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王紡采訪 唐燕 譯

受訪者：克勞茲·昆斯曼（Klaus R. Kunzmann），多特蒙德大學名譽教授，卡迪夫大學客座教授，臺灣中華大學客座教授

采　訪：王紡，《國際城市規劃》雜志海外聯絡站德國站特邀編輯

譯　者：唐燕，多特蒙德大學空間規劃學院，柏林自由大學地理科學研究所，博士后，德國洪堡基金會“總理獎學金”學者

采訪時間：2007年12月

地　點：德國波茨坦

WF：空間規劃已成為城市與區域發展的新概念。什么是空間規劃？它和傳統的城市和區域規劃有什么不一樣？

K：空間規劃是一個逐漸滲透到英語中的新名詞，這主要是受歐盟文件的影響，例如在學術上很有影響力的“歐洲空間發展展望”（ESDP），它在歐洲已成為某種有關城市與區域規劃的目的和原則的白皮書。空間規劃這個詞最初翻譯自德國的“Raumplanung”（空間規劃），它涵蓋（或架構）了城市、區域和國家層面的空間規劃內容。此外，空間規劃還指的是一種整體性、綜合性和全面性的規劃途徑，這種途徑強調規劃過程而非單個項目。空間規劃師負責從問題識別到項目實施的整個規劃過程，他們應該是具備社會意識和環境思維的專業工作者。這就是為什么說建筑學院沒有足夠的準備和裝備來完成培養專業的空間規劃師的任務。我自己曾經接受過建筑師教育，所以很清楚建筑學院從事規劃教育所欠缺的是什么。

WF：您在德國及其他國家，如美國、英國、法國、瑞士和意大利等，有著30多年的規劃教育經驗，那么您認為空間規劃教育的使命是什么？

K：規劃教育應該獨立于傳統學科。規劃是一門擁有自身研究領域的學科，雖然它的很多理論借鑒自其他學科，如社會學、地理學、經濟學、城市工程、法律、生態學、建筑或者土地及房地產管理，但規劃決不僅僅是將這些傳統學科的成分簡單地合成在一起。規劃是一門跨學科、理論結合實踐的科學，規劃不只是為街區、城市或者區域生產設計圖，規劃也不僅僅是頒發建筑許可和控制土地利用。規劃師必須指導城市和區域的空間發展。因此，規劃師必須具備分析、預測、設計、交流和協調的技能，并且能夠從社會和生態層面上擔負起城市建設的責任。這也是多特蒙德大學規劃學院自創建以來一直堅持和努力的方向。

WF：2008年，多特蒙德大學的規劃學院將迎來40周年慶典。您的執教生涯是在這里度過的，請問這所歐洲第一也是最大的規劃學院的成功因素主要的是什么？

K：多特蒙德的規劃學院成立于1968年，并隸屬于多特蒙德技術大學。成立之初，

創始人就深信這所學院應該是一所獨立的、擁有自身權限的工程學院，而不是從屬于已創辦的建筑學院、地理學院或者經濟學院。這樣，在結束中學教育之后（并完成軍事或社會服役），學生們可以直接進入多特蒙德大學學習規劃（而不是間接地通過建筑、地理或者經濟學科等）。在這里，所有相關學科的資深專家們把他們的科學和實踐知識運用到規劃師教育中，同時鼓勵并促進學生開展跨學科合作研究。五年制的規劃課程將本科和研究生教育結合在一起，期間設置的“小組學習”是這所規劃學院的獨創和最大特點。自入學開始，學生就被要求必須參加小組學習。學習的題目從內城更新到區域經濟發展，從環境管理到社會政策和國際比較研究，每年都在變化。每個題目都將結合實際案例以項目形式開展，學生們可以根據自己的意愿進行項目選擇。小組學習為期一年（即兩個學期），在這個過程中，學生們需要學會如何將在聽課、研論會和實際項目中獲得的相關知識整合在一起，并與同組學員共同完成小組報告。最后學生們在廣闊的規劃領域中選擇一個主題進行獨立的論文寫作，這將是他／她的規劃教育中最重要的內容。注重工程實踐，關注社會、環境和政策問題，國際化導向，培養團體工作經驗，這些都是多特蒙德大學規劃學院教育成功的要素。在近40年的時間里，學院陪養了3 000多名畢業生。今天，他們在遍及歐洲的不同機構工作著，許多人還取得了大城市、政府部門或研究機構的領導崗位，或任教于其他大學。近年來，畢業生在傳統城市和區域規劃部門工作的人數正在下降，而就職于地方及國際咨詢公司、研究機構和地產部門、零售和物流公司、媒體、地方和區域經濟發展機構的人則變得越來越多。

