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聞周刊第36期封面：博士工
博士工 中國已成“博士生產大國”，最牛導師曾同時帶47名博士⋯⋯華中科技大學教授周光禮的新書——《中國博士質量調查》中的一系列數據猶如頑石入水，激起千層浪。 大學擴招不斷推進，博士生數量也跟著上升，傳統(tǒng)的導師制向老板制轉型，卻又一時間顯得不倫不類，怪相叢生。 博士生與博導構成的這個江湖，猶如一面鏡子，折射出當下學術和科研的諸多病態(tài)，令人深思。 尷尬的博士 有別于歐洲的“師徒制”，同時又與美國的“老板制”有差距，中國的博士生培養(yǎng)制度在現實拷問之下問題重重 本刊記者/王婧 劉炎迅(發(fā)自武漢、北京) 周光禮撰寫的《中國博士質量調查》，自8月24日這天面世后，即引發(fā)各界爭論。 在這個被為“國內第一份有關中國博士培養(yǎng)質量的調查報告”中，展現了一個錯綜復雜并且觸目驚心的現實，當中案例包括：1名博士生導師同時帶47名博士生，導師搖身變?yōu)?ldquo;老板”，博士生淪為“廉價勞動力”等等。 周光禮分析，在這個問題的背后，是一個“不倫不類”的博士生培養(yǎng)模式——當前，中國的“博導制”既不同于歐洲的“導師制”，也不同于北美的“老板制”。而在此模式主導之下，很多問題就出現了。 不過，接到《中國新聞周刊》記者邀訪的電話，任教于華中科技大學的周光禮現在不再侃侃而談，而是迅速掛掉。 規(guī)則反復 事實上，中國的博士生問題已經日漸引起嚴重關注。北京大學教育學院主任陳洪捷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從三年前開始，國務院學術委員會就著手進行全國博士生的調查，調查結果將集結成書，于今年9月底出版。周光禮的調查選樣千人，集中于兩所學校。而陳洪捷領銜的調查，則是一個全樣本的調查，“所有培養(yǎng)博士的單位全都包括進去了，問卷發(fā)了3萬多份。” 據陳洪捷介紹，在國外，有教授頭銜的就可以擔任博士生導師，而中國并非如此。中國的博導需要從教授中遴選出來，遴選責任部門包括教育部的學位辦公室、各地的學位委員會，以及高校里專門的學術委員會。 而在博士生那里，博導則成了“老板”。 周光禮的調查報告稱，有的導師把博士生當做廉價的高級勞動力。60%的學生認為，他們承擔了導師課題一半以上的任務。有些導師100%的橫向課題由學生完成。 坊間有一種流傳很廣的說法：“‘老板’帶的學生越多，收益就越高，導師與研究生之間變成雇傭關系、勞資關系，這早已是公開的秘密。只不過，‘勞資’雙方沒有簽訂勞動契約，‘勞’方只有勞動的義務，卻沒有索要報酬的權利。” 而事實上，中國的博導制度又不是純粹意義的上“老板制”。 周光禮的報告指出，中國博士培養(yǎng)制度的矛盾，其實正是“導師制”與“老板制”的沖突。 所謂的導師制(或稱師徒制)源于歐洲，以科研和撰寫論文為主要任務，實行導師個人負責制；而老板制源于美國，強調課程學習、實行嚴格的資格考試，實行導師小組負責制。 “從國際上對博士培養(yǎng)制度的總體研究來看，主流看法認為歐洲的導師制需要改革。師徒制最大的問題是，一個老師就算再有能耐，但個人的知識和視野畢竟有限。而美國倡導的老板制，是一種導師集體負責制，可以兼收各家長處，創(chuàng)新、機會、潛力會大得多，因此美國的模式普遍被看好。”陳洪捷說。 老板制能夠利用市場有效配置大學科研資源。周光禮認為，老板制的形成有兩個基本前提：一是研究經費以競爭的方式發(fā)放，并在研究經費中把用于研究生培養(yǎng)的費用計算在內，在科研中實現“教育功能”；二是研究生和博士后的招收主要由導師掌握的研究經費決定，教師掌握的研究經費越多，招收的研究生和博士后也越多。正是通過這樣的市場機制，老板制有利于實現大學人力資源和科研經費的優(yōu)化配置。 當今，世界上大多數的頂級大學是在美國，即可以證明美國博導制度的優(yōu)越性。 在中國，博士生培養(yǎng)制度曾經經歷多次的反復——先是模仿日本模式，隨后學習德國模式。20世紀30年代，中國建立了美式博士培養(yǎng)制度。到了20世紀50年代，又開始全面學蘇聯，建立起與計劃經濟相適應的高度集權的高等教育體制，實際上又回到了歐洲的導師制。而到了文革期間，這種制度很快又煙消云散了。 改革開放后，中國恢復了導師制。但隨著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這種體制越來越不適應中國的實際情況，于是，改革的目標又轉向北美的老板制。當下中國的博導制度，正是處在第二個循環(huán)當中。 但是，在朝著“老板制”轉向的過程中，中國的博導制又帶有明顯的“師徒制”色彩。“雖然一個博士生上面除了設有導師以外，還有很多由一兩個博導組成的指導小組，但所謂的指導小組只是名義上的，真正操作起來往往還是以一個導師為主。” 