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是個非常有特點的大城市

　　上海舉辦2010年上海世博會。這一屆世博會將在這樣的背景下舉行：一是國家要保持較快的經濟增長；二是黨和政府要持續關注民生；三是國家要下大力治理穩定。在這樣的背景下舉辦世博會，既是機遇，又是挑戰；在這樣的背景下舉辦以城市為主題的世博會，更是機遇和挑戰。
　　上海是世界有名的大都市，是中國人口最多的城市。上海在人們的心目當中，是一個非常有特點的城市。
　　首先，上海是中西融匯、古今交匯的一座大城市。這個特點是上海最大的一個特點，其他的歷史文化名城在這方面都比不過上海。
　　上海還有一個特點很有名，它是一個現代的“先鋒” ——古代的上海不是“先鋒”。 中國政治上、經濟上、金融上、文化上、時尚上很多很多東西，都是起源于近代的上海。從文化這方面來看，上海的電影是走在全國前面的，電影界的元老都是上海的。上海的戲劇也是走在全國前面的。中國近代小說，包括鴛鴦蝴蝶派，包括后來起來的現實主義流派以及左翼的無產階級文藝，上海也是走在全國前面的。所以，上海在現代歷史上是拔尖的，走在第一名的，它是一個帶動者。
　　沈從文先生曾經在上海教過書，他的戀愛婚姻成功也是在上海。他有一篇描寫上海的散文，從那篇散文中我了解沈先生不是特別喜歡上海。但是，他在這篇文章中總結了上海的特點。他說上海是一個“動”的城市，太動了他不喜歡。所以，沈先生對上海不是特別感興趣。但是，他這個“動”字很準確。相對而言，北京是一個“靜”的城市。

      最后決定城市排名和座次的不是經濟而是文化

　　今天給我的命題是談談城市與文化。我經常愛講這么一句話，最后決定座次的不是看經濟而是看文化。大家聽了這句話都很驚訝。舒先生怎么會這么說呢？我的理由是這樣的：經濟相對而言是比較好搞的，它可以通過科技的辦法，通過其他技術和辦法去把別人先進的東西引進來，要不了幾年大家都一樣，都趕上來了。中國現在趕得多厲害啊！別的國家走了200年、300年，我們國家走20年、30年趕上來了。當然，中國和發達國家之間還有差距，但中國趕的速度是非常快的。但文化從來不是這樣的。文化想趕上來太難了，光憑努力是不行的。所以，幾個市長、幾個區長坐在一起排座次。怎么排？不是看經濟，是看文化，是看你手里保留了多少歷史的遺產。這是你最寶貴的比賽因素。這個觀點我非常堅持。
　　中國的博物館有2000多家，但絕大部分是國家辦的博物館，私人的很少，上海有幾家私人的。中國的博物館是很強很好的，因為它有貨真價實的“玩意”。文物分一級、二級、三級。一級是國寶，二級是省、市的寶貝，三級是區、縣的寶貝。2000多家博物館館長開會，這個座次排得很有意思。一個館長進門了，邊上一個人悄悄地問：“您那兒有多少一級文物？”他說有五件。“請您前排就坐。”另一個館長進來了。邊上那人問：“您有多少一級品？”“很抱歉！我那兒暫時沒有一級品。”“請你后面站著去。”這排座次最后是按文化來排的。為什么呢？就是經過一段時間努力以后，大家在經濟上分出彼此很難，都差不多。但文化不一樣，文化就是看老祖宗給你的兜里留下了多少寶貝。
　　中國是一個有著五千年文明的古國，留存有大量的寶貝。有的地方多，有的地方少。有的地方是文化的“沙漠”，有的地方是文化的寶庫。我們要特別留意保護文化寶庫里的寶貝。

