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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事物都是分為不同層次、不同階段的發(fā)展過程。信用建設也是相對而言的。在封閉和隔絕狀態(tài)下，不管用什么手段，能夠促成彼此的往來和交流，就是某種形式的信用建設；在坑蒙拐騙、惡性競爭的經濟環(huán)境中，能夠科學地應用資本的運作規(guī)律來發(fā)展生產力和完善生產關系，是我們目前所要進行的信用建設；把勞動力從商品地位解放出來，還原人類世界和自然界本身是無價之寶的自然屬性，是未來更高境界的信用建設。我們在這里所研究探討的信用建設，是科學地應用資本的運作規(guī)律來發(fā)展生產力和完善生產關系的信用建設。
    一、信用建設與資本的產生、發(fā)展和消亡規(guī)律
    在某種意義上，資本是信用的產物。在商品流通、貨幣產生和資本形成過程中，游牧民族最先發(fā)展了貨幣形式；蒙古民族在成吉思汗影響力下，最先創(chuàng)造了國際通用紙幣，奠定了“資本產生的歷史前提”。這與他們自然流動的生產生活方式有關，也與他們和別的共同體接觸時，不被身外之物所束縛，并且具有坦誠、直率、信任的天生種族性格等等有關。如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言：“游牧民族最先發(fā)展了貨幣形式，因為他們的一切財產都具有可以移動的因而可以直接讓渡的形式，又因為他們的生活方式使他們經常和別的共同體接觸，因而引起產品交換”；“這里已經有了某種經濟發(fā)展的可能性，當然，這種可能性要取決于環(huán)境的適宜，天生的種族性格等等”。
    在社會各共同體中，人們生產的產品是單一的，而現實需求是多種的，因此需要產品交換。產品之所以能夠交換，能夠變成商品，一方面，它有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這二重性；另一方面，產品作為獨立的物，它可以轉移和讓渡。商品交換，表面上看只是個人的利益交換和需求互補，但實質上由此使各個私人勞動的總和形成社會總勞動，“打破了直接的產品交換的個人的和受地方的限制，發(fā)展了人類勞動的物質變換”，在某種信用基礎上形成新的生產方式和生產關系。這就是奠定“資本產生的歷史前提”的信用建設。游牧民族最先發(fā)展的各地流通的貨幣，主要是等價物和抵押品，發(fā)揮有形的物質功能；而蒙古民族在成吉思汗影響力下，最先創(chuàng)造的國際通用紙幣，則是一種貨幣符號和價值符號，主要發(fā)揮無形的信息功能，這種價值符號和信息功能都是建立在信用基礎之上的。
    紙幣是價值的信息符號。商品的價值，是以信息形態(tài)、以紙幣形式，觀念地體現出來的。只有建立了某種信用，紙幣才能取得一種同它的金屬實體在外部相脫離的并純粹是職能的存在形式。“貨幣作為商品價格的轉瞬即逝的客觀反映，只是當作它自己的符號來執(zhí)行職能，因此也能夠由符號來代替。但是，貨幣符號本身需要得到客觀的社會公認，而紙做的象征是靠強制流通得到這種公認的。”我們認為，蒙古民族在成吉思汗影響力下，最先創(chuàng)造國際通用紙幣，它的最大難度同時也是最大貢獻，就在于采取國家的強制行動的同時，其實也是在某種信用建設中，才使紙幣得到社會公認并取得社會權力。“世界的征服者”，一方面，靠“社會大風暴”手段，靠武裝力量，開拓了一個潛在的貨幣供應源泉；另一方面，靠經濟手段，靠具有信用作用的貨幣權力，使國界的擴展與貨幣權力的增大，形成了一個有機整體，在某種信用基礎上把原來相互隔絕的帝國緊密聯系在一起，為新世界、新時代的到來劃定了新的秩序，也由此最早實踐了某種意義上的經濟“全球化”。