陳洪捷說。 制度異化 2008年，中國博士學位授予數量超過了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學位授予國家。2009年，全國在讀博士生達到24.63萬人；2010年，全國博士招生計劃為6.2萬人。 招收學生的依據是導師個人偏好，別人無權干涉。在博士招生規(guī)模很小、導師選拔嚴格的條件下，這種方式與博士培養(yǎng)的要求是相匹配的。但隨著中國博士教育規(guī)模急劇擴大，招生腐敗亦隨之出現。 在美國讀博士，課程學習是最重要的一部分，每一門課程幾乎都要求達到世界最前沿水平，每門課程都需要通過嚴格的考試。而對博士生的評估，則是由第三方的中介機構進行。也就是說，決定一名博士生能否畢業(yè)，該名博士生的導師說了不算，而是由導師指導委員會進行決定。 但在中國，博士的課程學習幾乎淪為了擺設。在這次調查中，幾名博士生導師都表示，“給博士生上課是沒有必要的。”有些導師甚至直言，“即使一門課都沒有，我也沒什么意見。學生培養(yǎng)計劃發(fā)放下來的時候，我就非常不認真，簽個字就算了。學生要上哪幾門課，可以去問師兄。關鍵是學分夠了就行了，他們上幾門課我也不知道。” 于是，學術研究便成為中國博士們最重要的學習方式。 陳洪捷表示，導師普遍的想法是，“活是肯定要干的，因為研究訓練肯定要在實踐中去完成。”但是，研究項目本身的科研含量有多少，是問題的關鍵。 而學生則稱，“我做了很多項目，出了很多差，但是回過頭來看，這和工作有什么區(qū)別啊？讀博期間還做那么多橫向項目，還不如出去工作。” 橫向項目一般是指來自市場的項目，多見于理工科，一般是將已有的理論成果轉化到實際應用中去，因此產品直接與市場有關。在中國教育“產學研”一體化后，橫向項目便成為課題組的重要經費來源。 與橫向項目相對應的是縱向項目，一般是指來自中國教育系統(tǒng)內部層層下達的科研任務。縱向課題多是理論研究，需要的是學術創(chuàng)新成果。由于中國的科研經費僧多粥少，縱向課題的經費，往往只包括購買儀器、設備、資料和差旅費，不允許用于人才培養(yǎng)。 因此有學生稱，在一些項目中，“有些老師自己一年拿幾十萬，對一個學生一兩萬都不愿支付。” 于是，師生關系演變?yōu)橐环N類于雇傭的關系。2006年，上海某高校就曾發(fā)生過幾位研究生不滿導師“剝削”而集體將其“炒掉”的事件。更有甚者，有的導師讓研究生幫其著書，自己卻不進行任何指導或把關。學生為了表示“無聲的抗議”，竟連篇累牘地抄襲別人的著作，引發(fā)官司，讓導師的丑聞最終曝光⋯⋯這些看似荒唐的現象，在赤裸裸的“員工”與“老板”的關系中是不足為怪的。 “中國培養(yǎng)博士的一個傳統(tǒng)概念就是，你的導師是誰，他就成為你唯一的指導人。他給你項目，給你錢，這就牽扯到利益關系。” 陳洪捷說。 這樣一來，博士生和導師之間，就像一個小公司中老板和員工的關系。 一些博士生導師辯解稱，他們會安排博士生做科研項目中需要思考和技術創(chuàng)新的部分，而那些純粹的基礎工作，則交給碩士生去做。但在實際操作中，這兩種任務其實很難區(qū)分。 為了整治招生腐敗，中國高校開始更多地借鑒美國經驗，實行越來越嚴格的量化管理。但博士培養(yǎng)制度依然還是過去的學徒式，這也就使得美國的老板制在中國被異化。 《中國博士質量調查》書中說，“全國指導博士生在20人以上的導師不在少數，指導博士生最多的一位導師手頭上有110多位博士生，但是，許多博士生從入學到畢業(yè)沒有見過導師一面。” 陳洪捷認為，這種情況雖然存在，但并沒有上述所言如此嚴重。但他也指出，“這不是某個導師的問題，而是整個科研體制的問題。” 學術草根 “博士是中國學術的草根。”武漢大學信息管理學院博導沈陽教授說，“因為絕大多數的科研項目是由博士生承擔，但他們的待遇非常低。” 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一名博士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記者采訪時稱，“每個月只有1000元的補助，甚至很難維持正常的人際交往。”因此，除了給老板做課題以外，他還悄悄地在外做一份“沒有任何學術含量的兼職”。 理工科院系的博士待遇要好一些，尤其是導師的橫向項目比較多的時候，“導師會象征性地發(fā)點錢，”華中科技大學電機系的一名博士說，“有時候每個月能拿到2000元左右。” 陳洪捷認為，博士質量最大的一個隱患在于生源本身。因為讀博士的條件較艱苦，因此潛力較好的學生不一定選擇讀博士，而寧愿去工作或者出國。“在讀的博士生中有很多人可以分為兩類：一是基礎不好，或者出身的學校不好，基礎上有弱點。