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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2011年度人口發展報告》近日正式公開發布。《報告》顯示，南京去年人口已達到818萬人，常住人口規模已逼近適度人口規模；人口區域分布不平衡明顯，人口結構矛盾增大，少子化、老齡化、家庭小型化給養老、醫療、教育帶來了很大壓力…… 針對報告所呈現的南京人口“市情”，如何應對“城市病”？本報深度報道組記者專訪了南京市人口管理干部學院潘金洪教授。 人口政策要服務城市定位和產業方向 潘金洪，法學博士，英國牛津大學訪問學者，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學院教授，學報編輯部主任，長期從事人口社會學研究和公共政策研究。 記者：近日正式發布的《南京市2011年度人口發展報告》顯示，去年我市常住人口已達818萬人。而該報告對南京的適度人口規模預測是，到2015年880萬人左右，2020年1060萬人左右。常住人口規模已逼近適度人口規模。您怎么看待這一組數字？ 潘金洪：我們不能機械地看待城市人口的多少，脫離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談人口多了還是人口少了意義不大，關鍵還是看人口規模與城市的經濟結構、城市生態、管理水平是否匹配。不同的經濟規模、結構，不同的城市社會形態，不同的城市管理水平，所能容納的人口是不一樣的，單看人口數字的多少不一定很有針對性。深圳、香港、以及國際上的紐約、東京人口很多，人口密度很大，但是他們的城市運行良好。而很多中小城市，雖然人口不多，但是由于經濟不發達，社會管理、交通管理、環境保護落后，依然不適宜居住更多人口。 記者：是不是可以這么說，我們要先確定城市定位和產業發展方向，然后再有針對性地調整人口政策？ 潘金洪：兩者是相互作用的。城市的人力資源存量和人才發展戰略，影響城市產業結構的定位和選擇；城市的經濟規模、結構、類型、城市福利水平決定了對不同人口的推力和拉力。勞動密集型、智力密集型還是消費休閑型的城市，所吸收、容納的人口數量和質量是不一樣的。作為南京來講，有很好的基礎走“創新驅動、人才引領”的道路。第一，南京高校眾多，又是省會城市，無論基礎設施、經濟條件、未來潛力，對人才都是有吸引力的。第二，原有科技力量比較強，為創新企業提供了知識的支撐；第三，南京是一個開放型城市，吸引海外高端人才也有一定基礎。找準了城市定位，下一步的關鍵是不斷突出它，并依據它調整我們的人口政策。 記者：南京還面臨一個人口分布不均衡的問題。鼓樓、白下區的人口密度已經超過北京，而溧水縣城離主城區只有四五十分鐘的車程，卻只有30萬人。 潘金洪：在城市化早期，特別是在城市公共交通不舒展、不發達，城市優質資源配置集聚主城區的時候，這種人口分布不均衡現象是難以避免的。隨著城市可持續發展理念的引入、城市公共交通條件的改善，城市優質資源的科學配置，未來的南京城市是不是還是這種格局，那就未必了。在城市規劃發展過程中，我們要多一點系統思維，多一點綜合知識，對城市發展既因勢利導，又主動調節，而不是等問題很嚴重了再被動調整。 記者：我市的多中心化和新城發展已經緩解了過去非常突出的人口過度聚集問題，江南八區人口密度由郊縣的15倍降至了8.7倍。 潘金洪：是的。隨著地鐵1號線、2號線的投入使用，主城區人口開始向地鐵沿線擴散，促進了江寧新城、河西新城、仙林新城的快速發展，緩解了主城區的人口集聚壓力。未來，隨著地鐵線的增加成環，形成產業集群與人口分布匹配發展，南京主城區人口過渡集聚問題可以得到緩解，南京城將更有活力、更有魅力。 記者：但媒體也一直在討論“潮汐現象”，不少市民下班趕回位于新城的家，早晨上班再趕進城，也增添了交通的壓力。 潘金洪：這涉及到我們城市規劃的深層次問題，就是我們剛才在前面提到的，南京在發展新城區的時候要考慮產業集群，由產業分布帶動人口分布，減少因城市規劃不當帶來的過大的上下班人流、車流。