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武漢，就不能不提到清朝洋務派重臣張之洞。這位追隨曾國藩、李鴻章的洋務派巨頭，最早提出了“大武漢”的構想。也因為洋務派的不懈努力，武漢在近代得到了巨大的發展，贏得了“東方芝加哥”的美譽。但武漢的真正大發展、大飛躍始于改革開放時代，改革開放極大地解放了生產力，也讓充滿荊楚文化底蘊的武漢人更加意氣風發。武漢人于是又把“建設國家中心城市，復興大武漢”提上了議事日程。

　　2012年8月，根據麥肯錫咨詢公司調研成果，美國《外交政策》雜志發布《2025年全球最具活力城市排行榜》，武漢位列第11位；2013年9月2日，《第一財經周刊》2013年第33期“新一線”之王提到，杭州、天津、成都、蘇州、武漢等十個城市在未來具備成為“新一線”城市的潛質；2014年1月26日，仲量聯行“上海和武漢位列全球城市活力榜單前五位”一文指出，武漢因其“快速城市化的城市”特色位列榜單第五位，舊金山、倫敦、迪拜、上海位居四強。武漢發展之神速，確實令人耳目一新。

　　“大武漢”，既有“有容乃大”的文化氛圍，恐怕也有“大而無當”的社會落差。這里既有“惟楚有才”的文化積淀，并讓湖北、湖南、安徽、江西等省自然而然形成一個楚文化經濟圈，武漢也因此而得天獨厚，成了中部經濟區的中心；這里更有長江所提供的巨大交通便利，京廣高鐵、滬成高速公路等在武漢交匯，讓“武漢平臺”具備了“天時、地利、人和”。而武漢人的“九頭鳥”大名在外，卻又時不時令人生發出“聰明反被聰明誤”的感慨。的確，楚人是從深山老林里走出來的古老民族，他們有吃苦耐勞的精神、奮斗求生存的意志和刻苦鉆研、一飛沖天的思想抱負。但他們又害怕別人瞧不起自己，處處防備別人，而且還善于用鬼神巫術來算計別人，形成了氣量小、胸懷狹窄的民風，容不得別人比自己高明，比自己成功。

　　從這個意義上說，“大武漢”的復興，經濟是基礎，文化才是關鍵。想當年上海和深圳異軍突起，憑的固然是政策優惠，但更是因為全國人民的鼎力支持。深圳原本只是個小漁村，卻一下涌入了幾百萬外地人，在這里白手起家，創造了深圳奇跡。同樣，上海的快速發展，也與各地優秀人才東進上海關系密切，很多受過很好教育的人前來上海創業，成為“新上海人”，雖經歷了幾年磨合期，但幾百萬上海人與兩千人外來人還是成功融為一體。

　　“大武漢”的復興，同樣也需要兄弟省市人民的共襄盛舉，尤其有賴于中部幾省人民的積極參與，共同的楚文化血脈是粘合劑，但也需要武漢人懷著“有容乃大”的胸襟，才能讓武漢發揮更大的磁吸效應，也讓武漢對中部地區起到更大的輻射作用。反之，如果做不到“有容乃大”，恐怕只會讓中部其他地區對武漢敬而遠之，甚至不無可能演成歷史上那種“楚才晉用”的鬧劇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