第二類是，不愿意做科研，只是為了到這個城市，或者跟配偶團聚，或者不喜歡原來的工作，所以選擇上博士。現在，這樣的人越來越多，就是拿博士當跳板，典型的功利主義者。于是，很多導師也就抱怨，‘學生沒興趣，那我怎么培養(yǎng)？’” 這個問題顯然與國家給博士生的待遇有直接關系。許多中國人選擇去美國和西方讀博士，即因為那里的待遇較好，博士生可以維持生活，可以養(yǎng)家。此外，中國的博士規(guī)定為三年制或者四年制，時間限制很死。而在國外學制是彈性的，三四年做不完可以再延幾年。 “有時候，博士生正在做一項大的研究，需要時間慢慢打磨的時候，就要面臨畢業(yè)、找工作。這種情況就導致博士生做選題時，壓根就不去碰那些大的難題。” 因此，在現實中，博士希望投靠課題多、項目大的“大老板”，而“老板”則希望找到聽話、出活和“有后臺”的學生。學生需要導師提供項目與經費，以使他們完成論文并獲取學位，并不在意老師是否能真正給予學術上的指導；導師則需要學生參與課題，成為自己“項目組”的“勞動力”，而學生能從中學到什么，以后成為怎樣的人，他也并不在意。 對此，周光禮稱，“中國大學科研中的老板制是功利主義的產物，是師生關系功利化的結果。這是一種利益驅使和彼此回報的關系。” 但對于媒體一邊倒的指責，沈陽則反駁稱，博導變成“老板”，原因并不出在博導身上。在中國現有的教學體制中，給予年輕學者的機會太少，原本就不多的縱向課題總是會落到德高望重的老教授手中。 沈陽老師還透露，教育產業(yè)化之后，“作為碩士導師，每年要自己拉20萬的課題，作為博導，每年要自己拉40萬的課題。如果達不到這個標準，學校就不會讓你再帶學生。這就形成了惡性循環(huán)。” 2007年，浙江大學歷史系教授包偉民發(fā)表聲明，稱自己由于交不起“助研經費”而放棄招收博士生。聲明稱，“鄙校新法：自2007年起，招收碩、博士研究生，研究生與指導教師均須向校方交錢，前者稱‘學費’，后者稱‘助研經費’。‘助研經費’數額，按招收研究生人數多寡翻倍遞增。本人⋯⋯無力繳納此錢⋯⋯故告考生：新法之下，難與二三才俊燈下讀史，以共教學相長之樂；煩請另投名師，以免誤了前程。” 然而，更多的博導無法如此灑脫，因而不得不變成商人，工作重心也就從專心研究課題到費盡心思找項目。“尤其是當你帶領著一個團隊，這個團隊中又還有年輕教師的時候，這種壓力就更大了。作為一個團隊的帶頭人，你不能讓他們沒有基本的生活費吧？所以就不得不總是想著要找項目。”沈陽說。 據沈陽觀察，很多博導專注于拉項目之后，自己就不動手做課題了。因此，博導對學術前沿的把握程度急劇下降，更談不上有足夠能力指導博士生。 就在周光禮的報告發(fā)表后六天，他所在的高校——華中科技大學宣布，擬清退307名超學時的研究生。他們當中，絕大多數很少上課，完全是為了“混文憑”而來的。《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從華中科大內部相關人士了解到，在這份名單中，除了奧運冠軍楊威和高之外，還有很多在職博士，他們的身份大致有兩種：一是在職的青年教師，博士文憑意味著評職稱的必要條件；二是官員，博士文憑則意味著“鍍金”。 ★ (實習生熊一丹對本文亦有貢獻) 博士生生活調查：被動地淪為各種項目技術工人 博士生一兩事 博士生的生活有著自己特別的系統(tǒng)，這些已不年輕的學生，一面活在系統(tǒng)中，一面又需要面對系統(tǒng)外的現實生活，游離之間的故事忙碌而糾結，讓人唏噓 本刊記者/崔曉火 文/劉艷平 對于文科博士生而言，生活的重量在于一頁一頁的論文中間，讀博期間，如何盡可能多地發(fā)表論文，成為他們追求的最大目標之一。復旦大學新聞學院二年級博士生楊震宇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曾說，“三年時間，要在核心刊物上發(fā)表三篇論文，完成一篇10萬字的博士論文，實在太緊張了。” 而對于理工科的博士生，壓力都在一個個項目上，“有條件上，沒有條件創(chuàng)造條件也要上。”金燁離開實驗樓，扭頭又見熟悉的場景——工科實驗室燈火通明，而其他專業(yè)的實驗室則一片漆黑。 在他看來，這明暗之間，恰好點破了研究生階層的差別：與其他專業(yè)不同，工科專業(yè)導師手里的項目繁多，多到學生需要日以繼夜。 不過，相似的一點是，他們都需要花點時間去理解各自的博導，幾年的博士生生涯里，“關系”二字或許才是最核心的命題，需要認真思考。 跟導師“入伙” 已是凌晨兩點，28歲的信息工程二年級博士生金燁比白天更精神。他說，自從為導師做編程項目以來，自己不僅懂得多吃果蔬更能熬夜，還迷上了深夜的足球比賽轉播。 “世界杯凌晨直播的28場比賽我看齊了，連鐵桿球迷都不理解我是怎么做到的。”這位來自廣西的博士生這么說的時候，語氣很平靜。 從武漢一所名校分校的研究生院“混”到工科碩士文憑后，金燁在職場面試中接連受挫，“軟弱的個性”讓他對自己在社會中立足這件事缺乏信心。 