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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新記者 王玲 實習記者 吳嘉思 2014年6月，主題為“可持續(xù)發(fā)展的宜居城市：共同的挑戰(zhàn),共享的方案”的世界城市峰會在“花園城市”新加坡召開，期間，李光耀世界城市獎頒給了中國蘇州。 此前，中國城鎮(zhèn)化的最新規(guī)劃——《國家新型城鎮(zhèn)化規(guī)劃（2014－2020年）》已出臺，給中國未來一段時間城鎮(zhèn)發(fā)展劃出了藍圖。規(guī)劃提出，要加快綠色城市建設、推進智慧城市建設、注重人文城市建設。 智慧城市方面，近200個試點已經誕生，更多城市躍躍欲試；生態(tài)城市上，中國也正和新加坡開展著國家層面的合作——中新天津生態(tài)城；業(yè)內人士認為，蘇州在綠色城市和人文城市方面做的很突出，因此獲獎。 為何蘇州，而不是其他中國城市，獲國際獎項的青睞？如何看待中國的城鎮(zhèn)化以及期間提出的眾多城市概念？新加坡又是如何成為可持續(xù)、宜居城市的典范的？帶著這些問題，財新記者專訪了世界城市峰會常務理事黃來福（Larry Ng）。他是一名建筑師，身兼多職，也是新加坡市區(qū)重建局建筑和城市設計部主任。 蘇州堪為全球城市典范 財新記者：今年李光耀世界城市獎的得主是中國蘇州，它最打動的你有哪些地方? 黃來福：蘇州很多方面都具有創(chuàng)新力，它是當代都市的典范，既富有活力，又很好地保存了傳統(tǒng)——歷史古城平江的風貌。世界上很多高度發(fā)展的城市拋棄了它們的歷史和文化特色，但是蘇州用各種途徑把它們保留了下來。蘇州在整頓環(huán)境方面也做得很好。 還讓我驚奇的是，拆遷農戶的時候，蘇州實行了“一換三”政策，一家拆遷戶被能分到三套房子，一套給房主，一套給父母，一套來出租，由此保證他們的收入。 此外，蘇州還是一個熱門的移民城市，他們平等地對待原城市居民和移民，包括住房和教育，這非常好。很多城市的沖突發(fā)生在城市移民相關事宜上，因為這些移民并未融入城市之中。 財新記者：今年共有多少中國城市申請了這一獎項？ 黃來福：作為頒獎方，我們不會向外透露申請城市的具體信息，因為這樣會讓落選者感到尷尬。這樣做的目的是，當落選城市準備好時，它們可以再次申請。我們強調獲獎城市和特別提名城市，是希望他們的成功經驗可以被復制，無論是在發(fā)展中城市還是發(fā)達城市。 財新記者：作為建筑師，你對去過的中國城市印象如何？ 黃來福：我以蘇州為例。當蘇州被提名為獲獎城市的時候，它有很多創(chuàng)舉供其他中國城市學習。快速崛起的城市有很多城鎮(zhèn)化問題，如污染、高房價、交通擁堵等,所有這些問題都需要制度來解決，這就是我為何說蘇州做的很好。比如，他們將新的CBD選在金雞湖建，這樣老區(qū)的文化遺產和歷史古跡就得以保存。 其實每一個城市都可以成為典范，但是蘇州在文化和藝術更勝一籌。 財新記者：你從眾多城市，可能也包括其他中國城市中選了蘇州，視其為中國城鎮(zhèn)化的典范之一。你又是如何看待中國的城鎮(zhèn)化進程？ 黃來福：我們挑選蘇州，并不是讓蘇州僅僅成為中國其他城市中的模范，而是成為包括全球發(fā)展中和發(fā)達城市共同的典范。 城鎮(zhèn)化早期，每個城市都要考慮自己所處的背景環(huán)境，有什么資源，有什么問題，畢竟每座城市都不一樣，不能隨便復制他人,需要動員整個社會來解決這些問題。無論是中國城市，還是西方城市，還是亞太地區(qū)的城市，這些典范城市，如蘇州、紐約、畢爾巴鄂以及特別提名獎城市的首創(chuàng)，都有值得其他城市學習的地方 城市為人設計 財新記者：新加坡被譽為“花園城市”或是“花園城市”，你認為哪些因素促成了這個城市的成功？ 黃來福：首先，我把新加坡的成功歸功于第一任總理李光耀，當李光耀1965年任職時，就致力于把新加坡打造成一個擁有潔凈空氣、純凈水源、良好住房的綠色花園城市。