    資本有積極的方面，也有消極的方面。從消極方面來看，資本的條件是雇傭勞動，雇傭勞動的實質是勞動這個人的內在本質變成一種商品。也就是說，游牧民族最先發(fā)展貨幣形式，是為了交換牲口，沒想到后來自作聰明的人們用來交換自己。如恩格斯所言：“人力也是可以交換和消費的，人們剛剛開始交換，他們本身也就被交換起來了，主動態(tài)變成了被動態(tài)，不管人們愿意不愿意”。這是人類共同的悲哀，也是最需要改變的東西。就人與錢的關系而言，每個人、每個民族，都在其中尋找某種平衡或適應某種狀態(tài)。解鈴還須系鈴人。或許只有遵循客觀規(guī)律、注重人的自然天性的民族，才會出現天之驕子，才會最先創(chuàng)造并改變錢的職能和作用。曾經，蒙古民族最先創(chuàng)造了國際通用紙幣；現在，或許又是蒙古民族最先能夠解密貨幣內在玄機，促進資本基礎、實質和構成等發(fā)生一系列整體性變化。
    當然，各種形態(tài)的社會發(fā)展階段，是“既不能跳過也不能用法令取消的自然的發(fā)展階段”。任何事物都是相對而言的。生產資料相對于個體擁有來說，國家擁有就是公有制；而相對于全人類共同擁有來說，國家擁有就是私有制。社會總資本只有在整個人類社會的高度集中達到極限，才能使資本關系的外殼炸毀。因此，我們現在所研究探討的就是在資本關系外殼炸毀之前，通過信用建設來促進“一切生產資料因作為結合的、社會的勞動資料使用而日益節(jié)省”。對于資本關系最終消亡的過程，馬克思認為，“這種剝奪是通過資本主義生產本身的內在規(guī)律的作用，即通過資本的集中進行的。一個資本家打倒許多資本家。隨著這種集中或少數資本家對多數資本家的剝奪，規(guī)模不斷擴大的勞動過程的協作形式日益發(fā)展，科學日益被自覺地應用于技術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計劃地利用，勞動資料日益轉化為只能共同使用的勞動資料，一切生產資料因作為結合的社會勞動的生產資料使用而日益節(jié)省，各國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場網，從而資本主義制度日益具有國際的性質”；“生產資料的集中和勞動的社會化，達到了同它們的資本主義外殼不能相容的地步。這個外殼就要炸毀了”。人類社會發(fā)展的內在本質規(guī)律是唯一的，認識和把握這種唯一規(guī)律的管理和執(zhí)行“資本”職能的專“家”，必然會打倒所有違背這種唯一規(guī)律的資本家；而人類共同認識好把握這種唯一規(guī)律時，必然會使“生產資料的集中和勞動的社會化，達到了同它們的資本主義外殼不能相容的地步。這個外殼就要炸毀了”，從而使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資本屬性自然消除，勞動力從商品地位中解放出來。人類未來之所以一定能夠實現共產主義社會，是因為未來社會一定人人都會把自己當人看，而不再把自己的勞動本質當作商品。人人都把自己當人看，并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信用建設，是最高境界的信用建設。
    二、鄂爾多斯城市主題文化與資本的集中規(guī)律
    信用，可以理解為對“信”的應“用”。信用建設就是信任、信心、信仰等不同層次的“信”的培育和應“用”。莊洪在《蔚藍國度》中說：“信仰是人類對宇宙真理的認識和對靈魂層次的追求。它出自人的靈魂，是靈魂本能地對宇宙高層生靈的崇拜、景仰、追隨，是人對靈魂成長目標的渴望與信念，它表現為人的虔誠的心態(tài)和執(zhí)著、堅貞、勤力、善良的行為，是人的心靈力量的源泉。直覺感應是信仰的最初信息，把它歸納為理性同時還伴有強烈感情，并在行為上形成自己的目標趨向，直覺感應就成為個人信仰。個人信仰經過同社會生活的融合，喚醒更多人的靈魂，形成共同的精神追求，個人信仰就演化為社會信仰。”我們認為，作為崇拜天地、注重人的天性、遵循自然規(guī)律的蒙古民族，最容易接受的就是闡述自然法則的老子文化，因為老子文化所揭示和反映的是客觀存在的自然法則。