      文化是可以決定歷史發展方向和發展速度的

　　我們黨在文化理論上有一段曲折。有一段時間，文化根本提不上日程，特別是毛主席的晚年，他特別強調政治，特別強調社會學，特別強調階級斗爭。我今天講文化是決定歷史發展方向的一個重要因素，文化是決定歷史發展速度的一個重要因素。這句話要是放在30年前說，我肯定會被打成“反革命”。那個年代，人們認為決定歷史發展方向和速度的是階級斗爭，是革命。到江總書記的時候，理論上有了重大發展，提出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并把它寫入了黨章。到了胡總書記的時候，文化被提到了非常重要的地位。科學發展觀里面就有這方面因素。為什么有這方面因素呢？鄧小平時代我們喜歡講一句話，發展是硬道理。到了胡總書記的時候，這句話得到了非常大的“修正”。我們不能簡單地講發展是硬道理，要講可持續的發展才是硬道理。如果這個發展很快很好，但是破壞了資源，破壞了環境，那就不是硬道理。所以，鄧小平在自己的晚年有一個很重要的補充，即發展要“兩手硬”：一手是經濟，一手是精神文明。可見，文化在我們黨的理論上已經經過多次的發展、多次的修正，現在到了非常重要的地步。所以，我還是堅持那句話：文化是可以決定歷史的進程和它的發展方向的。
　　下面，給大家講一個我經常喜歡講的例子。
　　老舍先生曾經寫了一部非常長的小說《四世同堂》。1985年前后，北京一位很有名的女導演林汝為，花了很長時間把這部小說改編成了28集電視連續劇。后來，凡是紀念電視劇發展的所有講話，都把《四世同堂》當作我國第一部成功的電視連續劇。這部電視連續劇把《四世同堂》給挖掘出來了。為什么這樣說呢？剛剛上演的時候，大家覺得非常奇怪，老舍著作里面怎么還有這么一部小說呢？因為大家只知道《駱駝祥子》、《茶館》、《龍須溝》等，沒聽說過《四世同堂》這本書，包括大學中文系的大學生。
　　《四世同堂》這部作品的命運就和文化有關系。老舍他開始寫這本書的時候，計劃寫一百章，每章一萬字，共一百萬字。這一百萬字，在當時是破紀錄的。當時的長篇小說跟現在的長中篇差不多，平均15萬字。所以，這本書出版的時候分成了三卷，上、中、下各起一個名字，合起來叫《四世同堂》。剛剛問世的時候很叫座，書賣得很好，知名度也很高。
　　1946年，老舍先生和曹禺先生應邀到美國訪問。當時，他們倆是美國國務院的正式客人。在美國，他們到多所大學里講演。講誰呢？講三個人：魯迅、郭沫若、茅盾。臺下都是美國各高等院校里學漢語的人、學東方語言的人。但是，這些人當中沒有一個聽說過魯迅，聽說過郭沫若，聽說過茅盾。對他們講演完全是對牛彈琴。那時，外國人知道中國小說的幾乎沒有。可是，《四世同堂》被翻譯成英文在美國發行的時候，居然變成了美國的暢銷書。也就是說，當時這本小說在國內和國外極有名，是很好的一部作品。但是解放后不久，這本書就再也沒有出版過。所以，連大學中文系的學生也不知道老舍先生有這么一部著作。
　　再也沒有出版的原因有好幾個。大部分的原因或者主要的原因是政治的原因。那個時候，我們國家主管文藝的“總頭”叫周揚，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兼全國文聯、全國作協黨組的主要負責人。當時，周揚把幾位“大將”找來，這幾位“大將”是巴金、老舍、曹禺。周揚讓這三人把自己的代表作改一改，然后再版。周揚特別指出來：巴老改《家》；老舍改《駱駝祥子》、《四世同堂》；曹禺著重改《雷雨》。怎么改呢？按黨的歷史唯物論、辯證唯物論去改，按照毛主席的延安文藝座談會精神去改，體現我們黨的文藝思想。當時，這三個人沒有一個是黨員，但都是進步的作家，都是非常好的民主人士，都是黨的好朋友，很聽話，尤其是信服周總理。所以，周揚讓他們改自己的代表作，他們也欣然同意。
　　于是，巴老就把他那個《家》由頭到尾改了。巴老本來就是一個喜歡改文章的人。后來，我在現代文學館工作時，得到了他的一本《家》的修改手稿。手稿分好多種：一種就是原始寫的那種手稿；另一種就是已經有書了，把這本書拿過來在這上面改，這也是手稿。巴老非常注意保留原始手稿。譬如他在《家》的第四版上面改，然后作為第五版的手稿。巴老就有這么一本保存得非常好的手稿，捐給了我們現代文學文學館。這本手稿共600多頁，每一頁都改得密密麻麻的。這是真正的修改。
　　曹禺是個膽子“很小”的人，但是他追求進步，后來入了黨。曹禺很聽話。于是，《雷雨》的主角就改為了魯大海。在原來的《雷雨》里面，魯大海并不是重要的角色。為什么要改魯大海為主角呢？因為魯大海是工人。表現工農兵，這是延安文藝座談會的主要精神。
　　老舍先生也嘗試去改。他請示周揚：“我改《四世同堂》，具體改什么地方呢？”周揚也說得很細致：首先，要把蔣委員長改成蔣介石；其次，要把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想辦法隱起來，或者就說國旗，不能說青天白日滿地紅。可是現在，凡能找到的老舍先生當時的修改稿，改的痕跡非常少。一點也不像巴老的手稿，也不像曹禺的手稿。老舍先生基本上是按文學規律進行修改的，只改了個別的字。譬如，那個時候寫文章 “的”、“得”、“地”用法不大統一，老舍先生在修改時把它們統一了。《四世同堂》100章改了大概10多章，老舍先生就停下來了，不改了。他向周揚匯報：你不是叫我學歷史唯物論嗎？當時淪陷區的北平老百姓盼著國民政府這個合法的政府的首腦打回來，把日本人趕走，那肯定是盼著蔣委員長回來，而不是盼著蔣介石回來，這是歷史，不能改；當時的國旗——青天白日滿地紅，也不能改。為什么呢？你不是告訴我要歷史唯物主義嘛！周揚當然也說不出老舍先生的不對。于是就說，你要是不改，我就不給你出這本書。老舍先生平常是一個很溫和、很熱情、很客氣的人，但是碰到這種原則問題，他也是很認真的。他當時說了這樣一句話：“如果不出的話，我就給你寫新的。”那意思就是不出拉倒，但是我堅決不改。就因為這個原因，《四世同堂》解放后沒有出版過。所以，人們不知道老舍先生有這么一部作品。當然，這里面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四世同堂》的主題是講文化，這不符合當時的思想。當時革命是成功了，但是依然強調的是政治的作用。
