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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于近來“規劃城市化”的潮流大漲，本文唱一點反調。我不是反對“城市化促進經濟增長”的命題，而是不能同意以為政府已經掌握了城市化的“客觀規律”，就有能耐通過“規劃”城市化來促進經濟增長。
(責任編輯：白雪松)
規劃困境 的確，“城市”--人口和各種資源在空間上的積聚和集中--的形成，從來是非常“主觀”的事情。問題是，城市是數之不盡的“主觀”在競爭中“湊”到一起的結果。揮舞權杖，劃鄉為“城”是可能的。但是其他因素來不來“湊”，最后可以“湊”到什么程度，向來由不得政府一家。糧食能不能集中，水怎么樣，買賣是否匯聚，交易會不會紅火，“人氣”如何……，瑣碎的事情無數。一個城市最后在哪里扎根，究竟能不能“坐大”，要在瑣碎中定乾坤。官家下令“造城”，倘若民間不“買單”，造一座空城沒有什么意思吧？ 比較可以肯定的，作為商業中心的城鎮，向來是自由市場的產物。關于希臘“城幫經濟”，史家和理論家一致結論，那是“自由民”的杰作。后來的倫敦、紐約和老上海，離開自由市場不可想象。我國明清年間的四大名鎮，又有哪一個是靠父母官“規劃”而成的？ 道理在于，組成城市的各種要素，一旦集中到甲地，就不得不放棄流向乙地。要比較每一種要素流向何地對它的主人為優，“瑣碎信息”無數，需要靠“分權、自由流動、自主交換”的體制才處理得了。“中央計劃”當局以為用一個“主觀”代替無數相關的“主觀”來做決定，可以更理性、更科學、更偉大。可惜試驗的結果，到處一敗涂地。你有沒有看見，為了料理那個曾經輝煌的“中央計劃工業化”的后事，人們多么辛苦！如果連規劃產業那樣的簡單功課都沒有做好，要“規劃”城市化，豈非癡人說夢？ 城鎮化、更危險 比較起來，“城鎮化”可能比“城市化”還要危險。道理在于，鄉鎮是整個國家政權金字塔的底部，代表正規的國家機器直接面對農民。這一行政層次，官員的收入水平低、升遷的機會少，本來就內生著種種升級無門的“緊張”。現在“城鎮化”大張旗鼓，還不是要把這種緊張大大釋放一把？三數年前，有人“規劃”全國將出現5萬個小城鎮，每鎮吸納2000個農民就業，就是1億之眾。數字何其誘人！只是我們不妨檢驗一下：幾年來全國小城鎮究竟實際容納了多少農民？又“開發”了多少農地？增加了多少干部人數、機構連同他們的“花費”？ 這不是說“小城鎮”就一定沒有戲文可唱。如同“城市”一樣，鎮同樣可以積聚、集中經濟資源。問題在于，政府同樣沒有足夠的信息處理能力，來“規劃”什么“城鎮化”。哪里可以興鎮，哪里只能勉強為之，哪里干脆搞不成，是高深莫測的學問。靠“國土制”加“行政升等”來刺激，“城鎮化”吸納農民勞動力的“預期”沒有實現之前，土地濫占、官僚膨脹、鄉鎮債務危機、農民負擔等等就可能“升級”到不堪負荷的地步。“危險”一詞，由此而來，應該不是危言聳聽吧。 無論如何，城市化--城鎮化也一樣--是經濟要素在空間積聚、集中過程的一個副產品。本文的重點，是指出不同的體制和動力機制將產生極其不同的城市化。愚見以為，在“行政規劃和權力租金驅動”和“市場自由流動組合”之間作出取舍，比在“城市化”還是“城鎮化”之間作出選擇重要得多。也許，提高我國未來城市化程度的最好辦法，是把“城市化”或“城鎮化”從政府未來發展大計中一筆勾掉。 企業興城鎮 在現存體制下，政府官員和專家們指點江山、規劃城鎮宏圖，既可能束縛某些有潛力更大規模積聚經濟要素的城鎮的手腳，也可能為那些毫無希望充當中心的地方浪費土地、浪費投資大開綠燈。 事實上，近年城鎮建設大有苗頭的地方，都由公司充當先鋒。市政投資公司、市政建設公司、房地產開發商、市場公司（就是公司制的市場）、以及高科技園區公司等等，風起云涌，不一而足。上海、深圳、大連、中山等地，成長起一批有摸有樣的城市業務公司。到小城鎮去看看吧，能夠發達起來的，總有公司或公司群作為支撐。廣東的容奇鎮，離開科龍等一批鄉鎮明星公司，不可想象吧？浙江的橫店鎮，你說究竟是政府在辦，還是橫店集團在辦呢？ 問題是，目前大多數涉及城鎮建設業務的公司，仍然是“半政府、半公司”的體制。所謂半政府，就是城鎮建設業務，或由政府直接壟斷，或高度受到政府管制。除了少數例外，各地城鎮建設開發公司，基本都是政府控股，或者至少也是政府控制。如上文所述，征地求租、升級升等兩大動力，就是經過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伸向城鎮開發業務的。 因此，有必要考慮在城鎮開發市場上消除行政壟斷的問題。就是說，政府要從城鎮建設、開發的市場業務里退出。如是，那些半政府、半公司的城鎮建設機構，就有望轉變成僅僅受《公司法》調節的“全公司”了。這件事情并不麻煩：政府只要出售目前在市政相關公司的股權就可以了。反正城鎮化的“旺地”，不怕沒有人來買這些股權。無人光顧的地方呢？必定是積聚資源毫無希望之地，那還不如歇息吧。中國規劃網北京8月11日電 |
城市發展當汲取“圈地”教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