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白塔寺地區(qū)俯瞰（資料圖）  被列為“危改拆遷”地塊的原宣武區(qū)“大吉片”胡同區(qū)一角，康有為故居坐落于這里的米市胡同。 本報記者 盧旭 攝  原宣武區(qū)的老墻根胡同  胡同人家  張旺胡同19號院內景  “老北京”文古清的蝸居
2010年7月1日，國務院正式批復了北京市政府關于調整首都功能核心區(qū)行政區(qū)劃的請示，同意撤銷崇文區(qū)和宣武區(qū)，將其分別并入東城區(qū)和西城區(qū)。這樣，原來的北京舊城四區(qū)被合并為東城、西城兩個行政區(qū)域。 合并：能否救舊城保護于水火？ 四區(qū)合并再引舊城保護話題 關于北京市此次調整行政區(qū)劃的目的，官方表述為“四個有利于”，即：有利于推進區(qū)域均衡發(fā)展；有利于提高核心區(qū)的承載能力和服務水平；有利于加強歷史文化名城的整體保護；有利于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 這是北京市自1958年以來規(guī)模最大的一次行政區(qū)劃調整，此舉也引發(fā)了眾多的爭議和質疑。不過，最突出的矛盾以及爭議的源頭，還是集中在北京這座歷史文化名城的保護與發(fā)展問題上。 北京市常務副市長吉林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通過推動首都功能核心區(qū)行政區(qū)劃調整，使行政區(qū)劃與城市區(qū)域功能相協調，可以增強市、區(qū)兩級的科學調控能力，解決崇文區(qū)和宣武區(qū)歷史文化名城保護資金不足的矛盾，在更大范圍內對舊城進行統一規(guī)劃、建設和管理，從而改善歷史文化名城保護與發(fā)展之間的矛盾，實現對歷史文化名城的整體保護。 舊城保護的最后一次機會？ 對很多人來說，古老而不乏煙火氣的街道，哪怕是老宅里一面山墻、一口老井、一棵石榴樹，都維系著他們的記憶和情感，但對于記者采訪到的一些原崇文和宣武地區(qū)的居民來說，他們更關心的還是合并后是否能從東城、西城得到經濟上強有力的幫助，從而改善自身的生活質量和居住環(huán)境。 “西城區(qū)有錢，合并后應該能把我們這兒給改造改造，當然好了。”對于四區(qū)合并的做法，居住在宣武區(qū)老墻根胡同的關先生說。40年來，他一直居住在這個由四合院改造而成的大雜院里。“這里擠了20多家人，我們一家三口，就這10平米，日子難過啊。”關先生感慨道。“早就想搬了，可沒錢買房，只能將就著唄。”最近，關先生聽說大雜院所在的區(qū)域要拆遷，能拿到一筆合理的補償款，足夠在外城買套房子，這成為他現在最大的期盼。 而與居民們“恨不能早拆”的心理迥異，對于四區(qū)合并，專家們最關注的是：這樣的行政區(qū)劃調整，是否有利于更好地保護舊城風貌。 一位專家將這次行政區(qū)劃調整稱之為北京舊城保護的“最后一次機會”。他擔心，四城區(qū)合并后特別是初期的調整階段，一些歷史街區(qū)的保護和管理可能會產生“真空地帶”，稍一疏忽和放任的話，本已支離破碎的北京舊城歷史風貌將受到更大的毀壞。 曾參與編制《北京城市總體規(guī)劃（2004-2020）》的清華大學建筑學院副院長毛其智認為，從積極的角度出發(fā)，北京市政府的“四個有利于”以及“區(qū)劃調整后可以集中力量加快老城區(qū)改造，加大歷史文化名城保護力度”的提法，還僅僅是政府單方面的美好愿望。