　　《四世同堂》這部書，老舍先生創作時考慮了很久。因為，老舍先生從抗戰初一直到抗戰結束，都處于文藝界的核心地位。他一直在考慮寫一篇什么樣的文章來描述抗戰。后來，他想到了文化這個主題。他寫《四世同堂》這部書的時候是1944年。那時差不多打了7年抗戰，打得很慘，遍體鱗傷。于是，老舍先生他就想到了這樣一個問題：中國背上背著沉重的文化包袱，這影響了抗戰，這影響了中國現代化的進程，這影響了中國的歷史發展。
　　《四世同堂》的主角叫瑞宣，是一個大家庭的長孫。瑞宣是一個高級知識分子。盧溝橋事變爆發以后，瑞宣面臨非常艱難的抉擇。一條路，放下課本，放下鋼筆，走出北京的城墻，深入到山區里打游擊。第二條路，留下來對這個家庭負責，養活這個家。他想到了中國的禮教——“忠孝不能兩全”。忠，是對國家而言，對國家要忠，像岳飛那樣，像文天祥那樣。孝，是對家庭而言，對長輩要孝。要不就是忠，要不就是孝。瑞宣這個家庭是四代同堂。他作為這個家庭的主心骨，他要對這個家庭負責，他要負起一個有責任的男人的責任，把這個家好好的保護下來，讓家庭度過難關。所以，瑞宣最后選擇留下來，對家庭負責，盡孝道。抗戰勝利后，瑞宣終于明白，他的這個選擇是錯誤的。如果每一個人都像他這樣，特別是高級知識分子和有頭腦的人，那么中國一定是一盤散沙。所以，抗戰打了8年，遍體鱗傷，死了無數的人，最后取得慘勝。而這個慘勝是在蘇聯紅軍的幫助下，在美國原子彈的幫助下取得的。所以，老舍先生在抗戰的后期想到了這么一個主題。他認為文化這個事要好好地剖析一下。不好的我們應該拋棄它，好的我們應該繼承。這方面老舍先生非常像魯迅。魯迅就覺得中國的文化包袱太沉。老舍先生同樣要剖析這些東西，讓中國人警覺起來，把這些包袱去掉，快步前進。《四世同堂》就是講這么個事，講的很好。
　　但是在當時，特別是解放后，《四世同堂》里講的事是和當時黨的理論相矛盾的。黨的理論是什么？文化不重要，政治、階級斗爭最重要。所以，把抗戰描寫成關于文化的這樣一件事，這是不對的。應該去描寫什么呢？應該要描寫武裝斗爭，要描寫八路軍，要描寫新四軍，要描寫游擊隊。偏偏老舍先生沒有這樣做，通篇基本上沒有講游擊戰，沒有講武裝斗爭。因此，當時分管文化的領導周揚說，這本書我是想給你出版，但你要改一改。
　　那么，何以證明老舍先生當時的這個觀點是正確的呢？文化就是這么重要嗎？蘇聯抗擊希特勒法西斯，大家都知道。1941年，希特勒突然背信棄義，進攻蘇聯。在這之前，斯大林和希特勒談判談了好久。那時，歐洲很多國家被希特勒侵占了。斯大林為了保住蘇聯這一塊唯一的社會主義陣地，就和希特勒談判。談判的結果是蘇聯不干涉希特勒的侵略行為，保全自己，這個條約叫《德蘇友好條約》。就是希特勒不進攻蘇聯，蘇聯也不干涉希特勒的侵略行為，各管各的。希特勒在歐洲得手的很快。有的國家不出一個禮拜就完了，譬如法國；有的國家一夜之間就被侵占了，譬如捷克、波蘭。1941年，希特勒撕毀條約突然進攻蘇聯。蘇聯受到了重大打擊，損失慘重。但是，斯大林在希特勒背信棄義、突然進攻后，自己站在紅場上發表講演。他說我們是老托爾斯泰的后代，我們是普希金的后代，他號召大家拿起槍來，奔赴前線。下面聽講演的很多人是大學教授，而且是教文學的。聽了斯大林講演之后，他們拿上槍開出紅場，直接開赴前線。沒有文化包袱，沒有忠孝不能兩全。只有3年多一點，斯大林率蘇聯紅軍一直打到希特勒老窩，徹底消滅了希特勒。剛才，主持人介紹說我是留蘇的。我的很多老師就是當時拿起槍上前線的戰士。后來，他們復員回來后繼續教書。這個例子完全能證明老舍先生的觀點是正確的。文化很重要。文化有時候決定了歷史前進的方向和歷史前進的速度。它有的時候可以推著你，有的時候可以拉著你。文化就有這么大的威力。
　　中國歷史上有一件事情，它把中國的歷史進程大大地向前推進了。這就是“五四”運動。現在，有一些人喜歡講“五四”運動就是愛國主義運動，這是不全面的。“五四”運動是科學、民主、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的起因是因為愛國，是要把舊中國救出來，用科學、民主、新文化運動來改變中國落后的面貌。我們現在很多文化理念都是從“五四”運動開始的。
　　“五四”運動有幾位大領袖，他們是蔡元培、陳獨秀、李大釗、周作人、魯迅，周作人的位置排在魯迅的前面。周作人在中國歷史上起過重大的進步作用。但抗戰的時候，他沒有選擇“出城”去抗戰，他選擇了對家庭負責。最后，周作人還接受了華北偽政權教育總督的職務，成為了漢奸，抗戰后被判了刑入了獄。但是，周作人提出了“文學革命”的口號。
　　魯迅先生更多的是寫雜文。到了上海以后，他成了那個年代整個文學界的最高領袖。他的威力之大，難以形容。魯老夫子一句話，讓誰倒下就倒下，他就有這么大的作用。這就是魯迅，他的影響大的不得了，絕對是當時的精神領袖。毛主席對魯迅評價特別高。魯迅先生不是黨員，但是他的精神是引領中國向前進的。所以，文化是可以影響歷史的進程、快慢和方向的。

