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城鎮化的問題主要集中在以下六個方面的不協調、不同步：城鎮化滯后于工業化；人口城鎮化滯后于土地城鎮化；城市建設滯后于城鎮化速度；城鎮住房建設滯后于人口增長；農民工的身份轉換滯后于職業的轉換；城市管理滯后于城市發展。

　　在6月27日由艾豐經濟發展研究院主辦的“首屆中國創新發展論壇”上，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甘肅省原省委常委、副省長石軍這樣闡述了自己的觀點。

　　在他作的《新型城鎮化“新”在哪里？》主旨演講中認為，新型城鎮化“新”在思想認識的提升，前行路徑的優化，運作方式的轉變。過去人們簡單地認為“城鎮化”就是增加城鎮人口，減少農業人口，提高城鎮化率。近年，隨著人們對城鎮化理論內涵認識的不斷加深，人們逐步認識到，“城鎮化”是伴隨工業化發展，非農產業的城鎮集聚，農業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自然的歷史過程，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是國家現代化的重要標志。

　　中國社科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魏后凱在演講中表示，當前中國已經進入城鎮化戰略轉型期，未來的工作重點是要全面提高城鎮化的質量。到2020年中國的城鎮化將達到60%左右，到2033年中國城鎮化將達到70%左右，未來中國的城鎮化還有20年快速推進的空間。根據估計，2040年中國城鎮化將達到75%左右，到2050年將超過80%，預計我國城鎮化的飽和度可能為85%。也就是說，在2050年的時候中國的城鎮化基本穩定，未來的城鄉結構基本保持穩定狀態。

　　在他看來，目前我國城鎮化推進速度比較快，已經超過了53%，但是城鎮化的質量很低。一個關鍵的問題是中國的城鎮化是與市民化相分離的，我國現在2.4億人的市民化程度只有40%左右，下一步推進城鎮化的重點、難點是推進市民化。在2025年之前解決市民化的問題，使市民化與城鎮化同步。

　　與會專家學者們認為，城鎮化是一個在現代化社會中，城市與農村共同發展的結果。

　　為了達到我國城市與農村的和諧發展，魏后凱認為，一要在城鄉一體化的背景下去看待新型城鎮化的問題；二要促進以新型城鎮化來引領城鄉發展一體化。在這一過程中，他提出，推進城鎮化不能以犧牲耕地、犧牲農業現代化為代價，城市的繁榮不能建立在農村衰落的基礎上。中國的城鎮化存在“城市病”，也出現了“農村病”，未來城市病和農村病應該同時治理。解決“城市病”主要在于全面推進城市轉型，解決“農村病”的核心是建設現代化的社會主義新農村。

　　他提醒，應該注意城市和農村差異化的發展，使城市更像城市，農村更像農村。 中國存在著復雜的“二元結構”，城市和鄉村是一個二元結構，城市內部有城中村，棚戶區，城市內部的二元結構也在不斷凸顯，大城市的不斷膨脹和擴張帶動中小城市在發展中也出現了二元結構。協調、解決這些二元結構中的問題也是城鎮化需要解決的問題。除此之外，建立有利于城鄉一體化的體制機制，建立城鄉統一的就業制度，建立城鄉統一的社會保障制度，建立城鄉一體的社會治理制度，這一系列的制度建設也是指導新型城鎮化的關鍵所在。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論壇傳達出這樣一個思想：中國的各個部門，如發改委、國土資源部、能源局等在進行規劃時，應該真正做到統一，包括規劃時期的統一和整體布局的統一，使中國的規劃形成“一盤棋”。

　　對于中國城鎮化的布局規劃，各位學者和企業負責人在會上多次提到：城鎮化問題一定要“以人為本”。要做到“以人為本”應該注重城市和農村發展過程中的實際問題，針對現實問題進行全局性地規劃和調整，任何經驗性的、脫離現實的指導思想和解決問題的辦法都是“空中樓閣”。

　　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在會上就我國城鎮化工作提醒說，對于中國城鎮化的發展，應該用預測值作為目標，進行季度調整，不要用增長率作為硬性指標，避免工作中出現路徑依賴問題，應該更加靈活地面對和處理城鎮化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