢聽證會便采取搖號形式抽選產生代表。進庫人士接到通知后，如果沒時間參加，還可以繼續搖號產生下一位代表。聽證代表的資格應該最大限度地放寬，并確定參與聽證的相關利益人、非直接利益人、政府部門的代表比例，以使得聽證能夠得到最大限度的公信力。

　　再次，將規劃使用的土地地塊實現“從時間到空間”的細分細化，遏制地方政府“賣地沖動”。明確每年可以動用的土地地塊，具體到土地的位置、土地面積、使用的方式，并將拍賣土地的金額全部上繳國庫，中央財政根據地方經濟發展水平和社會綜合發展狀況，逐年下撥部分資金，這就截斷了地方政府“吃地財政”的利益驅動。

　　另外，對規劃實施“倒查制”，將規劃項目完成情況，每年一個小周期，每3至5年一個大周期進行回顧、倒查，通過在互聯網上公布、聽證會聽證，引進紀檢監察部門、檢察機關等，對規劃完成情況、涉及部門和個人進行審查，杜絕“有規劃無執行”、“有實施無反思”等弊病。本刊記者何豐倫王駿勇戴勁松

　　短評：城市規劃也要尊重民意

　　國慶前夕，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第八次來到四川地震災區考察時，要求將北川新縣城建設規劃于網上公布，接受全國專家和網民們的評頭品足。這一“曬規劃”之舉將廣泛收集民意并接受監督擺到了顯要位置：與其將來挨批評、受埋怨，不如在正式興建前就把方案公之于眾。

　　應該承認，國內城市由于規劃問題導致的“短命建筑”太多太多。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增長提速，我們確實有加快城市改造和建設的迫切心情，但在這一過程中，也不能忽視由于規劃不科學、不嚴謹，甚至隨意、人為想象造成的規劃浪費。這些城市規劃中的嚴重失誤豈能用一句“交學費”就輕松帶過？畢竟交這筆“學費”的，不是規劃決策者，而是全體市民。

　　在城市規劃出臺前，首先需要明確的究竟誰是城市的主人。城市的主人不僅是市長、規劃師，更應該是天天工作與生活于其中的普通市民。規劃，就是要給生活在這里的人提供更加宜居的環境和平臺。但現實中，我國許多城市規劃一直陷入“屁股決定腦袋”的尷尬境地。諸多城市規劃，往往缺乏民意的參與，缺少專業人士的主導，而被一些地方長官和開發商所操縱，一些規劃師、設計師已經淪為“聽話”的繪圖員。

　　一個城市發展的規劃與成千上萬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關，因此，出臺一個規劃之前，必須充分考慮老百姓的意見，先將其公之于眾，提前聽聽群眾的批評和建議，找出規劃所存在的問題和不足，使之更加科學、更加全面、更加透明。城市是人民的城市，而決策者的權力是人民賦予的，要從發展理念上樹立“規劃是全體市民的事”的觀念。

　　在我國一些地方，城市規劃往往不具權威性，甚至會隨著官員的任免、調動而“朝規夕改”。搞好城市規劃當務之急必須要有過硬的監督和管理措施，以保證規劃不被權力和特殊利益集團扭曲。同時，“曬規劃”不能一曬了之，還必須從法律層面上確保城市規劃的貫徹和實施。如何保障廣大群眾有充分的知情權、參與權和監督權，如何有效遏制官員亂插手、房產商暗地操縱城市規劃的現象，這是我國城市規劃今后應該努力的方向。中國規劃網武漢8月19日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