      一個地方的文化要硬件、軟件都發達

　　文化從硬件方面來講，它要有“四館、一院、一宮”。“四館”是指圖書館、博物館、美術館、群藝館，“一院”是指劇院，“一宮”是指少年宮。這六大硬件是必須要有的。沒有這些硬件，當地老百姓日益高漲的文化需求就無法滿足。
　　另外，文化在“四件事”要很發達。一是教育要很發達；二是衛生要發達；三是環保要發達；四是文博要發達。我們在搞經濟的同時，一定要把精力在這四方面上有所傾斜。這四個方面不發達，最后是要“倒霉”的。在評判綜合實力的時候，你的排名會很靠后。
　　我們要經常舉辦文化活動。這里面包括各種文藝演出、文化節目和各種比賽、各種講演——講演的作用很大，中國共產黨、中國進步人士在某種角度上說是靠講演“起家”的。 “五四”運動的時候， 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的時候，都是靠講演“起家”的。講演在那個時候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一直延續到解放后。解放初期，北京、上海的講演很發達。后來，講階級斗爭，根本不讓講話。所以，中國大地上講演曾經被“消滅”了。不知講演為何物。沒有講演，只有一種聲音，那就是階級斗爭。
　　我在中國現代文學館工作是80年代的后期。那時，我開始在北京倡導講演。中國現代文學館后面有一個很小的禮堂，里面塞滿了也只能坐一百人。我就在那里開始搞講演。當然，我搞得很小心，絕對不接觸某些熱點問題、敏感問題、尖銳問題。我找中性的，找大家都能夠接受的問題來講。當時，沒有地方登廣告，電視也不普及，信息根本傳播不出去。
　　有一次，我舉辦一場非常好的講演——中國古典音樂。我對文化藝術研究院下屬的音樂研究所所長講：“所長，你帶幾個你的研究員來給我講一課，而且要把你那里好的古代樂器拿幾件來。”這個音樂研究所里有出土的中國古典樂器，每一件都是國寶。比如說古琴、古箏，有一千多年的歷史，而且還能彈。還有一個叫“塤”的樂器，出土的，還能吹。萬事俱備，就等觀眾來聽講演。
　　可是，等了半天，已經過點了，只來了一個人，還是外國人，中國觀眾沒有。所長問我怎么辦？我說：“照講。”于是，那幾個研究員坐在一邊，另一邊是樂器。下面坐著兩位觀眾，其中一個是我。這次講演講得特別好，演奏得特別到位，因為都是名家。講到最后，講演的人落淚了，彈奏的人落淚了，那個外國人落淚了，我落淚了。這么好的講演居然沒有人來聽。這就是中國恢復講演時候的困難。
　　當然，現在講演已經“鋪”開了。譬如，清華、北大、復旦、同濟，基本上每天都有講演。今天，嘉定組織這次文化講壇活動就非常好。我們要經常舉辦文化活動。活動里面一個重要的內容是講演。現在，講演搞得最好的是上海。譬如，上海的“社會大講堂”就非常好。