在后來的四五十年中，我們一直延續(xù)他的思路。 但更重要的是要知道挑戰(zhàn)是什么，這因城市而異，需要遠見，以樹立長期目標，不能只關注短期收益。 例如，你看現(xiàn)在新加坡的濱海灣（Marina Bay），如果不是我們所謂的“概念規(guī)劃”（Concept Plan），關注四五十年的發(fā)展，這個計劃又在上世紀70年代被重申，我們不會如此幸運地擁有它，這個地方可以和世界其他地段媲美，它擴大了新加坡的中心商業(yè)區(qū)。到2020年甚至2027年，濱海灣依然是城市的領頭羊，引領新加坡發(fā)展。所以遠見和長期發(fā)展計劃是非常重要的。 財新記者：在中國的城鎮(zhèn)化進程中，征地矛盾不斷，新加坡是如何解決這一矛盾的？ 黃來福：歷史上看，公共基礎設施建設非常重要，只要不是為了公眾利益，我們就不拆遷。現(xiàn)在，我們規(guī)劃的很多地方盡量不涉及征地。 第一屆李光耀世界城市獎得主畢爾巴鄂，一度被洪澇毀壞，政府并不擁有所有土地，他們建立了一個委員會，包含聯(lián)邦、省、城市各級以及土地的利益相關者。 我認為政策需要解釋清楚，這很重要。百姓要參與，了解行動的目的。蘇州實施了“一換三”政策，拆遷只用了四個月的時間，這是一項紀錄，如果采用“一換一”政策，就不會有這樣的效果。 財新記者：新加坡征地過程中有哪些典型的沖突事件？ 黃來福：我不記得具體的事件，但可以肯定，會有一些問題，沒有皆大歡喜的事情，無論征地還是其他，總有一部分人不滿意。 我覺得，有時候受歡迎的政策并不一定對每個人都有利，所以好的政府需要判斷、決定這些政策。要考慮國家，城市和居民的整體利益。 如果你看世界上的城市，你總會問他們背后是誰？比如，畢爾巴鄂今年3月去世的那位市長，他擔了40年的市長，他見證了所有的創(chuàng)舉，并確保所有的目標都得以實現(xiàn)，他很成功。 市長之間的傳承和學習也非常有用，因為市長在城市的發(fā)展中起到了領導作用。所以說，好的城市治理是所有城市成功的決定性因素。 財新記者：相對充分知情權和賠償，新加坡百姓真正參與決策的部分是否少些？ 黃來福：我們制定關鍵計劃時，社區(qū)都參與進來，他們給想法，我們得到反饋(通過在線注冊咨詢、針對目標群體的公開咨詢、小組討論和展覽等)，再計劃。事實上，我們確實根據(jù)他們的建議改進計劃。 對我來說，可持續(xù)發(fā)展要考慮三方面：經濟、環(huán)境和社會。其中，經濟和環(huán)境容易掌控，需要投入創(chuàng)新力；社會的可持續(xù)性是最具有挑戰(zhàn)性的，同時也是最重要的。所以，每一個成功的城市，都會把社會因素考慮進去。 我們也這么做了，因為城市是為人而設計，當你真正以人為本的時候，就實現(xiàn)了讓人們快樂生活在城市的目的。 財新記者：你提到了城市概念，最近 “智慧城市”的概念在中國很流行。新加坡人曾熱烈討論“智慧城市”么？ 黃來福：新加坡的智慧城市就像可持續(xù)性城市一樣。1965年，我們討論什么是可持續(xù)時，并沒有指出“這個行為是具有可持續(xù)性的”，但是我們實施的所有舉措都是可持續(xù)性的。為什么？因為新加坡缺乏資源，必須合理利用有限的資源。 同樣，很多年來，我們都在研究技術怎樣推進可持續(xù)發(fā)展。比如，現(xiàn)在車站坐車，你可以看到站牌上面表明哪路車何時會到，我們已經做到了這個。但是，近年來，智慧城市的概念才被正式提出。 事實上，運用社交網絡，你可以解決很多問題。有了一個問題，然后你轉發(fā)，阻止了這個問題的發(fā)生。智慧國家是通往可持續(xù)發(fā)展的一條路。另一個方面，現(xiàn)在很多人都注意到適應力。可持續(xù)力和適應力是城市重要的變化趨勢。 (責任編輯：白雪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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