如果城市優質資源配置過度聚集，城市規劃只單純考慮人口分布，甚至“為了分流而分流”，那就會帶來“住”與“職”分離，“人”與“戶”分離，“親”與“子”分離。 規劃應該是一種根據經濟社會發展因勢利導的行為。理想的狀態應該跟著產業布局、商業中心、文化中心或政治中心配置，由它再引導人口的合理分布。也就是在規劃時，要在當地形成完整的社會生態，讓新城成為能夠自我循環的生態系統，而不是依附在主城身上的細胞，這樣才能避免人口在老城和新城之間來回做“鐘擺式”的流動。 均衡的人口發展對社會和諧最有利 記者：南京的人口結構也在發生顯著變化。目前我市老齡人口已達9.20%，位居副省級城市第5名，少年兒童比重則明顯下降。家庭明顯出現小型化、離散化、少子化、老齡化。我們應當怎樣看待這一趨勢？ 潘金洪：隨著社會經濟發展，少子化、老齡化、高齡化已經成為國際共性問題，同時老齡化也是人類面臨的嚴峻挑戰。 南京市的高齡、少子化的趨勢越來越明顯，我市社會經濟發展帶來的生育率下降和計劃生育政策帶來的生育率下降正在產生疊加效應，對于這種疊加產生的人口結果，我們要高度重視。 我認為，均衡的人口發展對家庭幸福、社會和諧最為有利。要防止獨生子女家庭過多風險，防止下一代人口過快衰減。 建立與“老齡少子化”現實相適應的 公共服務體系 記者：目前已經形成的人口結構，已經對養老、醫療、教育等產生了很大壓力，我們應該怎樣面對？ 潘金洪：我們要建立和人口規模相適應的社會公共服務體系，包括養老服務體系、基本醫療服務體系、人口與家庭公共服務體系等。目前政府在這方面需要承擔更多的責任。 記者：能具體一點說嗎？ 潘金洪：以養老服務體系為例，它分家庭養老、社區養老、機構養老等不同層面，哪些該由政府提供，哪些該由市場解決，首先要把責任厘分清楚。 目前，社會弱勢群體得到來自政府的直接養老補貼偏少。政府養老資金多數用于機構建設，或補貼床位運行。在老齡事業發展的初級階段，有一部分資金用于機構建設，扶持機構發展是需要的，但是從提高資金使用效率和確保社會公平角度看，政府養老資金應直接補貼給失能、失智，沒有經濟能力的老人。只有增強老年人的養老消費能力，才能真正帶動養老市場的發展。 記者：也就是說，養老機構要通過競爭、通過提高服務來從市場上掙到政府的補貼？ 潘金洪：對。直接補貼養老機構容易造成民辦養老機構和公辦養老機構的不平等競爭。現在一些政府辦的養老機構在提供養老服務時，沒有對困難老人“雪中送炭”，而是對經濟條件好的老人“錦上添花”。不少能住政府辦養老院的老人屬于高收入、高文化、高行政級別，甚至很健康的富有老人，他們有支付能力，卻占據了由政府大量補貼的養老床位。真正經濟能力差、失能的老人進不了公辦養老機構，也就無法享受到政府的補貼。 記者：這些補貼往往是以戶籍人口為口徑計算的。 潘金洪：從長遠來看，消除戶籍人口和外來人口之間的差別是必然的趨勢。有些地方已經在探索以居住證制度逐步取代戶籍制度，就業、就學、公共服務等都按居住資格享受，不再以戶籍為劃分標準。 記者：但這可能會帶來財政投入的大幅增加和外來人口的大量涌入。 潘金洪：探索過程中肯定會遇到一些新的問題。一個城市的福利越好、公共服務越多，對外來流動人口的吸引力越大，投入的錢有可能被外來人口享用。什么樣的外來人口可以分享一個城市的社會經濟發展成果，這是一個需要深入研究的問題。我建議城市公共服務與福利的提供不應受戶籍制度影響，而應與公民在這個城市的實際工作、學習、生活、納稅時間等關聯。比如，中國留學生到國外去，6個月以內不能和當地居民一樣享受某些公共服務和福利。南京市如何向外來流動人口提供公共服務和福利也可以借鑒這種方式，當然，時間是6個月還是一年、兩年，這個可以具體設計。總之，如何向外來流動人口提供公共服務和福利，真正體現社會的公平和公正，還需要進行周密的頂層設計。 （編輯：劉堃茹） (責任編輯：白雪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