      城市文化個性第一要素是建筑 剖析8個典型事例

　　今天，我講的這個題目叫“城市文化個性和上海世博會主題”。城市文化個性有好多因素。我覺得第一個要素是建筑。現在，我們到國外看什么？主要看兩方面內容：一是看那座城市、那個地區的建筑；第二是看那里的博物館。因為參觀訪問的時間很短，你不可能去了解太多的東西，而建筑正是構成和了解、認識一個城市的非常重要的因素。
　　建筑是城市個性的主要載體。建筑是一個混合物，它不是一個單純的新東西。一座城市如果就是建新房子、蓋新大樓，這是錯誤的。城市應該是各個時期建筑的綜合體，每一個時期的東西都應該有一點。如果是清一色的東西，除非去建一座新城。所以，除極個別的情況之外，城市里各個時期的建筑都應有所保留，有所代表，讓城市變成一個綜合體，變成一個混合物。這一點我要著重地講，因為這里有分歧，這個分歧就是與現在的個別領導的“矛盾”。這些個別領導就認為，舊的要拆掉，不破不立；要體現在職5年的政績，要想為人民服務，要想解決人民的疾苦，要想解決民生，舊的就必須鏟掉，要建新的。這些想法是極其錯誤的。不應該這樣。城市里各個時期的東西都要保留一點，尤其是那些優秀的東西。
　　我經常愛講八個典型。三個是中國的典型，五個是國外的典型。我先講國外的——
　　第一個例子是瑞典。有一天，我在現代文學館辦公，有人敲門，打開門一看，是個外國人。他自我介紹說，他是瑞典人，有一個中國名字叫傅東華。他是瑞典王國駐華大使館的公使，他即將離開北京。他在北京做了20多年外交官，是一個老北京。臨走之前，他要對北京的建設發表一點自己的看法。他說，80年前，他的首都斯德哥爾摩和現在的北京一樣，要現代化。所以，斯德哥爾摩就把老東西都拆了，把老房子都拆了，而且拆的規模和速度非常大。他們要建一座新的現代的斯德哥爾摩。于是，就由郊區一直往市中心拆。當推進到距市中心還有0.8公里的時候，他們停了下來，覺悟了。認為不應該再拆，應該留一點老的斯德哥爾摩。于是，就這樣執行了。這0.8平方公里老的斯德哥爾摩被保留了下來，給斯德哥爾摩賺足了面子。每年大約有好幾百萬國外的游客專程來看這0.8平方公里老的斯德哥爾摩的樣子。由此而獲得的相應收入，就是包括旅游、旅館、餐飲所帶來的利潤，占了整個大斯德哥爾摩財政收入的60%。所有的人，包括市長、包括國王來這里參觀的時候，都得下車步行進去，然后再步行出來。這個地方的老居民個個成了富翁。這位瑞典駐華公使傅東華本人恰好在這里面有一個小的公寓，所以他現在也是富翁。我聽了以后非常感動。我說：“你趕快把這個寫出來，我們可以給你發表，這個對中國、對北京有很大的借鑒作用。”
　　我非常主張北京這個古老的城市要制定一個保護的規劃，不管誰當政都要按這個保護規劃來執行。這樣，就可以保護一大批好東西。北京市的領導接受了我的這個建議。于是，北京市的領導讓清華大學城市規劃院、城市設計院共同制訂一個城市保護的規劃，由政府出資。這個保護規劃大約半年以后制好了。拿過來一看，絕大部分專家們提的意見都被采納了。當時的北京市市長是劉淇，現在是市委書記；當時的市委書記是賈慶林，現在是全國政協主席。市長們開會討論并通過了這個保護規劃。但是，這個保護規劃要提交市人大通過。于是，劉淇同志召集相關人員對這個規劃進行最后協商。當時，那個會場很有意思。劉淇同志和幾個副市長坐正面，幾個專家坐對面，一邊是各個區縣的首腦，一邊是北京市的相關部、委及文物局、文化局的領導。劉淇同志說，我們制定了一個城市保護規劃，準備提交人大通過。今天，我們一起再商量一下。他請我第一個發言。我當時說：“今天不吵架了，今天也不罵街了，今天我要站起來給你們三鞠躬，做得太好了！”聽了這些，坐在上面的那些領導很高興。可是我向兩邊一看，所有的中級官員每個人都拉長著“驢”臉，特別不高興。因為當時他們認為絕對不需要保護，絕對不需要保護規劃，要把“老東西”鏟掉，建新樓。這些“老東西”是妨礙我們發展的，所以堅決不要保護規劃。劉淇同志為了說服他們，拿出一張報紙說，今天的《人民日報》發表了一個瑞典人的文章——就是我上面講的那個故事。請大家注意，斯德哥爾摩的經驗對北京來說是非常有啟發的，我們要充分認識到這一點。
　　第二個例子是倫敦。倫敦的市中心有一個特別有意思的美術館。這個美術館是2000年以后才開的，叫泰特現代藝術館。這是個特別奇怪的大房子，長得不得了，幾乎沒有窗戶，外表是紅磚砌的，造型比較單調。它是由一個廢棄的熱力發電站改造成的一個現代藝術館。現在，這成了倫敦的一個旅游熱點，所有人來倫敦都要到這兒看一看。它的改造推動了周邊的旅游和餐飲收入，給倫敦帶來了非常大的經濟利益和繁榮。這是一個非常輝煌的例子。
　　第三個例子是羅馬。羅馬是意大利的首都。它是一座非常古老的城市。沒有去過羅馬的人，都知道古希臘、古羅馬。古羅馬是指一個大的范圍，古羅馬城只是古羅馬的一個重要代表。羅馬城市中心一片廢墟，沒有新建筑，全是“破”磚頭、“破”石頭、“破”瓦塊。這要是放在北京、放在上海，早就完蛋了。羅馬人卻把這當作最重要的寶貝拿給大家看。所有的石頭、磚塊、瓦塊，都是幾千年歷史的承載體。他們在這些石頭、磚塊、瓦塊上面搭一些木條做的橋。讓大家在上面走，往腳底下看這些“破”磚頭、“破”瓦塊、“破”石頭。而這就是文明，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古羅馬！所以，北京的市長、上海的市長，北京的區長、上海的區長，第一個應該去的地方就是古羅馬。羅馬人就靠這些“破”磚頭、“破”瓦塊、“破”石頭，每年賺不計其數的錢。全世界上千萬的人去看——這就是人類文明。古羅馬斗獸場非常大，有點像現在的足球場，但是垮了一半。但羅馬人就這么把它保留著。因為這是歷史。羅馬人首先引你看這個。古羅馬人特別喜歡在郊外洗澡。羅馬城的郊外有非常大的澡堂。貴族、有地位的人整天呆在澡堂里，談話、辦事、休閑、娛樂等等都在里面。幾千年下來，這些澡堂大都壞了，但它個別的墻體高聳入云，就向一把劍那樣還插在那里。在當時，這是很輝煌的。對這類東西，羅馬人千方百計地把它留下來，證明古羅馬是全世界的文明發祥地。
　　第四個例子是京都。這是亞洲做得比較好的地方。京都是日本早期的首都，它保存得比較完好，整個城市都保留下來了。這個保留和中國的一位大科學家有關。這個人叫梁思成。抗戰后期，美國人在準備轟炸日本的時候曾經詢問過梁先生，因為知道他是一位東方建筑的權威。美國人請梁先生畫一張圖。將哪個地方有日本的國寶在圖上標出來，將來轟炸的時候不炸這個地方。這個具體標圖的人現在還活著，這個人叫羅哲文，是梁先生的小徒弟，今年87歲。后來，美軍司令部按照這張圖保護了京都。所以，京都今年立了一座梁思成雕像。日本人要紀念中國這位偉大的工程師。因為他出的這張圖保護了京都。從城市原有的格局和規模來看，京都現在是亞洲保護最完整、最好的。
　　第五個例子是巴黎。巴黎的市中心有一條河叫塞納河。塞納河的中心有兩個小島，其中一個島上有一座特別著名的教堂，就是巴黎圣母院。這是最古老、最核心、最中心的巴黎。我曾經請一位老華僑帶我到島上轉轉、看看。這位老華僑是個作家，是個翻譯家。在這個島上，他有一間房，是六層樓的頂樓。這是他30多年前買的，那時很便宜。當時，他住在里昂，每個星期要到巴黎來教書。在巴黎住上兩三天，然后再回里昂。這就是當時他教書時候買的一間房。現在這個房子非常值錢。怎么回事？因為這是巴黎最古老的房子。這里的街道非常窄，只能過一輛小汽車。地面是用石頭鋪的，摩登女孩穿高跟鞋走在那兒是非常危險的，鞋跟很容易跑到石頭縫里面被卡住。老華僑房子的那個門特窄，只能過一個人；樓梯特小，是轉著上去的，木頭結構。進去一看，我樂了：一個大洋爐子——北京冬天取暖的那個大洋爐子，在這個房子的中間。30多年前買的時候就有，燒煤的。現在，政府出資搞了基礎工程，在這個小區鋪了煤氣、通了暖氣、通了電、通了電話、通了寬帶，一切都改善了。這個大洋爐子不用了，就把它當一個古董。房子里面用布簾隔出一個廁所、一個沐浴房。這就是：老房子不拆，對其內部想辦法把它和現代的生活條件吻合起來，而外表還是老樣子。