而這種消極情緒的另一面，是一名研究生對波瀾不驚的校園生活的迷戀。 金燁參加考博，并選擇了這所二本A類大學中僅有的三個博士點之一的信息專業(yè)，他說自己實屬無奈。 “感覺還是學校更適合自己。父母也相信我有了博士學位的話，找不到好工作至少還可以在學校里待著。”他說。 2008年，金燁來到這座位于沿海發(fā)達城市的大學校園。當時，他所就讀的信息工程專業(yè)作為博士點啟動剛滿兩年，學科帶頭人具有國家級學術協會任委員身份，帶領了包括金燁在內的22名在校博士生。而與此同時，該專業(yè)還與北京、上海、武漢的大學聯合吸納了另外40余名博士生。 在金燁就讀之前，這個專業(yè)十年間共有100多名碩士和4名博士后畢業(yè)，出路多為屬地企業(yè)。 入讀前，金燁就考慮到了由于這所院校并非教育部直屬的重點大學，缺乏申請國家科技項目的實力。在學院的親眼所見也證明，導師每年申請到的國家公開項目還不到十個，且名目都是與重大項目相距甚遠的“邊角料”。 不過即便如此，金燁還是發(fā)現導師開的是兩輛車，其中一輛還是進口車。 事實上，盡管國家級項目為數不多，但身處在這座電子工業(yè)較為發(fā)達的城市，信息工程專業(yè)可以參與的商業(yè)項目卻層出不窮。規(guī)模大到國有企業(yè)的研發(fā)項目，小到私人公司的程序系統(tǒng)開發(fā)。導師可以借著博士點的名義，把程序賣給公司，差價可以一般都可以達到幾十萬。“導師自己也不遮掩，總是熱情地和我們討論項目。” 于是，作為導師的博士生，金燁責無旁貸地入伙了。 為導師做商業(yè)項目的“補貼”開始超過國家和大學對博士生每月不到1000元的補貼。工作的種類繁多，其中大型的就分給多個人做，小型的就讓一個博士生帶著能干的碩士生一起做，“分成”后的導師補貼從幾百元到幾千元。 剛入學的時候，金燁和高年級博士生一起為一家物流公司做大型編程。由于時間很緊，幾個年輕人幾乎是在每天只休息兩三個小時的情況下連續(xù)工作一星期才完成的。交工當天，他們?yōu)榱藨c祝，從宿舍叫了比薩外賣。沒等比薩送到，導師的電話就到了，要求他們立即回實驗室修改一處明顯的運算錯誤。 在金燁的眼中，博士生涯的前兩年就是一個項目接一個項目，高度的重復性勞動讓他覺得自己成了一名高級技術人員，而沒有任何學術成就可言。學生與導師、學生與學生之間似乎存在一種無言的默契，只不過誰都不想說明白。 “導師很忙，我們也很忙，這樣的環(huán)境下沒有人還會考慮什么學術問題了。學術根本不成氣候。”金燁平靜地說。 包括金燁在內，這20多名信息工程博士也不必擔憂論文。因為依照前輩經驗，只要從讀博期間做項目的過程中任選一點并略加論述，博士論文的通過和導師組織的論文答辯都不會阻礙他們畢業(yè)。甚至在“兩篇權威、一篇核心”的論文發(fā)表上，也只是疏通關系的問題。 2009年《文匯報》的報道中說，復旦大學，哲學博士王明的“菩薩心腸”幾乎聞名于整個校園，每到晚上，他都會拿著貓糧給學校周邊的流浪貓喂食，數年風雨無阻。王明有一次坦率地說，貓只不過是他轉移壓力的一個道具，“如果生活中沒有貓，這幾年一個人做學問，我可能會做瘋掉。” “博士生其實在地位上是被動的。我也聽說過好導師，也相信一定有好導師，但一切都取決于博士生身邊的環(huán)境了。”金燁說。 被動的地位 博士生的生活，大多和金燁類似，他們被動地淪為各種項目的“技術工人”。 在一座西南重鎮(zhèn)的非重點理工類院校，賈超的博士生涯進入第四年。在這位冶金專業(yè)的博士生眼中，導師總能拿到千萬元規(guī)模的重大項目，幾乎像是一位“老板”。 這位“很喜歡在實驗室待著，做實驗、想問題”的男生，因為當年英語的“掛”科而從北方調劑到了這所自己并非滿意的學校。為了能繼續(xù)留在實驗室里，他接受了這所學校當年的鼓勵——碩博連讀。 因為“那個時候調劑的都是自費，我如果選擇讀研，三年學費需要交2萬。學校為了鼓勵碩博的，給的條件是，如果選擇繼續(xù)深造，免去學費1萬，另外從研二可以拿到公費的補助，住宿連續(xù)免費。”“考慮到家庭條件很差，而且自己很喜歡科研，于是就選擇了在這所大學繼續(xù)讀博士。” 之后，賈超的生活是，每天早晨8點多到實驗室，晚上12點多回宿舍，周而復始，有時兩三個月都不出校門。 “不過說來慚愧，一直都沒有什么科研成果發(fā)表。”這位年輕人說。“讀博還是挺難的。我曾經想過放棄，主要是出于經濟方面的考慮，沒有錢，又沒有生活，就失去那種迎難而上的信心了。但在最困難的時刻，我心里的念頭就一個：既然已經選擇了，就不應該放棄。于是我堅持到了現在。” 在做實驗的同時，賈超還得幫導師帶碩士，用他自己的話說，“我導師的碩士很多都是我?guī)С鰜淼模▽嶒炘O計什么的。” 除了日復一日拼命地實驗和幫導師帶好師弟師妹們外，賈超比很多同學多了一項事情，就是兼職做家教和代課。 