人們崇拜天地，是因為意識到除了自身有限的力量之外，還有一種無形的更大的自然能量客觀存在。人們不知道它來自哪里，一般認為來自天地，而老子認為來自“道”。在“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認知過程中，如果能夠超越對天地和神仙的崇拜，而達到理解“道法自然”的界境，那么人類社會就會有共同的信仰。我們用這種信仰創(chuàng)造城市主題文化，就不僅可以引領鄂爾多斯和諧發(fā)展，而且能夠推動人類文明進程。
    我們研究和創(chuàng)造城市主題文化，既要注重認識論層面上的系統性，更要注重本體論層面上的規(guī)律性。在認識論層面上，最高效率的創(chuàng)新是集成創(chuàng)新；而在本體論層面上，無論是集成、創(chuàng)新還是系統論，最終都要遵循客觀規(guī)律，道法自然。因此我們認為，鄂爾多斯城市主題文化應該是：集成創(chuàng)新，道法自然。“集成創(chuàng)新”，就是一個開放的、復雜的、穿越時空的綜合集成大智慧的巨系統工程。科學文化所揭示和反映的是不受任何地域局限、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自然規(guī)律。人們只能認識和把握規(guī)律，但不能創(chuàng)造和改變規(guī)律。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和不同的民族地區(qū)，由于認識和把握規(guī)律的方式方法不同，規(guī)律得以實現的表現形式不同，形成不同的文化。集成創(chuàng)新的基礎是不同文化的交流和融會，而最有價值和最高效率的文化交流和融合，是文化精華部分的交流和融合。成吉思汗是促進東西方文化交流的第一人，而東方文化的精華是老子文化，西方文化的精華是馬克思理論。我們之所以能夠把不同歷史時期人類智慧最高結晶融為一體，是因為他們原本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從不同的角度，同樣揭示、反映和遵循著人類社會發(fā)展的“在本質上是同一的”唯一的客觀規(guī)律，這就是“道法自然”。
    信用建設要道法自然，應用資本的運作規(guī)律也要道法自然。對社會資本的集中規(guī)律，馬克思認為：現在單個資本的相互吸引力和集中的趨勢，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強烈。雖然集中運動的相對廣度和強度，在一定程度上由社會財富已經達到的數量和經濟機制的優(yōu)越性來決定，但是集中的進展決不取決于社會資本的實際增長量。集中可以通過單純改變既有資本的分配，通過單純改變社會資本各組成部分的量的組合來實現。集中不論是通過吞并即某些資本成為對其他資本的占壓倒優(yōu)勢的引力中心，打破其他資本的個體內聚力，然后把各個零散的碎片吸引到自己方面來，還是通過建立股份公司這一比較平滑的辦法，把許多已經形成或正在形成的資本溶合起來，經濟作用總是一樣的。在一個社會里，只有當社會總資本合并在唯一的資本家公司手中的時候，集中才算達到了極限。
    我們在信用建設中研究資本的集中規(guī)律，就是要看到一個實現：不管人們愿意不愿意，也不管老板們意識到意識不到、服氣不服氣，鄂爾多斯社會資本也必然會溶合為唯一的單個資本。那時候人們所關注的是資本會怎樣實現社會化的人格化，也就是社會資本與每個人的切身利益直接相關。對于資本的管理者和執(zhí)行者來說，應該清楚，建立在貪婪基礎上的競爭，可以促使資本的盲目集中；而建立在信用基礎上的合作，更容易促進資本的科學集中。我們在末端反對競爭，倒不如在源頭找到和促成更多利益的一致性，并使人們普遍意識到利益的一致性，從而使競爭意識逐漸淡化并最終自然消失。