　　這一條街上全是小鋪子，每間小鋪子大概只有十幾平米。老華僑領我到兩個特別的地方，其中一個地方是賣奶酪的，法國人愛吃奶酪。那個奶酪店雖然只有十幾平米，但奶酪的品種居然多達百余種。店里戴高帽的店員很驕傲地指著他身旁的墻說，這是多少多少年前的東西，就因為這墻，我這個地方才值錢，而且生意好。這個墻很有意思。墻體是石頭砌的，都是不規則的石頭，為了讓大家看這個石頭，就在這石頭外邊刷一層白漆，石頭的肌理、石頭的樣子都能看出來。門口原來相當于門的地方有兩個門框。店員突然指著這個門框說：“這個門框的歷史有400年，這是我發財的依據。”我看了以后極為感動。現在都現代化了，但他們把這些老的因素都保留下來了。而且，他們把這些老的因素當作賣點。全世界不計其數的人來看老巴黎就是看這個。這位華僑還告訴我，法國總統也住在這個胡同里，因為這個地方是個古老的宅子。這就是說，在許多文明國家人們的心目當中，老是值得驕傲的，老是不能動的，老是可以借文化來經營并且贏利獲益的。
　　國內也有三個好例子——
　　其中，第一個地方就是上海。上海有一條路叫泰康路，泰康路上有一個地方叫田子坊。這個地方十年前開始的石庫門改造，沒有像“新天地”那樣做成一個“掛羊頭，賣狗肉”的東西，而是真正保留了石庫門房子原來的結構。當地居民把這租給外國人，讓外國人在那里開各種畫廊、設計所、工作室。前后共引來了80多家外國的小企業。現在，田子坊成了上海一個著名的景點，陳逸飛最早的工作室就在那兒。這個做得好，保留了老上海的樣子。
　　在那里有當時的工廠。我看了兩家工廠，那門額上寫著1921年、 1927年。距離現在80多年。這是真正的老上海，木結構的框架都還在。解放后，這種老的工廠是國營工廠，比如說做縫紉機的針。現在還做這種東西，當然會“下馬”了。工人失業后領一點政府的補助，很困難。街道的領導和當地的居民就要想辦法解決這些問題。想什么辦法呢？居民們干脆搬出來，把房子租給外國人。讓這些外國人按照自己的想法把房子修理一下，然后開一個店。用這個辦法把房子保留下來，不拆，不建新的，外表保持原來的樣子，還是原來的石庫門。這個思路引起了很大的爭論。當然，現在來看是獲得了成功，是走在全國前列的。
　　有一次，我隨全國政協視察團來上海視察文化設施。我和另外一個委員“偷偷”訪問了田子坊，整個團沒有來。我看了以后極為感動。視察總結的時候，當著上海市政協領導的面，我說：“我偷偷地訪問了某個地方，我認為這個地方有啟示，有它的代表性，這是一個非常棒的地方。”上海市政協的領導非常驚訝。怎么會有這樣一個地方呢？我們走了以后，他們也“偷偷”地去看了，看完了以后也認為很好。
　　對田子坊那個地方是有爭論的，本來是準備拆掉蓋新樓的。因為，那個地方的位置好，而且地價也高。后來，上海市政協出面加以協調，爭論小了一點，也不拆了。現在，這里變成了一個非常好的地方。周圍的一些居民干脆也搬出去，把小屋租給外國人。我看了一個灶頭間，大概有3平米。一個日本人把它租下來，一個月給3000塊錢。居民用1500塊錢在邊上不遠處租了一個自己住的公寓，然后用另外1500塊錢過日子。反過來，他們又到田子坊這里尋找商機。一傳十、十傳百，所有這些老的居民均采用這種辦法把房子騰出來。現在，田子坊這個地方有許許多多個咖啡館、小餐館、小畫廊、小服裝店、小設計所，里面都很別致，房子外表保持原來的樣子。周圍原來很討厭他們的那些住在樓房里的居民，也慢慢向這里看齊。我覺得田子坊這一點是做得相當好的，應該大張旗鼓地宣揚。
　　第二個地方是湘西的鳳凰。沈從文先生在那個地方出生，在那個地方成長。那個地方的自然風景特別好。那兒有一條非常漂亮的溪流，溪流旁邊有吊腳樓，吊腳樓里住著很多當地的居民。那是一個非常古老的縣城，甚至有一些城墻的遺跡。沈從文先生有一個很有名的外甥，叫黃永玉，是大畫家。他六七十歲的時候返回了故鄉。鳳凰是個小縣城，但每年有很多的游客來這里游玩，可是沒地方住。于是，兩岸吊腳樓的居民干脆把吊腳樓外面貼上瓷磚，里頭稍微加以修整，變成家庭旅館，來招待這些人，賺些錢。
　　黃永玉看了以后，就和這個鎮的領導講，不能這樣做。要把那些瓷磚掀掉，還是要恢復吊腳樓木頭的外觀，里面可以盡量的現代化。還需要保持沈從文先生那個時代的樣子。讓它是一個內部現代化的古老的城市。于是，他就去說服當地人要這樣做。一開始沒有人贊成。但是黃先生一再堅持，整整說了20年，整整堅持了20年。終于說服了當地的居民和當地的領導，按照他的說法把瓷磚敲掉，恢復了吊腳樓木頭的外表。這就帶來了巨大的商機。為什么呢？沈從文先生的小說很有名。大家都知道沈先生有一部非常好的小說叫《邊城》，后來被凌子風先生拍成了電影，一部非常漂亮的電影。這部電影歌頌了那個少女，歌頌了那條溪流，歌頌了當地的山山水水。這些都是非常抒情的東西。大家都知道沈從文先生是那個地方的，所以都要過來看一看。看了以后，大家都覺得吊腳樓還像沈從文先生寫的那樣，還是那樣的風格。小船還是那樣，流水還是那樣，少女還是那樣。現在，每年長假去這個小鎮游玩的人約40萬。40萬讓這里的居民賺足了錢。當地居民特別感謝黃永玉：幸虧當時他攔住沒讓搞現代化。所以說，湘西的鳳凰是一個很好的典型，這個經驗是要推廣的。
　　還有一個例子，就是上海的近鄰——杭州。大家知道，杭州是京杭大運河的終點，也可以說是起點。那里有非常好的運河河道，有非常好的古橋，明代一座很大的橋也在那兒。在運河的兩岸，有很多老居民居住的老的住宅。怎么去改造變成了大問題。后來，經過很多斗爭，幾個“管事”的領導認為，由政府出錢，把所有的人請出去，然后重修這里的房子及運河河岸。房子原來是什么結構還保持什么結構。修好以后再把原來的居民請回來住，基本上不要錢。杭州有此舉，非常好。這是在全國做得最成功的。現在，很多人到杭州除了看西湖，就是看運河河岸及兩邊房子，包括那座明代的橋。
　　但是，這里原來有個敗筆：在這座橋近在咫尺的地方做了個大廣場，鋪花崗巖，蓋政府大樓。這遭到了文物專家的強烈譴責。因為，我們要申請世界文化遺產，必須遵循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兩個非常重要的原則。第一個原則是原真性。一定要是原來的樣子、原來的材料、原來的工藝、原來的用途。因為你是歷史的遺產，你不能改。另一個原則是環境。這個古老的東西要和它周邊的環境相協調，如果不協調，申遺是不會獲批的。就是說，明代的500年前的大橋旁邊是現代化的大廣場、現代化的建筑，這是不可以的，與周邊環境不相協調。大運河申遺，我本人向國務院建議不要匆匆忙忙地去申請，最好到2014年再申請。還有5年，5年內把工作都做扎實，然后去申請，爭取一次成功。現在政府接受了我的這個建議，準備于2014年再來申請大運河的世界文化遺產。
　　現在各個地方的領導人都想搞地方申遺。因為，申遺會帶來巨大的聲望、好處，包括經濟利益。準備申遺的，今年是西湖，明年是少林寺，后年是五臺山。我們每年要申請一個，力爭每年的“這一個”都能成功。目前，我們國家共有37處世界文化遺產，基本上是一年一處，非常成功。為此，國家文物局局長去找河南省省長商量，找山西省的省長商量。說少林寺、五臺山周邊不符合聯合國的規定。周邊的環境太嘈雜、太現代。應該恢復森林、古寺的樣子。什么意思呢？就是周邊已經住的幾十萬人要全部遷走。恢復森林、古寺的環境。五公里以內應該一個人也看不見，就只是古寺、鐘聲、和尚。現在，那里已經拆完了，而且也搬完了。明年這個時候少林寺申遺，后年五臺山申遺，都要求我們必須嚴格執行文物保護的基本原則。這個基本原則全世界是一致的，中國不例外。中國要納入世界這個范疇，因為中國是一個文明的古國。
　　我通過上面八個做得好的例子，來談建筑這個要素該怎么搞：一方面要建新的，一方面要保持自己優秀的傳統的東西。這就是城市個性里的第一個要素——建筑。