“希望媒體和公眾能予以鼓勵和督促，爭取向好的方面發(fā)展。”毛其智說，從客觀上看，四區(qū)合并為兩區(qū)僅是政府管理形式上的改變，如果不從根本上轉變思路，仍將發(fā)展經濟作為第一位，則北京舊城歷史文化環(huán)境被破壞的趨勢還將繼續(xù)。 爭議： “失魂落魄”的老四合院 已歷經數百年歷史的舊鼓樓大街，位于老北京城的中軸線上，它從北至南，筆直整齊地把北京內城劃分為東城和西城兩個區(qū)域。 胡同和四合院，是最能代表老北京城歷史的兩種物質文化形態(tài)。雖然歷經自然和人為的種種磨難，如今，舊鼓樓大街兩側仍舊分布著成片的胡同和四合院。在眾多的胡同中，張旺胡同普通得有些默默無聞，而坐落于其中的19號四合院，在左側一座由四合院改建而成的現代化賓館的映襯之下，更是顯得破敗落寞。 從外面看，19號院仍保留著傳統北京四合院的形貌：坐北向南，青磚碧瓦，朱紅色大門偏居東南一隅，在樹木的掩映下顯得莊嚴靜穆。但當邁進院內時，映入眼簾的則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傳統四合院平緩開闊的幾進院落式格局早已蕩然無存，影壁、游廊都已被拆除；正房、廂房南北左右對稱的格局也已被分割成眾多雜亂封閉的小空間；院子里，各種私搭亂建、奇形怪狀的建筑物使得整個院落顯得擁擠不堪——即使是保留下來老四合院，也已失了當年抖擻的精氣神兒，顯出一片破舊雜亂的景象來。 “我們對胡同生活早已厭煩” 文古清是一位頗具文人氣質的技術工作者，從祖父那一輩起，他們家就搬進了19號院。他告訴記者，這座建于晚清時期的院落原是清朝翰林郭則云的宅第。這位翰林的傳奇之處在于“他的第一任妻子是林則徐的孫女，第二任妻子是俞平伯的姐姐”。文古清說，祖父在1954年攜家搬到此處，1966年“文革”開始后房子被充公，之后就變成了如今的大雜院，共住著20多戶人家。他們一家三口現在只擁有其中的兩間房子。 談及北京胡同和四合院的保護，文古清有許多自己的看法，“我并不是反對保護胡同和四合院，但首先要弄清楚究竟要保護什么！現在標準的北京四合院已經很難見到了，即使有，也都變成大雜院、棚戶區(qū)了。” 文古清表示，出于各種用途，仍舊殘存的四合院被私搭亂建得不中不洋，不倫不類，居然還出現了二層樓的別墅式四合院甚至高層“四合樓”。“搞得胡同變成胡弄，四合院變成四不像。” 在文古清看來，“亭臺樓閣塔殿宇”才是中國傳統的建筑精華，四合院在建筑技術上并無太大研究借鑒價值。“當初梁思成所說保護傳統建筑其實指保護有考古價值的千年古跡、經典建筑，如明清以前的廟宇、北京老城墻和箭樓等。他從來沒有說過要保護這些胡同和四合院。” “我們對這樣的胡同生活早已厭煩，而一些專家卻甘之如飴，鼓吹保留。”文古清有些激動地說，“誰不想住進設施齊全的樓房？當然，一些人怕搬到遠郊區(qū)縣，工作、生活不方便，極個別的老人擔心動遷后住樓房，腿腳不利落上不去，不過，要是能讓兒孫不再受這份窩囊罪，就算是90歲老人都愿意搬遷。” 他們就該甘當“活化石”？ “當多數人都住進生活設施現代化、干凈整潔的樓房時，卻讓老城區(qū)的胡同居民扮演原始生活的活化石、活標本，以供參觀使用，這不公平。” 文古清說，修復一些典型的四合院供參觀游覽就可以了，“其余大小雜院應該全部拆除，這是我以及周圍鄰居的一致呼聲。” 