來自農村的他，每月生活費除了那不變的258元國家補助和導師給的不到300元的補貼外，別無其他。而學校食堂的菜卻是一漲再漲，“以前研一的時候最便宜的菜是4毛或者6毛，現在是一塊二 。” 然而，今年老板不讓出去做兼職了，實驗室又太忙，沒有精力，就放棄了兼職。所以，“這學期我有的一點點積蓄，都是上學期瞞著導師做家教和助教的。” 和自己的導師相比，副校長的項目更讓人“羨慕”。 “其實他人穿著非常樸素，也不開車。但他拿到的科研經費相當多，一般都是幾千萬規(guī)模的課題，和冶金相關，因為冶金是我們學校的王牌。” 由于副校長攬入懷中的課題涉及面很廣。“如果是能源的項目，他就從化工學院找研究生一起做。如果是生物冶金的項目，那就得從生物科學院找人。 所以，他的學生幾乎是遍及學校每個學院的，算下來60個學生也很正常。”在他的實驗室里負責的也不止他一個人，還有他的幾名助手，都是他培養(yǎng)出來的博士。 “他的學生都是批量生產的。每次帶出去活動，都得包好幾輛大巴。” 在北京一所重點大學就讀環(huán)境專業(yè)的博士生王音說，目前急功近利的學術體系催生了“項目型”導師和“項目型”博士群體的壯大。盡管在重點大學，對導師和研究生從事商業(yè)項目的管理比一般院校嚴格得多，然而單是國家項目的壓力就足以將博士生的研究沖動抹殺。處在生態(tài)鏈最底層的博士研究生其實無力改變什么，只能坐等學術環(huán)境的改善。 王音告訴記者，國家的重大項目多到這所大學的導師都應付不來，他們沒時間也沒精力外面兼職做項目。導師拿到的項目都上報學院，之后學院從項目中提成其中8%，而項目組所用學校的資源和學生都全部免費，并且還給項目組成員發(fā)工資。 “導師也沒必要外面偷偷接項目和在外面租辦公室。他們要想晉升或申請到更大的項目，也要憑此前上報的項目成果。”他告訴記者。 方中明是中國科學院生物化學與分子生物專業(yè)的博士生。在他眼中，由于科研機構跟高校的不同，學生的角色也會弱化很多。“很多時候自己就是職工。”他說。 “學術創(chuàng)新需要一個好的環(huán)境 ，老師有科研任務，課題必須結題、要發(fā)表文章，因此肯定要走‘短、平、快’的路線，不容得自由探索，不然課題組就得解散。”他說。“創(chuàng)新是需要時間的。國內目前的環(huán)境下，研究生或科學家都是以謀生為目的的。” 一名在北京重點大學碩博連讀的研究生告訴記者，由于就業(yè)壓力大，為了能找到一份體面的工作，他和很多人一樣，主要為了學位證書堅持 。“我們的研究生生活補助不高，很多碩士的生活都有問題，還談什么學術興趣呢。”他說。 學術創(chuàng)新遇到的瓶頸在文科類研究生中更為普遍。眾多在職博士生擁擠在同一位導師的門檻下，學術的碰撞在現實條件下無法形成。不少在職博士生常常延期畢業(yè)，但可能在找到工作之后不再繼續(xù)學業(yè)，于是從開始到最后，導師與學生甚至未能有幾面之緣。 斷了的傳統(tǒng) 直到今日，白志東教授還清楚地記得參加自己博士答辯的日期：1982年5月15日。 1978年，為了解決恢復高考后國內大學嚴重的教員短缺問題，教育部在中國科學院、中國科技大學、復旦大學等科研院所和高校設立博士試點，將一批高學識的知識分子直接培養(yǎng)成為博士。今年56歲的東北師范大學數學與統(tǒng)計學院教授白志東就曾是1978年考入中國科技大學數學系、并在1982年學位制度重建之后獲得新中國第一批博士學位的研究生。 “本來培養(yǎng)博士是解決師資問題，但我們的導師堅持讓學生寫paper(論文)。”白志東教授告訴記者。 白志東當年的導師是生于湖南的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科技大學研究生院教授陳希孺。陳先生不僅親自將學生的論文寄到美國的同行教授手中征求意見，還督促這批中國未來的博士重視對學術專著的研讀。 “我們當時除了上課之外，就是要讀十幾本大部頭的學術專著。看完之后，我們需要提出質疑，進行學術討論。”白教授說。“現在的學生，也許用五年都讀不來那些書。” 在白教授看來，博士生培養(yǎng)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在一些學術領域被切斷了。如今國內的博士生教育擴招之后研究生數量過多，出現了從學生到導師良莠不齊的問題。 “我們聽說博士生不做學術、做項目的事情在計算機、建筑等工科類領域比較常見。”白教授說。 回憶當年嚴格的學術制度，白教授稱，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多次派專員考察研究生的學習情況，并且對導師資格的審查十分嚴格。 當年，必須是在最近三年內有杰出成果、并可以組建優(yōu)秀團隊的正教授級別專家，才能任博士生導師。 