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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森林而言,任何一個國家,都強調它的經濟和社會生態效益。然而,要做到這兩點同時并進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而在這方面,西方發達國家比我們前進了一步。盡管東西方的森林經營國情不一樣,從他們那里,我們仍然可以獲取一些可供借鑒的經驗和教訓。 法國英哈森林研究所主任redeFric今年6月也來到云南騰沖參加有關多功能森林可持續經營的研討。今年4月,他曾邀請哈爾濱市林業局副局長鄔可義、中國林業科學院副研究員吳水榮等一行9人,去法國“英哈森林研究所”和德國弗萊堡大學考察,從法國的次生林經營,德國的近自然林經營,中方專家受到很多啟發。而中方近年來在這方面的成效也得到對方的稱許。雙方從各自國情、林情出發,對科學經營管理森林,交換了許多有益的話題。 中國的森林面積是法國的10多倍 蓄積量只有法國的4倍 英哈森林研究所主任redeFric把中、法兩國森林面積和蓄積量進行了對比。他認為,中國的森林面積差不多是法國的10多倍,蓄積量只有法國的4倍,人均占有則更少。“一般來說,社會主義國家森林經營管理的都比較好,為什么中國是例外呢?” 哈爾濱市林業局副局長鄔可義解釋說,社會主義中國在建立初期,經濟、技術都非常落后,我們幾乎沒有自己的林學理論。由于社會制度的不同,加之歷史的原因,西方國家對中國封鎖了近30年。迫不得已,在森林經營與管理上,我們只能向當時同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原蘇聯學習。可是原蘇聯的國情、林情與我國有天壤之別,他們是人少林多,森林經營一次200年后才能輪伐,在200年的漫長時間里森林可以得到自然恢復。我們是人多林少,加之經濟建設對木材的大量需求,每隔二三十年就要對森林采伐一次,尤其是采用以獲取木材為主要目的“法正林”的經營體系經營森林,對森林的利用強調過大,頻度過高,造成了對森林比較嚴重的破壞。“我認為主要是對森林經營道路的選擇上出現了偏差。不過現在情況正在好轉。” 那么,中國的好轉在哪些方面?鄔可義總結道,從國家層面上,實施了天然林保護工程,建立了森林生態補償制度,較大幅度的調減了木材產量,讓森林休養生息。從技術層面上,我們正在學習推廣“近自然森林經營”、“森林生態系統經營”、“多功能林業”等世界先進的森林經營理論和技術。從實踐層面上,我國建立了多個森林經營實驗示范區,進行實驗探索,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比如,從1998年開始,在黑龍江省哈爾濱市就建立起了3.8萬公頃的森林經營實驗區,當時實驗區森林總蓄積是365.5萬立方米,公頃蓄積只有96.6立方米,由于轉變了經營方式,學習借鑒了歐洲的“近自然森林經營”的技術和理念,按照自然法則,兼顧生態和經濟兩個方面同時不受到影響,實現二者平衡的經營方法。實驗的效果非常明顯,從森林的質量和生長量這兩個指標看,包括環境和生物多樣性都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12年采伐林木40萬立方米,消耗蓄積54萬立方米,12年后保有蓄積520.6萬立方米,凈增森林蓄積155.1萬立方米,公頃蓄積達到136.4立方米,凈增58.5立方米,林業經濟得到發展,森林生態環境得到改善。 2020后中國增加4千萬公頃森林面積 13億立方米森林蓄積量一定能做到 鄔可義說,中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發展經濟對我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但經濟的發展對環境造成一些壓力和影響也是必然的,正像歐、美等經濟發達國家所經歷的發展過程一樣,這是不可逾越的階段,但是,中國作為負責任的世界大國,胡錦濤主席、溫家寶總理在哥本哈根世界氣候大會上承諾,到2020年爭取二氧化碳排放將比2005年下降40%—45%,增加4000萬公頃森林面積,增加13億立方米森林蓄積,是一定要做到的,這也是中國向法國學習的目的。 森林作為陸地生態系統的主體,承擔著生態安全的使命,把森林經營好,從生態學的角度看是對世界的貢獻。這是雙方的共識。鄔可義說:“我并不認為從森林中獲取木材,發展經濟和維護森林良好的生態系統,存在著不可調和的矛盾。二者是可以統一的。這個統一就是培育高質量的森林。” 從中國的經驗看,只要經營方法對頭,堅持通過培育森林獲取木材,而不是通過破壞森林獲取木材,森林就會越經營越好。把森林經營好了,森林質量提高了,經濟和環境就都好了。這兩個目標是完全可以綜合實現的。 (責任編輯:白雪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