隨后，在文古清的陪同下，記者先后走訪了張旺胡同以及西城區(qū)的國旺胡同、國華胡同和豆腐池胡同，并了解到：張旺胡同在中軸線上原有的三四座傳統四合院，現被北京標準件二廠拆毀，建起了多座高大水泥廠房，占了胡同的一半還多；國旺胡同以北是上世紀50年代以來建起的簡陋廠房以及簡易樓，現因建地鐵八號線正在拆遷；豆腐池胡同的“敕建重修清凈宏恩觀”（俗稱“娘娘廟”），幾十年前被用作沖洗鋼鐵盤條的酸洗車間，毀得傷痕累累，缺鼻損目，而這條胡同的一半，則被已經廢棄的東城區(qū)職工業(yè)余大學舊址占據…… “對于這些不倫不類的建筑群，拆除才是保護。”文古清認為，而今北京胡同內現存的大多并非是原汁原味的四合院，而是上世紀60年代至80年代的“垃圾型建筑”。 在此過程中，記者與多位胡同內的居民進行了交流。與文古清的觀點相仿，他們都認為胡同內這些民居不是四合院，居住環(huán)境臟、亂、差，沒有多少保護價值。“你們不要看了，這根本就不是四合院，就是些大雜院”。88歲的劉大爺誤認為記者是來參觀的游客，誠懇地對記者說。而在記者身旁，一輛輛人力車載著三三兩兩的中外游客陸續(xù)經過，留下一道道充滿好奇的目光…… 相比之下，居住在宣南熒光胡同的張先生則溫和一些。“說實話，我也不喜歡現在這種居住環(huán)境，但我覺得不一定非要通過拆遷的辦法解決，政府可以出錢來對胡同和四合院進行修繕，改善我們的居住條件。”張先生說，這些胡同和四合院都代表著一段歷史，完全拆掉確實可惜，但他同時表示，不贊同有些專家所主張的一成不動的保護，“歷史是要保留，但我們的生活條件同樣也要有改善。” 北京市政協委員、北京師范大學民俗學與文化人類學研究所教授萬建中與張先生的觀點相似：“舊城是要保護，但居住在其中的居民也有享受現代化生活的需求，舊城保護應該與現代化建設同步發(fā)展。” 困惑： 發(fā)展與保護，如何協調？ 舊城風貌仍在惡化 “我要來看北京城，是因為全世界只有這一座古城，這里既有最好的城市規(guī)劃，又有最壞的城市規(guī)劃。”一位英國學者曾經如是說。他的“最好”，指得是13世紀元大都的營建規(guī)劃，而“最壞”，則是指今天。 盡管這位英國學者的觀點值得商榷，但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北京這座古老的都城現今所面臨的窘境。一座具有3000年建城史、800年建都史的城市，如何在實現現代化、建設國際化大都市的同時，盡力維持城市原本的歷史文化風貌？ 近年來，北京市在古都風貌和文物保護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如積極健全法律法規(guī)體系、加大舊城風貌保護力度、逐步推進舊城人口外遷等。在文物保護方面，北京市歷年來共分3批公布了43片歷史文化保護區(qū)，其中舊城內達到33片。 “但整體來看，舊城風貌仍在持續(xù)惡化，情況不容樂觀。”據北京市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聯合調研組提供的資料顯示，目前北京舊城保護存在的問題主要是：城市核心區(qū)功能過多，人口、交通壓力過大，使得舊城風貌保護和改善民生的難度越來越大；大量文物保護單位被機關團體和居民占用；舊城內的胡同數量持續(xù)減少。 有關研究顯示，1949年北京舊城胡同有3250條，1990年有2257條，2003年只剩下1571條。目前劃定的33片保護區(qū)內僅有600多條胡同，其他胡同尚未被列入重點保護范圍，數量還在減少。