1982年，在新中國第一次博士論文答辯之后，和白志東一同被授予博士學位的還有馬中騏、謝惠民、李尚志、趙林誠和馮玉琳。除中國科學院軟件研究所原所長、博士生導師馮玉琳教授獲得工學博士學位外，其余5人獲得理學博士學位。1983年2月27日，6位博士的學位授予大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 “當時就有導師說，將來的博士生能否超過第一批，這一點很難說。因為第一批博士生知道困境中做學問的艱難，他們更珍惜學習機會。”白志東說。 然而如今的博士生的生活狀況，卻似乎全然取決于其導師。 相比之下，北京大學數學科學系的二年級博士生雷錦江是幸運的。他認為自己遇到一位好導師帶有一定“機緣的偶然”。 “一來北大，發(fā)現老師特別樸素。桌子上的顯示器還都不是液晶的。老師喝水的杯子還是那種搪瓷的，讓我特別震動，所以就決定跟他了。我一直都挺慶幸自己遇到一個好老板。” 雷錦江說。 當記者把這位幸運博士生的故事告訴金燁時，他并不表現得驚奇。 “可現在的社會就是這么現實。”他只是淡淡地說。 ★ 專家：博士生質量問題是體制環(huán)境下“慢性病” 博導如是說 當大家都來說博士江湖如何風起云涌時，身在其中的博導的話，或許能給人不同的視角 文 / 馬多思 陳俊宇 1964年6月出生的張濤，早在2003年7月便受聘為北航材料學院材料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在他漫長的求學之路后，這樣的位置讓很多人羨慕。 一些好朋友會來打趣，恭喜你，成為老板了。 老板，這個商業(yè)詞匯在博導圈子里，則早已有了不一樣的蘊含。 初次被人喊做老板，他感到不太習慣，有類似的感覺的，還有郭世佑，這個典型學者型中年男人，曾任浙江大學中國近代歷史與當代發(fā)展研究所教兼所長，浙江省人文社會科學規(guī)劃委員歷史學科專家組召集人之一，現任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法律史專業(yè)博士生導師。 博導關系學 中國新聞周刊：《中國博士質量調查》一書列舉了中國博士培養(yǎng)過程中一系列問題，例如博士生成為博導的廉價勞動力，把博導當老板。你當博士和博導，有類似經歷嗎？ 張濤：我是1988年公派留學，在日本東北大學金屬材料研究所攻讀碩士和博士學位。1993年獲得工學博士學位后，在這家研究所擔任助手。日本是部門制，由部門培養(yǎng)博士生。部門組成一般是一個教授，下面有副教授，有幾名助手，這樣一個單元。帶我的博導非常敬業(yè)，每天早7點就來研究所，晚10點才下班。博導常跟我說要我不要拘泥于自己所學的知識，還要多涉足其他領域的知識，這樣創(chuàng)新能力才能得到加強。日本的博導一般都是身教重于言教，靠自身的行為為博士生做榜樣。我也是受到這種影響。2003年我回國后擔任博導。 郭世佑：我可能和一般博導不同，我是讀的在職博士，拿到博士學位，后來成為博導。 中國新聞周刊：現在博導與博士生的關系如何？與你當博士那會兒相比呢？ 張濤：現在博士生和博導的關系可能不如我們那會兒密切，我?guī)Р┦可鷷r，有時首先給他們上情感課，教他們什么是愛，什么是溝通。因為我覺得情感對人影響很大，情商影響不亞于智商，這是一個博士最基本素質的準備。現在學生情感經常出現問題，畢竟在社會轉型期，成年人心理有很多需要解決的問題。 我?guī)У牟┦可欢啵壳笆?個，剛入學我對每個人都公平對待，就是奔著學者的目標去培養(yǎng)，但是過一段你就能看出，有的人是想將來做學問的，有的就是來混文憑的，所以我就采用不同的方法，每個學生要求不一樣，學生里有占20%要做學問就不錯了，對做學問的學生我是按照真正博士生的要求去培養(yǎng)。對于想僅僅想拿個文憑的，我就盡量幫助他畢業(yè)。 郭世佑：我讀博時主要靠自學，博導對我輔導的不多，但是我受著名史家林增平教授影響很大，我本科是在湖南師范大學，身為副校長的林增平教授特別關心學生，那時電話很少，打電話很困難，林教授家里有電話，有時我們學生打電話，敲門就進去，林教授從來不阻攔。學生去林教授家，他總是耐心地答疑解惑，我那時的論文他都幫我認真修改。博導與學生關系現在不如以前，現在有的學生用你的時候找你，不用你的時候，有時博導生病了他連句問候都沒有。有一次，我有個學生寫論文需要用到日本的資料，我要找日本的一位著名歷史教授去申請，但是這位博士生平時連封信都寫不好，而日本這位老教授的漢文基礎非常好。所以為了避免鬧出不必要的麻煩，我得親自幫學生寫申請信。最后我還被其他學生埋怨，覺得我不該管閑事。我感覺現在一些學生情商在下降。 誰在決定博士生輕重？ 中國新聞周刊：博士水平在下降，博導權力很大，但是博士生卻幾乎都能畢業(yè)。而美國博士生最終無法畢業(yè)的比例可能超過30%，真是如此嗎？ 