      北京上海城市建筑的文化個性

　　北京城市的建筑非常有個性。因為，北京是一個文明古都，歷史文化非常豐厚。北京沒有長安老，沒有洛陽老，沒有開封老，北京在他們之后。北京作為首都的歷史大概只有八百年。這個八百年換了六個朝代：遼、金、元、明、清、民國。這是近八百年，但它畢竟是八百年的首都，有豐厚的歷史文化遺產。北京的建筑是有特點的。特點可歸結為四個——
　　一個是皇宮。就是現在的故宮博物院。它保存得非常完整，非常好。這跟我們的毛主席、周總理、梁思成有關系。毛主席、周總理、朱老總在指揮平津戰役的時候，把北京包圍了。當時，毛主席就產生了這樣一個想法，對這樣的文明古都最好和平解決，但是也要做兩手準備。毛主席為此專門派人找梁思成，讓他畫一張地圖。這和美國炸京都時的做法一模一樣。所以梁先生的貢獻非常大。幸虧后來也沒有打。皇宮是北京建筑格局中的非常重要的建筑標志物。
　　第二是皇家園林。皇家園林在北京被叫做“三山五園”。北京西邊、北邊有三座著名的山，有五處皇家的園林。這都是非常好的寶貝。但是，1860年被英法聯軍毀掉了圓明園，同時還毀掉了香山，毀掉了頤和園。一些好的東西都是那時候毀的。后來，利用建海軍的機會又重修了頤和園、修了北海。這些都是世界文化遺產。北京現在有6處世界文化遺產：頤和園、天壇、故宮、長城八達嶺、十三陵、周口店猿人遺址。其中好幾處是皇家園林。
　　第三個是胡同四合院。北京的建筑以胡同四合院為代表。胡同有多少條，眾說不一。我認為比較可信的是剛解放時講的3300條。現在，北京的胡同還剩下600條。四合院大概還有1000多處比較完好，但也面臨著拆建。
　　第四個就是寺廟。北京的寺廟特別多。到目前為止，已經被拆掉了90%，剩下的都非常好。北京有一個藏傳佛教最大的廟，叫雍和宮。廟里有一個亭子，這個亭子正中間有一塊四方碑，碑四面刻字。北面是漢文，南面是蒙古文，東面是滿文，西面是西藏文，是同樣一篇文章的翻譯，字是乾隆的字。這一篇文章叫《喇嘛教說》。講的是康熙怎么把藏傳佛教由西藏傳到蒙古，從而消滅了蒙古。這是一塊泄露天機的史料。這是什么意思呢？清朝滿族人最大的敵人不是南邊漢族的明朝。明朝這個時候腐敗了，已經很弱了。它最大的敵人是蒙古人。當時，清朝的皇帝叫康熙，此人非常聰明。他說，蒙古人比較信喇嘛教，我們最好把西藏的活佛，把西藏的大人物請到蒙古去宣傳喇嘛教，讓普通的蒙古人信喇嘛教。他成功了。在蒙古，如果一家有一個兒子，那么他必須當喇嘛，這是規定。當喇嘛就要出家，出家就不能結婚，不結婚就不可能生兒子。于是，蒙古最精華、最強壯的人群就這樣被自然地消滅了。到1949年咱們解放的時候，外蒙古一共才幾十萬人。這是第一招。此外，康熙皇帝兒子有20多個，公主有40多個。康熙把這40多個公主紛紛嫁給了蒙古的王爺。枕頭風一吹，全部向著北京。這是第二招。這兩招太高明了。康熙以后，和清朝最友好的就是蒙古。它們是親戚、一家人。所以，中國和蒙古從來沒有什么亂子，非常友好。
　　北京的建筑個性體現在皇宮上、皇家園林上、胡同四合院上、寺廟上。那么，上海的建筑個性體現在哪里呢？上海的個性體現在石庫門上；體現在那些金融大樓上——每個樓建筑風格不一樣，流派也不一樣，建筑的內容、樣式也不一樣，很精彩；體現在花園洋房上——每個小院子都是不同的設計、不同的風格，保留得也不錯；體現在三條著名的大街上，南京路、延安路、淮海路——這里是全國經濟、金融的中心；體現在上海的水系和上海的外灘——就是蘇州河、黃浦江、長江兩岸；體現在它的街心花園上，還有就是體現在它的幾所著名大學和那些左翼文人的故居上。這些都是上海建筑里比較有典型性的、有代表性的。