近年來，舊城中一些胡同和已變成大雜院的四合院居住的外來務工人員增多，管理無序，有可能淪為新的城中村；一些文物的周邊，超高建筑不斷出現，“建設性破壞”相當突出，城市天際線和舊城整體風貌遭到難以修復的破壞。據2006年清華大學根據衛(wèi)星影像圖做出的分析報告顯示，在經歷了持續(xù)的拆除后，舊城僅殘存約四分之一。 為何居民喊拆 專家喊留 北京城的保護與發(fā)展是一對長期存在的矛盾。在走訪的過程中，記者發(fā)現，對于這個問題，在專家、居民和政府三者之間，同樣存在復雜的分歧與矛盾。 從歷史責任感出發(fā)，專家們主張盡可能完整地保存舊北京風貌，并認為，舊城保護不僅要保護故宮、天壇等物質性的歷史建筑形態(tài)，更要保護以胡同和四合院為典型代表的老北京人的生活狀態(tài)。北京市文物局局長孔繁峙也表示，只要是舊城范圍內的平房、四合院等傳統建筑，即便不是掛牌保護院落，也“絕不能拆”。 而對于生于斯、長于斯的四合院居民來說，專家所描述的那些宏大敘事，距離他們相當遙遠，最貼近、最現實的還是自身居住環(huán)境和生活質量的改善。在頗受關注的“名人故居”的拆遷糾紛中，相較于專家們激烈的反應，梁思成女兒梁再冰、魯迅周氏家族后人都沒有對故居的拆遷表示出太多關注，也沒有過多介入。同樣淡漠的還有當地住戶，“給錢合適就搬，不合適就不搬”是他們最真實的想法。一位曾于2007年采訪過東四八條拆遷事件的記者說，相對于私房主，大多數公房承租居民對于當地的歷史與文化價值并不關注。《紐約客》駐北京通訊記者何偉曾在文章中這樣寫道：“這些年，有些反對拆遷的抗議和訴訟，但這些爭議都傾向于局部化，人們抱怨政府減少了他們的補償費，他們也不喜歡搬到遠郊區(qū)，但幾乎沒有一個普通北京人對這城市的滄桑巨變表達關注。” 而政府則在經過“發(fā)展壓倒保護”這一狂熱階段后，逐步回歸到理性思考。《北京城市總體規(guī)劃（2004-2020年）》中，即對歷史文化名城的保護作出規(guī)定：“重點保護舊城，堅持對舊城的整體保護”；“保護北京特有的‘胡同—四合院’傳統的建筑形態(tài)”；“停止大拆大建”；“推動房屋產權制度改革，明確房屋產權，鼓勵居民按保護規(guī)劃實施自我改造更新，成為房屋修繕保護的主體”。 對于舊城保護中的拆與不拆，九三學社北京市委員會一篇相關調研文章中的觀點或許更為中肯。文章認為，當前舊城保護存在著認識上的誤區(qū)，被動式的消極“保護”代替了動態(tài)式的積極保護，出現了愈舊愈保、愈保愈破的現象；存在等靠思想，忽視民生問題，致使舊城區(qū)胡同內建筑質量急劇惡化，居民的生活質量、居住環(huán)境長期得不到明顯改善。對此，必須堅持有機更新歷史文化保護區(qū)的工作理念，在尊重歷史文脈的基礎上，科學合理地更新，實事求是地看待文保區(qū)優(yōu)劣并存的客觀實際，堅持“精華必保、破敗必治”的有機更新理念，把保護精華和更新落后真正落到實處。 疏散之后的隱憂： 社會資源再分配？ 疏散舊城人口密度，減緩舊城壓力是保護舊城的前提之一。在疏散舊城人口方面，目前舊城四區(qū)采取“結對子”的方式，在其他區(qū)縣安排定向安置房源，鼓勵人口外遷。目前相關區(qū)縣已進行對接，東城對接順義、西城對接昌平、原宣武對接豐臺和大興、原崇文對接朝陽。其中西城區(qū)的首個定向安置房源位于昌平回龍觀。崇文區(qū)安置房源則位于朝陽定福莊。 但現實卻并不如“結對子”這樣簡單而又理想。