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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張永峰 上海世博會臨近，城市生活和城市文化越發(fā)引起人們的關注。世博會的舉行為我們提供了深入思考城市文化的排斥性和包容性的契機。一提起城市文化的排斥性，人們很容易想起城市對農(nóng)村人的排斥。對于大都市來說，排斥的范圍還不僅限于農(nóng)村。比如，在北京人看來，北京以外的人口，都是“外地人”，外地人這個稱謂不是一種客觀的描述，而是含有等級差別的意味；上海的邏輯也一樣，非上海市區(qū)的人口都是“鄉(xiāng)下人”。但有意思的是，并非所有“外地人”或“鄉(xiāng)下人”都要排斥，如果是富豪、明星，那情形卻要相反。這樣說來，地域性的排斥與階層差別聯(lián)系在一起。 城市生活中的地域性排斥并非自古如此，它其實是現(xiàn)代化的產(chǎn)物。在傳統(tǒng)社會，不同地域形成不同的生活方式和風俗習慣，各個地域的生活有相當?shù)淖灾餍裕r(nóng)業(yè)為主的生產(chǎn)方式?jīng)Q定了商品、人口的流動不會很大，不存在全國性的商品、人力市場。農(nóng)村人不會非要往城市里跑，城市的生活方式也不是人們普遍效法的對象。那時的城市因政權建制和商業(yè)、手工業(yè)、服務業(yè)的聚集而形成，城市是五方雜地，并不會排斥外來人口。比如《水滸傳》里的武大，從清河縣搬到陽谷縣城賣炊餅，并未見當?shù)匕傩赵趺磁懦馑浯蟊缓嵸|是階級壓迫。 中國在列強侵略下進入現(xiàn)代社會后情形有些不同，在廣大農(nóng)村衰敗破產(chǎn)的同時，一些沿海沿江的大城市出現(xiàn)畸形繁榮：即一方面是權貴富人的奢華摩登；另一方面是廣大窮人的貧窮痛苦。前者如《上海摩登》里的情景再現(xiàn)；后者如《駱駝祥子》中的生動描寫。如果當時只有上層人的摩登生活才是城市生活的代表，那么下層人的確是被排斥在外的，但這種排斥是城市內(nèi)部階層間的排斥，并不是地域性排斥。以駱駝祥子為例，他從農(nóng)村跑到北京拉車，他的生活悲劇由社會動亂、勞動力價格低廉、社會毫無保障體系造成。祥子的悲劇表明當時的城市已病入膏肓。祥子這樣的人，在當時難免會遭到有錢有勢階層的歧視欺壓，但并未遇到普通市民百姓的排斥歧視，而且恰好相反，北京姑娘虎妞要哭著喊著嫁給他。為何這樣呢？因為那時普通市民百姓和祥子一樣不享受城市的任何福利保障。 建國以后，新的政權著手城市生活重建，祥子這樣的下層勞動者都在新的生產(chǎn)、分配、社會保障體制當中獲得了一個安穩(wěn)的位置，祥子的悲劇結束了。與此同時，廣大農(nóng)村隨著農(nóng)業(yè)合作化的推行，也建立起一套生產(chǎn)、分配、社會保障體制。但是，因為當時廣大農(nóng)村需要承擔城市工業(yè)化的巨大成本，為城市工業(yè)化做出貢獻和犧牲，農(nóng)村的生活水平和福利待遇遠低于城市。這樣難免會造成農(nóng)村人口自發(fā)地向城市流動，為了防止這種流動，國家出臺了嚴格的戶籍制度，這樣城鄉(xiāng)二元體制最終建立起來。隨著城鄉(xiāng)二元體制的建立，城市人的身份認同和集體優(yōu)越感也建立了起來。 這些年來，與農(nóng)民進城打工的洶涌浪潮同步，中國社會開始階層分化。城市人口在保持身份認同和優(yōu)越感的同時，城市內(nèi)部階層間的排斥漸趨明顯，地域性排斥與階層間的排斥糾纏在一起。這從城市居民的空間分布很容易看出來。不同的階層住在不同地段，隨著中心城區(qū)的房價越來越貴，不屬于富人階層的人群，逐漸被排斥到城市外圍邊緣地區(qū)。這樣，只要看一看你在城市所住地段，就能大概知道你的階層所屬，不同階層被空間化了。空間化的依據(jù)是金錢，金錢把城市的居住空間安排得井井有條。 以上簡單追溯了城市生活中地域性排斥與階層間排斥的形成過程與社會基礎。這為思考城市生活與城市文化的包容性提供了必要的參照和依據(jù)。促進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不同地域生活之間的對話，是世博會的一個目標，也是建構海納百川的城市文化胸襟、建設和諧世界的必要途徑。只有深刻認識到當今城市生活中種種排斥機制的存在基礎和形成原因，才能找到打破這些排斥機制的良方，建立真正具有包容性的城市生活和城市文化。實際上，城市生活中每一種排斥機制都離不開文化的幫襯，比如，張愛玲對“畢竟是上海人”的津津樂道，周立波對“咖啡文化”的夸夸其談，都有意無意地為地域性排斥推波助瀾。而如果能用歷史的眼光看問題，周立波那種“咖啡文化”與“大蒜文化”的本質判斷自然就會收場。如今，努力打破城鄉(xiāng)差距、消除貧富分化、改善民生，是建設城市生活包容性的根本所在，所以，我們所需要的城市文化正是有利于此的文化。 (責任編輯：瑋鋒)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