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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時代經典或具有良好形態的優秀歷史建筑，完全應該原汁原味進行以保護為主題的適當更新，甚至適當恢復一點老古董以期與老城整體氛圍相協調。那么，對于老城中已不復存在的民間遺存，是否可以在一種新的理念指導下進行規劃建設呢?
利用節假日，七歲的非非小朋友經常跟隨父母到一些城市游玩。無論是省內的淄博、煙臺、濰坊，還是北京、太原、鄭州，每次一出火車站或者機場，非非的第一句話就是：怎么跟濟南一樣啊?!久而久之，非非甚至不太愿意再跟著父母出去，原因是“到處都差不多!” 的確，漫步國內大多數大中小城市，人們普遍感覺到它們的面貌大同小異。近些年來，國內城市建設“千城一面”，不光是業內專家，連普通百姓都深有感觸。由于我國的城市規劃與建設多年來一直以“現代風貌”為主導，以至于忽視了對傳統風貌的保護和弘揚，代之而來的，是具有民族風格地域特色的城市風貌大量消失和千篇一律的高樓大廈。 對于中國城市建設發展遇到的問題，幾十年前就被我國著名建筑學家梁思成先生概括出的“十二字現象”，即“中而新，西而新，中而舊，西而舊”，又重新引起了人們的思考。2006年10月，建筑設計大師貝聿銘主持設計的蘇州博物館新館落成，這是在“中而新”理念下誕生的“蘇而新”代表作品，贏得社會各界好評。作為一座同樣擁有悠久歷史和鮮明特色的歷史文化名城，濟南是否可以探索一條“中而新、濟而新”的城市建設之路?記者連日來做了相關采訪。 在今天日新月異的城市化進程中，當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千城一面”、“千樓一面”，找不到城市的特色、看不出故鄉韻味的時候， 很多人開始反思，我們需要什么樣的建筑形式?我們的中華文化、民族特色和精神應當寄托在什么樣的城市載體上?其實，這些問題，早在我們建設新中國、復興經濟的時期，就尖銳地存在過。以梁思成為首的中國建筑業界的一批有識之士，曾進行過艱苦的理論探索和建筑實踐，留下了許多直到今天仍然值得我們很好總結、學習和繼承的指導思想。 從梁思成的“中而新”到貝聿銘的“蘇而新”，建筑設計大師貝聿銘主持設計的蘇州博物館新館帶來諸多啟示 1950年，在梁思成與另一位城市規劃專家陳占祥共同撰寫的《關于中央人民政府中心區位置的建議》中，提出“創造我們的新的、時代的、民族的形式，而不是盲目地做‘宮殿式’或‘外國式’的形式主義的建筑。我們不惟可以如此做，而且絕對應當如此做，而且自信可以創造出這個新形體。”這種新形體后被概括為“中而新”，即是用“具有現代的中國特色”來要求我們的建筑創作。 在建筑實踐中，“中而新”的理念被很多著名建筑設計專家所接受，蘇州博物館新館就是這一理念的代表作。蘇博新館是建筑設計大師貝聿銘在中國的收官作品，它位于蘇州歷史保護街區范圍，主庭院是北面拙政園建筑風格的延伸和現代版的詮釋。 “不高不大不突出”，是貝聿銘對蘇州博物館的定位。成為蘇州繼承與創新、傳統與現代完美融合的典范和標志性建筑。它所遵循的“中而新、蘇而新”的設計理念贏得了人們的贊揚。 除了蘇博新館之外，還有一些建筑設計也貫徹了“中而新”的理念，其時代感和文化感得到較好結合。比如以中國塔的外觀設計為原型的世界第四高樓上海金茂大廈，它力求尋找一種現代超高層建筑與中國歷史建筑文脈相沿襲的結合模式;曾經的世界第一高樓臺北101大廈，整棟大樓以竹子的造型作為設計藍本，竹虛心而有節，是傳統文人人格理想的象征和隱喻;上海世博會中國館建筑外觀以“東方之冠”的構思主題，表達中國文化的精神與氣質，其由巨型鋼構架構成但結構神似中國傳統木建筑，同樣是“中而新”的成功實踐。 “濟而新”的提出者認為，探索尋找“濟而新”的發展道路，既要保證“濟”又要追求“新”，針對的是城市中已不復存在的民間遺存，目的是讓了解熱愛濟南的人都喜歡這個城市，讓我們傳統文化的傳承發揚之路走得更遠 與“中而新”、“蘇而新”一脈相承，探索一條“濟而新”的發展道路，也是濟南市規劃委專家委員會委員、山東意匠建筑設計公司董事長劉奎的主張。 在劉奎看來，不管是“蘇而新”還是“濟而新”，都是民族傳統文化與現代發展空間的完美結合，既摒棄了割裂傳統完全西化，又防止了盲目復古造假古董，同時還有效避免了單純的為保護而保護，努力有效賦予建筑以生命力和活力。 劉奎說，探討“濟而新”的發展，其目標針對的是古城中已經不復存在的民間遺存。“對于諸如文廟這樣的時代經典，或者說還具有良好形態的知名歷史建筑，我完全贊同要原汁原味、原生態純公益地進行以保護為主題的適當更新，甚至適當恢復一點老古董以期與老城整體氛圍相協調;但對于解放閣、大明湖周邊等已經被拆除的民居帶，則完全可以在‘濟而新’的理念指導下進行規劃建設。” 在劉奎看來，濟而新，“濟”和“新”缺一不可;濟而新，濟南自己的特點是靈魂。現在已經有一些建筑案例在試圖抓住濟南的特點，比如泉樂坊、省府前街等，也在新建筑中努力彰顯濟南的地域特色，能讓人看到設計者的用心，但稍感遺憾的是這個特色抓得還不夠準確，“泉樂坊沒有更好地實現濟南人文元素與時尚元素相結合，省府前街凸顯的不是老城符號而是商埠符號，某種程度上可以理解為不是濟南符號而是上海符號”。 他表示，在“濟”之外，“新”也是一個同樣重要的元素。過去有一種主張只強調建筑本身，不論是仿古新建筑還是老建筑，都忽視了建筑的使用功能，不能滿足現代人的生活方式，從而也就失去長久的生命力。“濟而新”的“新”，就是以民居為基本元素符號，用21世紀的思維模式、審美模式對其進行空間上、功能上、使用形式上的再創造。 劉奎說，主張“濟”，不是修建“假古董”;追求“新”，也不是大肆改造舊建筑貪大求洋。而是建筑要體現城市血脈，又要有當今的時代特點;既要保護傳承歷史文化，又要時尚前衛，讓了解熱愛濟南的人、不同年齡不同階層的人都喜歡這個城市，讓我們傳統文化的傳承發揚之路走得更遠。 建筑專家認為，“濟而新”或許是維護舊城風貌、彰顯時代特點的可行之路;要從歷史街區的宏觀層面而不是一棟或幾棟建筑入手，把握好尺度，而尺度比風格更重要 山東建筑大學建筑城規學院教授張潤武對“濟而新”的思路非常支持，認為這是我們在新時期傳承歷史文化的必經之路。“歷史上必須要繼承保護，濟南風格、濟南特色不能改變，但面對現代文明、文化，一味恪守老濟南的舊傳統也不切實際”。因此“濟而新”的規劃發展理念是完全正確的。 張潤武介紹，從上世紀80年代以來，我們一直在摸索老城保護發展之路，“一開始是完全的破壞，在老城區接連興建三聯、貴和、永安等高樓大廈，后來又誕生了其他一些新的高大建筑，這倒是‘新’了，但老濟南的城市風貌消失殆盡;同時另一種觀點是‘保住就是勝利’，以有的歷史文化老街為例，早期的改造由于對老建筑沒有科學合理地加以利用，沒有更好地賦予其新的生命力，同樣破壞了濟南最有特色的東西。”在近年來的城市發展中，也有一些值得肯定的案例，比如齊魯金店的改擴建、大明湖新區水街的建設等，盡管并不盡善盡美，但卻是“濟而新”的好嘗試。 對于濟南的舊城改造，幾年來多次參與濟南歷史街區規劃工作的東南大學建筑研究所副所長金俊教授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金俊同樣反對大面積的復古仿古，認為這種仿古有材料少、工藝難、造價高、工期長等幾大瓶頸難以突破，而其結果往往是不倫不類，還極大損傷歷史街區的原真性，破壞其歲月價值，經不起時間檢驗。 相比較大規模改造，金俊同樣贊同“濟而新”的觀念。在改造模式上，他不贊同大拆大建，而是主張小規模、漸進式的改良主義方法，“大規模顛覆性做法不可取，從領導到市民百姓也都不愿看到。但具體怎么改良，則是擺在政府與專家面前的一大課題。” 