對于搬遷居民來說，他們最擔心的是搬遷后還能否享受到城里優(yōu)質社會資源。 東城區(qū)轎子胡同68號，是一個典型的老北京四合院，青磚平房里住著賀大媽等6個人。 賀大媽說東城區(qū)拆遷安置房位于順義，這讓她很是猶豫，“四合院雖然條件不如樓房，但位于市中心，生活便利，孫子上學、兒子上班，自己看病都方便。”她擔心一旦搬遷，就再也享受不到這些便利了。 住在東城的市民顧先生也說，搬到順義，房子雖然大了，但相應的物業(yè)費、取暖費也多了。住平房沒有物業(yè)費，取暖費還可以報銷2/3。另外，將來的交通費也是一筆不小的開銷。 對此，北京市住建委表示，舊城居民如果自愿外遷，政府可給予安置房源或進行補償。如果不愿意外遷，原先破舊的房屋也將得到修繕。同時，原城四區(qū)也將把教育、醫(yī)療等優(yōu)勢資源向人口疏解的輸入區(qū)同步轉移。對此，有居民建議，應先建好配套設施，讓舊城居民心甘情愿外遷。 思考： 舊城保護何去何從？ 價值觀和文化導向很重要 事實上為保護胡同與四合院，二三十年來專家與政府花費了不少心思，效果卻并不樂觀。 “北京舊城保護的現狀是‘每況愈下’，局部有所改善，整體仍在繼續(xù)惡化。雖然這一結論“不太好看”，但卻是國內外學術界和遺產保護機構的共識。” 毛其智認為， 存在問題的首先是一些官員“發(fā)展”壓倒一切的決策體制， “重利輕義”，重眼前、輕長遠的價值觀，GDP導向的官員考核機制，以及發(fā)展中的眾多深層次矛盾。政府對城市建設環(huán)境的愿景是“現代化”，對歷史遺產和傳統城市環(huán)境的價值觀也缺乏應有的文化教育和價值導向。 或許正如文古清所說的那樣，如果保護后的胡同、四合院成為了鑲著鋁合金、塑鋼門窗，充滿現代商業(yè)氣息的小賣鋪，或者是海內外富豪大亨們大門緊閉的私家花園，又或者是有錢人們晚間的停車場，那保護的意義又何在呢？ 或可借鑒國際經驗 著名文保專家徐湖平認為，文物保護在國外不外乎幾種模式，一種是“羅馬模式”，保留古城，建設新城。一種是“古巴模式”，即國家?guī)椭恍├辖ㄖ某钟姓哌M行房屋修繕，然后將一樓開發(fā)出來，二樓由持有者繼續(xù)居住。還有一種是日本的“明治村模式”。“明治村”是日本一座集中明治時代建筑藝術和文物的博物公園，自1965年開放以后，日本各地要拆除的明治時代建筑物中有價值的都移建或改造于此。村內有57座建筑物，包括縣廳郡舍、學校、醫(yī)院、銀行、工廠、監(jiān)獄、教會、住宅等。各建筑物中，不僅家具陳設如舊，還展出許多與建筑有關的資料和明治時代的歷史資料，使其成為日本明治時代社會的縮影。 在去年兩會上，全國政協委員、國家文物局局長單霽翔提交提案，建議借鑒國際上歷史性城市保護的成功經驗，在保護歷史城區(qū)整體環(huán)境和文化遺存的前提下，完善市政基礎建設，改善人居環(huán)境，探索小規(guī)模、漸進式、微循環(huán)、居民參與的日常養(yǎng)護和整治方式。 而不管最終北京舊城保護采取哪一種模式，一個無法回避的事實是，這種“維新”與“守舊”碰撞下的隱痛，還要持續(xù)很長一段時間…… （實習記者：郭人旗） 中國規(guī)劃網北京8月25日電 (責任編輯：白雪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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