WF：20年前，您是“歐洲規劃院校協會”（AESOP）的創始人和首任會長。AESOP后來成為建于1993年的“亞洲規劃院校協會”（APSA）的一個示范。請問您當時的出發點是什么？這些目標是如何取得的？

K：1987年，我在美國參加了一年一度的規劃院校（ACSP）大會，當時我遇見了來自英國紐卡斯爾大學的Patsy Healey教授。晚宴間我們進行了交流，并在晚宴結束時達成了共識，在歐洲我們也極其需要一個類似的交流論壇。回到多特蒙德后，我邀請了歐洲規劃學院的數位同事來到多特蒙德。我們當場決定建立歐洲規劃院校協會（AESOP），并于同年在阿姆斯特丹舉行了第一次代表大會。20年過去了，AESOP現已發展成為一個完善的組織（www.aesop - planning.com），它游說歐洲的大學設立獨立的規劃教育，在歐洲每年舉行一次代表大會，每五年與ACSP舉行一次聯合會議 （第一次是1994年在英國牛津；下一屆將是2008年在芝加哥）。AESOP有自己的學術期刊《歐洲規劃研究》（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它推動了規劃教育的國際化；AESOP還為歐洲所有的博士生舉辦一年一度的國際博士生研討會；AESOP已成為規劃教育工作者和研究者經常使用的信息交流平臺，在這里他們可以找到自己的合作伙伴，特別是獲得歐洲研究計劃（European research programmes）資助的規劃比較研究項目的研究人員。這個網絡還成為支持各國的規劃學生到國外進行短學期交流學習的平臺。

WF：英語已成為學術界的全球性語言。在那些說著其他語言的國家，英語對規劃教育和規劃實踐的影響是什么？它對城市與區域規劃的影響又是什么？

K：規劃教育使用的語言應該是：規劃服務對象所使用的語言，公共部門和私營機構中制定政策的專業人士所使用的語言。當規劃的專業實踐在說其他語言（非英語）的地方開展時，以英語作為促進公眾參與和交流的工具是解決不了問題的。遺憾的是，規劃理論與實踐之間存在的鴻溝正在拉大。因為英語的“霸權”地位，規劃理論越來越成為英國人和美國人主導的領域。由于任何規劃理論都源自于并反映出該國家的狀況，那些非英語國家受到了這些規劃理論的影響，但是這些理論未必能夠適用于其他文化環境。英語霸權在學術界還造成了另一種后果。大學排名大部分依據的是科研人員在被認同和參照的國際期刊上發表文章的數量。由于這類期刊是英文期刊，規劃界的學者被迫針對主流議題，用英文來寫自己的論文。這些被期刊接受的論文，可能對提高作者的國際聲譽很有好處，但是卻不能為本地規劃的進步作出貢獻。通常來講，這些文章對當地或本國的規劃界工作者來說幾乎沒有什么用。結果，學術界和規劃實踐之間的差距正在日益擴大，并且規劃學者也在逐漸遠離他們的傳統專業團隊。最后，我感覺英語的主導權還可能導致規劃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消失，因此，中國的規劃師如果想提高本國的規劃實踐，就不應過分強調英語出版物。

WF：在德國和歐洲，你是第一個歐盟支持的歐洲空間規劃的莫內教授（Jean Monnet Chair）。什么是莫內教授？歐洲范疇的空間規劃指的是什么？

K：在歐洲，大學里的莫內教授是一個特殊的教席，他們獲得歐盟“莫內計劃”（Jean Monnet Programme）的支持，一般為期五年。莫內教授席位已在很多領域建立起來（主要是經濟、歷史、法律和政治科學）。