在金俊看來，“濟而新”更多應體現在歷史街區的宏觀層面而不是簡單的一棟或幾棟建筑。“在一處街區里面，能保留的老建筑要保留，不能保留的則盡量保留其建筑元素，進行適當復建，同時也新建一些帶有時代特點的新業態內容。新建部分最關鍵的是要把握好尺度，尺度比風格更重要。”他表示，這是一種比較現實可行的思路。 要做到積極意義上的“濟而新”，不能脫離功能單純追求形式，不能盲目照搬外地經驗;文保專家認為，迄今我們對濟南建筑文化的研究還不夠深刻、全面和系統，而對一座城市來說，不管哪種發展理念，尊重歷史、尊重文化傳統、尊重科學的原則是第一要務 劉奎表示，今天我們之所以能判斷一個建筑屬于哪一個時代，就是因為這個建筑有時代特點。對一處建筑來說，只有繼承基礎上的創新，才是今天的成就、未來的經典，才有希望成為百年后的古董而不是百年后的建筑垃圾。成都大慈寺歷史街區，耗資4000多萬元興建的仿古建筑，2008年建成，幾乎未投入使用，今年三四月間就被拆除。這樣價值昂貴的教訓值得每一個城市警惕。 要真正做到積極意義上的“濟而新”，不能脫開功能單純追求形式。要從城市的經濟、社會和自然歷史條件出發，不要盲目照搬外地經驗。城市特色的形成是個長期過程，城市建設是接力賽，只有尊重歷史文化，城市的文脈才能夠得以延續。 剛從西安大明宮遺址公園考察歸來的濟南市考古研究所所長李銘，向記者講述了一個細節：在大明宮的展廳內，陳列有一把考古探鏟，該探鏟由透明有機玻璃制成，里面分層展示著不同時期的土樣。“考古鏟我們每日熟視無睹，但這種新穎的展示卻讓我感受一種不同含義。”李銘說，一個常見物品，通過一種新的展示方法，給人以全新的理解。不管是一個建筑、一個行當還是一個城市的文化，在什么指導思想下用什么手段展示非常重要。“這些年的考古工作中，某一座建筑我可能已經去過多次，但每一次去都有不同的感受。老建筑是有生命的，它們身上融匯著無數科學、技術、文化、歷史乃至信仰的元素，我們對濟南老建筑的內蘊挖掘得遠遠不夠。” 李銘介紹，西方的考古理念中“不動就是最好的保護”很有道理，就像羅馬競技場遺址，讓人看到歷史的原生態，不做任何開發改建，這才是對歷史最大的尊重。“破壞性保護或者保護性破壞都不可取，在不能確認某種做法是否可行的時候，修舊如舊或說修舊如初是最妥當的。對一座城市來說，發展建設可以有多種理念，但不管哪種理念，尊重歷史、尊重原貌是第一要務。” 著名考古專家崔大庸博士也對記者表示，前輩學者提出的“中而新”的理念，自是出自其對“中”的內涵的深刻理解和科學研究的結果，理念和概念的提出首先是建立在基礎研究的層面上才可以得出。“我不了解‘蘇而新’概念提出的背景和過程，但蘇州建筑和園林建筑代表了我國江南的一種風格或流派，應該說有鮮明的地域特色。但推廣到濟南，提出‘濟而新’的理念，我個人認為應更加慎重一些，這是因為我們對濟南建筑文化的研究還不夠深刻、全面和系統。”崔大庸說，雖然近幾年來，不少學者對濟南的城市建筑、街巷特色、建筑特點作了研究，論著也不少，但實在缺少一部全面系統地總結濟南特色的論著，以至于我們在說濟南的特點時往往定位于：大的方面具有北方和江南兼而有之的特點，小的方面則有蝎子尾屋脊等要素。這實際上并不全面、系統，所以應該把注意力放在這些方面來，否則，一個理念或概念的提出，也只能是一種推論或模仿。 崔大庸表示，不少專家和學者一談到對古代建筑的保護與利用來，多強調的是無法適合現代生活的要求，這是一個永遠合不起來的平行線。至于古建筑修復或恢復，我國已有不少成功經驗，許多法律、法規、宣言中都有涉及，也很明確。問題的關鍵是，具體實施起來往往跑偏，這樣才出現了不少假古董及不倫不類的東西。“實際上，有些問題很簡單，只要本著尊重歷史、尊重文化傳統、尊重科學的原則就可以了。”中國規劃網濟南8月18日電 (責任編輯：白雪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