張濤：博導權力是很大，但是從學校等各方面來看，都不希望學生不畢業(yè)，所以博導有權力也不敢輕易使用。我的博士生基本上都能畢業(yè)，除非你實在是不好好學習。科學的輝煌時代很多領域沒標準，后來有了標準，發(fā)展的高峰期也就過去了。所以我個人認為，給學生畢業(yè)定個標準不是很好。 郭世佑：每到三四月份，博士生遞交論文的高峰期就到了，這個時候不少博導最頭疼，因為絕大多數論文實在沒優(yōu)點，一些博導還得拼命去找優(yōu)點。雖然不少博士生論文和題目都不好，但是他也畢竟研究了三年了，你不讓他畢業(yè)也不好。北大歷史系很嚴格，每次都按照5%左右淘汰掉不合格的博士生。我覺得其實這也不合適，假如都符合標準了，都該畢業(yè)，不符合標準的，就都不該畢業(yè)。但是地球這么小，北京也不大，淘汰掉誰都不好。我還是比較嚴格的，對于水平不高的論文，我給的最終評語都不會很好，還是實事求是指出問題。 中國新聞周刊：有人說，擴招打開了潘多拉盒子？ 郭世佑：本科生的擴招，把一批質量不高的中學生帶進來了。碩士的擴招，又帶來的很多質量不高的本科生。而博士的擴招，造成博士生中進入了很多質量不高的碩士。我們每年培養(yǎng)博士碩士越來越多，但是確實犧牲了一定的質量。 張濤：學生招多了會有問題，但是你不培養(yǎng)這么多也會有問題。前幾年中國每年拿到博士學位的很少，但不是也沒有培養(yǎng)出科學巨匠嗎？傾全國力量都培養(yǎng)那么幾個博士，也會有問題，例如很多學生就會跑到國外去，享受外國的教育資源去了。 中國新聞周刊：還有別的原因嗎？ 郭世佑：主要還是制度問題，例如整體的學術氛圍和評價體系。一個好老師只能帶出有限的好學生，但是一個好制度能帶出更多的好學生。 我們國家的學術界越來越功利了，很多博導都在跑課題找經費，但是我認為，課題并不代表一個人的學術水平和學術能力。你跑的課題再多，也不代表你怎么樣，衡量一個老師的水平就得看你的代表作。像文史這種專業(yè)，你沒有一分錢課題經費，它也照樣可以做研究。課題指南限制很多，有時并不是你研究的范圍。很多好的成果不是課題里面搞出來的。把申請經費當做重要指標的做法并不合適，一部分有實力的教授不愿意也不想申請項目。你不去找評委，你不去拉關系，你就拉不到課題。不靠人際關系大多拿不到項目。中國政法大學還算比較好的，有些沒有課題但是學術水平高的老師，還可繼續(xù)擔任博導，但是其他學校就不好說了。這種評價體系，對不負責任的導師沒有約束性，對負責任的導師反倒有約束性，因為負責任的導師不一定靠課題靠經費，他主要是輔導指導學生。興趣點都不一樣。但我知道有的博導因為項目不夠，就被剝奪了帶學生的權力。 目前導師每年都要填表，例如發(fā)表多少論文專著啊等等，學校從數量上給老師們壓力，老師對學生管理怎么樣，負責不負責，這些評價體系卻體現不出來，老師們只能憑良心辦事。學術本身，尤其是文史專業(yè)的學術水準不是靠填表填出來的。在某種意義上它是閑出來的，心態(tài)要平靜。我們的評價體系怎樣保證那些敬業(yè)的老師安心鉆研學問，不要輕易打擾他們，更不要通過填表的方式羞辱他們呢？ 填表的主要內容除了有發(fā)表了多少論文，申請了多少項目，多少經費，而且還要自己吹你的社會影響。我提出我不填這種表，影響是別人說的，不是自己吹出來的。甚至有的影響不是在有生之年，需要在以后體現出來。 另一個是學風問題，樹立良好的學風就要尊重學者尊重學術，領導要帶頭尊重。我們的大學本身就是一個衙門，分行政級別。學生進校開歡迎會，坐在主席臺上的第一排是校領導，第二排院長，第三排教授代表。教授成了第三等級。學術在學校沒有地位。 評價體系中，有些學校要求博士生必須在國家級A類學術雜志上發(fā)表論文，其實有時博導都沒在這種雜志上發(fā)表過論文，這也是不合理的規(guī)定。 張濤：學校評價體系是有問題，錢越多，評價越好。設想現在能不能你10年沒錢，沒研究經費，只要在學術界有影響，還能坐在博導的位置上？數學家陳景潤可以不要任何經費就做研究，現在我們的高校還允許不允許這么干？估計陳景潤今天連職稱都沒有了。 包身工？微創(chuàng)新！ 中國新聞周刊：國外的博士生，有些會因為一本博士畢業(yè)論文而揚名世界，反觀中國，卻看不到類似的故事，有專家說中國的博士生創(chuàng)新力太差？ 張濤：是很不夠。現在很多人目的性太強。出生在60年代的人為什么最近很多人在科學界逐漸占據越來越重要的位置？很多就是小學時趕上文革，接觸面多，因為無法好好上課。等到中學時，遇到改革開放，能得到很系統(tǒng)的學習，然后上大學。這使得我們沒有過早地被應試教育束縛，反而創(chuàng)新能力強。 真正的博士，應該在老師的指導下，自己去尋找，整個學科甚至人類歷史上需要解決的問題，并且想辦法解決。我認為這才是真正的博士。但是現在中國，往往是老師寫個題目，然后你去完成這個題目。 中國新聞周刊：很多人說，博士生成了博導的包身工？ 