      城市文化個性的第二個要素是生態環境 要有鳥、有樹、有水……

　　城市個性里的第二個要素是生態環境。生態環境對現代城市來說太重要了。但是，它不太受重視，或者雖然受“重視”但也不到位。作為一個現代都市，要搞得好，它的生態環境需要下大力氣去改造。這里包括樹，包括草，包括花，包括各種小生物。我覺得這些都應該是配套的，是多元的，而且都應該和這座城市相搭配。
　　我經常喜歡問：你這個城市有多少鳥？有沒有烏鴉？有沒有喜鵲？有沒有麻雀？有沒有各種路過的候鳥？有的城市干脆就說沒有。那么，這座城市肯定是失敗的，因為它達不到現代大城市的標準。城市里面，除了人之外，除了交通工具之外，應該有鳥在空中飛翔。
　　有一次，汪曾祺先生——現代一位著名的小說家，到香港去。他怎么都感到別扭，但是卻找不到原因。一天早上，他突然明白了，香港沒有麻雀。于是，他立刻寫了一篇文章：《香港沒有麻雀》。就是說，香港這么棒，這么發達，這么有名，這么繁榮，但你這里沒有宜居的環境。真是切中要害！只有當樹長起來以后，濕地與各方面配合起來以后，鳥才會來，你才會和鳥類共同享受這個地球。這是非常重要的標志。
　　城市里的樹和草不能單一。有些領導想法很單一。他們把高爾夫球場的那一套搬到城市里，做大的草坪。而且，草種非常單一，或者說那一大塊地沒有一顆樹，很單一。殊不知，世界的生物是需要多元的，是要有各個層次的。但他們根本想不到這些方面。單一，草會生病，樹會生病，結果會很糟糕。所以，城市里的樹和草一定要多元。多元才會允許很多生物保留下來，不會死掉，不會被擠掉。生物界有一定的自然規律。你不能太人為，你也不能太強制。
　　有一次，北京畫院組織了一次非常奇妙的畫展，叫做齊白石工筆草蟲展。齊老爺子在他70多歲的時候畫了一批小蟲子，工筆的。有蒼蠅、蚊子、蛐蛐、螞蚱等等，畫得極細。北京畫院給他搞了一個展覽，專門展這一批東西。那個院長非常聰明，在每一個小蟲子面前掛一放大鏡，觀看展覽的人可以拿這個放大鏡看。那須、那毛特別真實。北京的市民、外地的游客來觀看這個展覽，都不認識這些是什么蟲子。于是，北京畫院趕緊把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的人請來。請他們看看老先生畫的是什么蟲子。這是齊老畫的50年前北京確實存在的各式各樣的小蟲子，現在大部分已經沒有了。老先生對生活觀察得非常細致。這個故事很感人。
　　北京的烏鴉曾經很多。烏鴉多到什么程度呢？烏鴉早上飛出城去，到田野里去找吃的。晚上再飛回來，回到城市中間的樹上呆著。一來一去，一早一晚，這兩次烏鴉表演，把天遮上了。看不見太陽，看不見月亮，有好幾十萬只。現在，北京鳳毛麟角地能看到幾只。為什么？原因就是農業上用了農藥。
　　滿族人是崇拜烏鴉的。有一次，努爾哈赤打敗仗，逃到一個草叢當中躲著。突然，來了一大群烏鴉落在他的附近。追兵以為這就是一個荒蕪的地方，因為有很多烏鴉落在那兒。于是，就把他放過了。努爾哈赤因此非常感謝烏鴉，把烏鴉當作神鳥。怎么感謝呢？滿族人每家院子偏西的位置上都立一根旗桿，旗桿上面掛一個斗。斗中間是空的，斗能夠順著這個旗桿升降。這個斗里面裝滿高粱，用來慰勞烏鴉。大家到故宮看，到重要的寺廟看，到喇嘛廟去看，一定會看到一根旗桿，而且上面還有一個斗。
　　冰心先生說北京看景最好的地方是在景山上面。在故宮的后門，那兒有一個人工堆的不太高的山。山上面有五個亭子，那是北京最好的觀景點。站在最高處往下看，中間是黃的琉璃瓦，周圍是一片綠色的海洋。這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你看不見房子，除了樹還是樹。故宮里是沒有樹的。明朝的時候，有一個皇帝特虐待宮女。幾個宮女實在是無法忍受，合起伙要把皇帝掐死。掐了一半，以為這個皇帝死了。誰知這個皇帝活過來了。于是，那個皇帝下令把這些人殺掉，并下令把故宮里所有的樹都砍掉。因為，宮女們可能會里應外合，把宮門打開，進來一些造反的人藏在樹上。所以，那個皇帝怕以后還有壞人，干脆把樹全砍掉。所以，故宮這一片沒有樹。那為什么看到的又都是樹呢？北京故宮周圍那一片沒有高樓，都是胡同四合院，都是矮的平房。院子里種樹，樹冠高于屋脊，所有的樹冠連成一片，從景山上看就看不見房子，看到的全是樹。走在大街上，走在馬路上，并沒有發現北京有那么多樹。可是到景山上面一看，北京到處都是樹，就是這個原因。
　　南方有一個非常美妙的東西叫水杉。水杉是抗戰時期轉移到大后方去的中國植物學家首先發現的。經過認證、考證、分析，這是多少萬年前在地球上普遍生長的一種樹。
　　當時，一個植物學家在那個地方發現有這么一棵樹，特別的高大。但是，他當時沒有收集標本。這人叫王戰。回去后，他和別人聊天就說起了這件事。邊上一個有心人聽見了，這個人叫吳中倫。他馬上就去這個地方，采集樹皮，采集樹葉，采集它的果實，按照植物學所要求的做成標本。但是他沒有去研究。有一個特別有“心眼”的研究員，叫鄭萬均。他把這個標本拿來做物種分析，跟所有的樹種對比，發現這是一個新樹種。而且，以前從來沒有人研究過。這是一個新的重大發現。一篇非常重要的論文發表了，轟動中國。再后來，這一篇論文落到了胡先嘯的手里。這是一個大文學家，但他也是學植物的。這個人見識比較廣。他經過認真地研究，認為這是活著的一個化石，是多少億年前留存下來的一個活的標本，是多少億年前就存有的一種樹種——水杉。他這篇論文轟動世界。依據我的理解，這四個人都擁有水杉的發現權。前三個都有錯失的情況，但都做出了杰出的貢獻。后來，這四個人都成了中國植物學界赫赫有名的領軍人物。一個人當了科學院林土所的研究員；一個人當了南京林學院的院長；一個人當了中國林業研究院的院長；一個人當了廬山植物研究所的所長。現在，上海附近、杭州附近、揚州附近、蘇州附近這些有水的地方，都種水杉。這就是生態環境吧。
　　第三個就是水系。上海地理位置非常好。有江，而且是入海口。北京沒有。但是，北京的老祖先很聰明。他們人工挖掘運河，把水引進來。北京城的中間有五個大湖：積水潭、后海、北海、中海、南海。它們面積都非常大，都非常漂亮。另外，北京還有護城河以及一些天然的河道。所以，水系是一個大城市能夠漂亮、宜居的一個很重要的參數。
　　第四個是交通的肌理。北京是一個人工設計出來的都市。它不像上海、巴黎、倫敦是自然攤開的。北京很早以前就是一塊空地。某皇帝異想天開，讓大臣給他設計一個大的首都，并要按照設計來建。北京就是這樣形成的。所以，北京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它是一個人工設計出來的大城市。北京有九個城門，城門跟城門的距離是一樣的，之間有22條胡同，每個胡同的距離是79米。這是按圖施工的結果。所以，這個肌理要保護好。
　　第五個是飲食。每個城市都有自己好吃的，這個要保留下來。現在，個別領導有的時候有點“暈”。明明沒有海鮮，明明以雜糧、面食為主，但他不上這個，非要弄一桌海鮮來吃一吃。不會做，而且極貴。吃完之后一片罵聲。所以，最聰明的辦法是不要拿海鮮之類的東西出來，要把自己特色的東西拿出來。反映你的歷史，反映你的地方特色，反映你的個性。
　　第六個是歷史。歷史比較容易體現的是名人故居。我們一定要想辦法把你這個地方的名人故居保留下來。個別的開放出來，讓大家知道你這個地方有非常好的遺產。我到英國倫敦去，就發現滿街都掛著牌子，搪瓷的，藍顏色的。牌子上寫著一些文字：詩人、經濟學家、哲學家、作家；哪年哪月在這兒住過；出生年月等等。牌子上還注明這是英國遺產。就是說，這個房子什么時候住過一位名人，要紀念它，這個房子不準拆。這種辦法非常好，上海也有。但是，我們要把它做的非常有條理，非常正規化，有法律依據，要經得起推敲。這是非常好的愛國主義教育。

      幾個結論

　　剛才說的這些因素，就是城市個性的幾個主要因素。我們要想辦法把它挖掘出來，利用起來。
　　最后，我作幾個結論——
　　第一，一個城市要有幾個特征：一個城市要有故事，一個城市要有說法，一個城市要有特點，一個城市要有獨一門的事。這些東西你把它挖掘出來，就顯出你這個地方有向外說的東西，有向外宣傳的東西，有可以驕傲的東西。
　　第二，要保護歷史，保護文物。一定的時候，文化可能決定座次，可能決定一切。
　　第三，就是現在講究挖掘或者開發文化產業，我們對這個要有新的理解。文化產業，它不是一部戲、一部電影，更不是一場演唱會。譬如，好萊塢，它就是一個非常大的文化產業。它有非常大的制作基地，它有非常大的后期加工產業，它有非常大的一個文化產業的鏈條。幾十萬人在那兒工作。中國90%的電影后期制作，都是在好萊塢制作的。所以，中國要想辦法吸引人家來投資。目前，我們國家在這方面還差得很遠，還沒有起步。我們真正可以用來賺錢的，可以用來影響世界的，可以真正把中國的東西介紹給世界的，要靠文化產業。這樣，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才能擴大出去。中國規劃網上海4月12日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