競爭可以提高創(chuàng)造力，而合作可以提高更大的創(chuàng)造力。在各種利益沖突中，或許很難為了提高創(chuàng)造力從競爭轉向合作，但可以從“提高核心競爭力”，向既不排斥競爭但更需要合作的“提高核心創(chuàng)造力”轉型。這不僅是思維方式、道德修養(yǎng)和人生境界的改變，同時也從根本上改變著資本條件、資本基礎、資本目的、資本構成、資本實質、資本任務等具有內在必然聯系的各種要素。爭與不爭，這有認知、心態(tài)和境界之差別，也有“人為”與“道為”之不同。人想有為而難有為，“道常無為而無不為”。老子云：“天之道，損有余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余”；“圣人不積，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為而不爭”。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無為而無不為的中國傳統文化，必然會體現出獨特魅力，資本的人格化和社會化都會遵循這種天人之道。
    社會資本高度集中的背后，是人類智慧的有效整合。集成創(chuàng)新、道法自然的城市主題文化，能夠有效整合人類智慧最高結晶，從而促進社會資本的高度集中。在資本、資源、勞動這“經濟三位一體”中，鄂爾多斯有資本“不差錢”，資源更是富集區(qū)，現在最需要的是集中資本和科學轉換資源經濟價值的高級智力勞動。據有關資料，鄂爾多斯已探明煤炭、高嶺土、天然氣三項自然資源儲量價值，大概就有幾十萬億元，再加上風能、太陽能等自然資源可轉換的經濟價值，更是一個巨大的數字。可見，與資源價值相匹配，鄂爾多斯對高級智力勞動有巨大的現實需求，高級智力勞動者有巨大的發(fā)揮才干空間，并由此可以創(chuàng)造和集中巨大的社會資本。為此，鄂爾多斯現在最需要的是能夠集成創(chuàng)新、道法自然的城市主題文化。
    以信息形態(tài)形成的某種科學文化，可以離開母體即個體頭腦，在社會“公共大腦”里得到傳承和發(fā)展。正是這種間接性、傳承性、擴散性、共享性和創(chuàng)造性，使科學文化從縱向來看，能夠穿越歷史時空“按幾何級數”迅速發(fā)展；從橫向來看，可以自由、靈活、便捷地跨行業(yè)、跨地區(qū)有效整合。因此，我們能夠跨越時空，集成創(chuàng)新。從成吉思汗文化與老子文化來看，成吉思汗聽過長春真人所講的道家哲理之后，認為道學有“玄旨”，是“仙命”，“恭敬”地聆聽，虔誠地“遵從”；其內在本質的結合點在于，成吉思汗文化是敬天敬地、遵循自然法則的文化，而老子文化揭示了天地的本原以及客觀存在的自然法則。從成吉思汗文化與馬克思理論來看，蒙古民族在成吉思汗的影響力下，最先創(chuàng)造了國際通用紙幣，奠定了“資本產生的歷史前提”；馬克思闡述了“世界的征服者”怎樣靠國家的強制手段，使紙幣這種價值的信息符號得到社會公認和取得社會權力的內在原理，并對資本和勞動的關系“第一次作了科學的說明”。從老子文化與馬克思理論來看，老子文化認為，科學文化最終所揭示、反映、轉化和體現的是客觀存在的“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和“綿綿若存，用之不勤”的自然法則的巨大能量；而馬克思理論認為，隨著社會進步，科學文化不僅能夠成為第一生產力，而且能夠成為可共享的社會財富和社會資本主體。我們把他們融為一體，就是集成創(chuàng)新，道法自然。
    總之，不僅人與人、人與社會之間需要信用建設，而且人與自然之間也需要信用建設。人類的信任、信心、信仰，從根本上來講，來自“綿綿若存，用之不勤”的自然法則的巨大能量。這是鄂爾多斯信用建設與城市主題文化內涵所在。中國規(guī)劃網呼和浩特6月27日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