郭世佑：我也聽說過博士生為博導打工的事情，但是我覺得我是在為博士生打工。我的課題比較少，而且大多是教育部的課題，經費最多十幾萬。我總共帶十幾名博士生。有時學生就業(yè)有壓力，我就把國家課題分一些給學生做，請他們參與。不是讓學生為我打工，而是幫助學生，他們填表的時候，填上他參與了重大國家課題，對他未來找工作很有幫助。我不主張合寫著作，我只有一次和一位博士生合寫了著作，稿費分給他一多半，還一再表揚他做的工作很多。還有一些要求博士生必須在國家級A類學術雜志上發(fā)表論文，我還得幫助博士生修改論文并在這種權威媒體上發(fā)表，有時修改論文比自己寫論文要累得多，牽扯很多精力，所以我說我是在給我的博士生打工。 張濤： 我也聽說過有帶幾十個上百個博士生的現象，因為這類博導掌握的項目大，屬于做“工程”，做一個體系。項目多，經費多，就可以多帶學生。 中國新聞周刊：有些博士生成了廉價勞動力，收入很低。而且據說有的教授帶的學生多了，連論文都來不及看。 張濤：這種現象可能有，但是一般老師還是盡量多發(fā)錢，讓學生生活得更好，博導發(fā)給學生錢也要根據平均環(huán)境。你要是發(fā)得太多，你的同事、很多老師就會壓力很大，因為不是所有人都有經費。當然我覺得讓學生安心下來，研究和學習成果會更多。 中國新聞周刊：方便透露一下你的博士生能拿多少錢嗎？有幾千元嗎？ 張濤：一個月拿不到幾千元，幾千元比副教授都多了。家里很富的學生，也可以申請不要，一個人平均每月大約有1500元錢吧，外加年終獎，我還努力讓自費生與公費生收入基本一致。 饒毅：將學生視為打工仔的老師在中國可能不少 以“老板”自居的老師容易以學生為工具，而放松培養(yǎng)學生成為獨立專業(yè)人才的責任；學生如果認為老師是“老板”，就容易把自己的訓練和工作當成是給老師打工。國家不能用研究生的數量來評價高校，而不顧質量 本刊記者/崔曉火 9月初與清華大學著名海歸教授施一公共同在《科學》雜志上發(fā)表文章“診斷”中國當下的科研文化問題之后，北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院長饒毅堅稱，他們的觀點并非突破前人，而是代表了眾多中國科學家“敢怒不敢言”的思考。 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專訪時饒毅表示，博士生培養(yǎng)的質量問題是一個體制環(huán)境下的“慢性病”，需要多管齊下、綜合治理。 中國新聞周刊：當前中國的科研環(huán)境怎樣影響了博士生的培養(yǎng)？ 饒毅：如今國內的科學研究尚未形成文化，而更多體現著功利思想。愿意投身學術創(chuàng)新的人很少。而要解決這個問題，就需要許多人的共同呼吁，也需要比較長的時間。科研文化的缺乏也對當下創(chuàng)新型人才，包括博士研究生的培養(yǎng)產生了不可忽略的負面影響。 中國新聞周刊：在現行博士生培養(yǎng)體系下，博士與導師關系的現狀如何？ 饒毅：當前，將學生視為打工仔的老師，在中國可能不少。他們不希望學生得到更多的科學訓練，而是追求短、平、快，很快地做老師交給的任務。有些老師不僅不鼓勵學生參加學術活動，而且加以限制。 很多研究生稱老師為“老板”。這個說法在中文里面至少有兩種意思：上司和雇主，還帶些商業(yè)味道。以“老板”自居的老師容易以學生為工具、而放松培養(yǎng)學生成為獨立專業(yè)人才的責任。學生如果認為老師是“老板”，容易把自己的訓練和工作當成是給老師打工，讓自己缺乏自主性。在科學界，這樣的被動心態(tài)，會使學生難以成為有創(chuàng)造性的科學家，而且可能對學術喪失興趣。我認為師生關系應該是：學生“和”老師工作，而不是“為”老師工作。 中國新聞周刊：提高研究生教育質量的關鍵是什么？ 饒毅：中國近年來強調提高高等教育水平，甚至提出要建設世界一流大學，自然也意識到， 和發(fā)達國家相比，研究生教育是特別弱的一項。這大概也是中國要增加研究生“產量”的一個原因。但國家不能用數量來評價學校，而不顧質量。教育部可以定期用產出學生質量來宏觀檢查和調控研究生教育。對于質量不好的機構，可以取消對其學位的承認。而各機構本身為了維持信譽，應該自己控制老師的質量、取消一些老師招收研究生的資格。 此外，我一向認為對于國內的研究生，不要強調在核心期刊上發(fā)表文章，而應該讓各個單位的研究生委員會去決定某個研究生能不能畢業(yè)。一旦研究生入學，這個委員會要跟蹤學生，最后委員會投票決定這個學生直接拿碩士學位畢業(yè)，還是繼續(xù)攻讀博士學位。 ★ (責任編輯：楊宇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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