“莫內計劃”旨在從高等教育機構的層面，激勵在歐洲一體化研究領域中進行的教學、研究和思考（歐盟境內和境外）。目的是為了提高學者、學生和公民對全世界范圍內有關歐洲一體化議題的理解和認知。莫內網包括分布在60個國家，五大洲的教學、研究和思考項目。（http://ec.europa.eu/education/programmes/ajm）

在“莫內計劃”的框架內中，“歐洲一體化研究”被定義為：從各個方面分析歐洲共同體和歐盟起源與演化。歐洲一體化的研究涵蓋了整個歐洲的內外兩個維度，其中包括歐盟在人與文化之間的對話中扮演的角色，以及歐盟在世界中的角色和認知。

　在過去20年中，作為國家、區域和地方的規劃與決策層次的補充，歐盟已成為另外一個關鍵層面。盡管空間規劃不在歐盟憲法的權限內，該機構中的區域政策部門正努力將注意力集中到地域凝聚的議題上，那就是在歐洲逐步削弱富裕和貧窮地區之間的區域差距。此外，歐盟還支持規劃知識在歐洲城市和區域之間的轉移，推動建立跨越國界的、可持續的城市與區域發展網絡。再之，環境保護已越來越多地成為跨國界歐洲立法的主題。

WF：在遍布世界各地的城市中，從城市和區域層面促進創意產業的發展已經成為非常時髦的現象。您就這一主題已經進行了近15年的研究，那么創意產業對于城市的發展為什么重要呢？

K：創意產業是促進地方經濟和城市社會發展的沃土。它們可以提供植根于地方的就業崗位，增進城市或城區的特性，強化城市的外部意向和形象。創意產業，亦即創意產品和創意服務，是推動都市旅游發展和文化基礎設施建設的根本，如博物館、音樂廳或劇院。許多傳統產業在新產品的開發過程中，也需要創意性點子以使其產品適應創新經濟。在歐洲擁有悠久創意產業歷史的城市，城市的生活品質都非常高，例如佛羅倫薩、阿姆斯特丹、威尼斯、慕尼黑或哥本哈根。推動創意產業建設的另一個戰略點是，城市建設、文化、社會和經濟規劃者必須聯手合作，任何的這種合作最終都將非常有利于生活在城市中的人民。

WF：中國能不能從歐洲的城市和區域規劃實踐中學到什么？

K：這個問題我很難回答，因為我并不真正了解中國。規劃所關注的社會、經濟和環境條件在歐洲與在中國有很大的不同。歐洲是一個大陸，有超過60種不同的語言（在歐盟，23種語言被確認為官方語言）。這里國家與國家之間的規劃文化各不相同，一國之內，如德國，地區與地區之間也存在差異。不論是瑞典、芬蘭、德國、瑞士、荷蘭、法國還是意大利，每個國家都有不同的規劃經驗。歐洲有很多國家，規劃和決策的過程更多地集中在中央，例如法國、英國或荷蘭；也有的國家規劃和決策分散化，如德國或瑞士。與中國最大的不同之處在于，歐洲的人口增長正處于停滯狀態，在一些國家（如德國，意大利或西班牙）甚至出現人口下降的趨勢。長期以來，規劃工作者習慣于制定適應增長的規劃，現在他們必須學會如何應對人口下降所引發的變化——也就是說，如何面對社會基礎設施需求的下降，以及地方經濟發展減緩的現象。

我相信，中國可以從歐洲借鑒到如何保護城市文化遺產，如何維護公共空間，如何在歷史結構中結合現代需求，如何限制城市增長并避免郊區蔓延，如何協調交通與土地利用，如何對人們的出行進行管理，以及如何實現兼顧能源效益的空間發展。歐洲的平衡的城鎮體系的最大特點是，在歐洲有數以千計的中小型的城市中心，這種經濟上欣欣向榮的城鎮與大都市相比，具有更好的宜居性。學習不同規模的城市和區域是如何協調和管理城市綜合規劃過程的，或許對中國規劃師更有意義。還有，在歐洲多年規劃教育經驗基礎上形成的獨立的規劃院校教育經驗，也是很值得中國學習的。我認為，中國未來將需要成千上萬的規劃工作者，他們應該了解城市以及城市規劃，應該理解為什么保存城市遺產對國家的未來至關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