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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臟亂差危舊房集中人員密集 拆遷整治涉及地方開發商村民三方利益
環境臟亂差、周圍各類機構少、市政基礎設施不足、危舊平房集中、居民整體文化素質不高、居民總體收入偏低、實際居住人口老化、流動人口相對聚集、特殊群體聚居,如外地求學者、上訪者、發廊女等,這些特征集中在了一個被稱之為“都市癌癥”的現象上——城中村。 2002年5月,北京市城市環境綜合整治辦公室組織隊伍對北京的城中村進行普查,結果顯示:僅在北京城8區中,城中村有332個,總占地面積17平方公里,涉及人口逾百萬人。 實際上,對城中村這一“都市癌癥”的治理,不僅是錢的問題,更重要的是地方財政、開發商、村民與居住者三方激烈的利益博弈 基礎設施不完善、外來人員相對集中、環境臟亂差、公共安全隱患突出……如果要用一個詞語來概括這些特征,相信不少人都會脫口而出——城中村。 隨著中國社會經濟快速發展,許多城市在規劃、建設和管理的多重壓力下幾乎“喘不過氣來”,陷入短期內難以協調統籌的困境,而那些在城市建成區中多年搭建的違章建筑、低矮擁擠的破舊房屋,讓缺乏統一規劃、管理的城中村被冠以“都市癌癥”的惡名。在北京、天津、重慶、上海、武漢、廣州、深圳等大城市中,這類城市病尤為突出。越來越多的城市決策者清醒地意識到:“城中村”是中國城市化進程中面臨的重大課題。 調查：雖然擁擠,雖然臟亂,但“我就想留在北京” 12月24日下午,《法制日報》記者在北京打車時,請的士司機找一處他熟悉的“城中村”,這名出租車司機徑直開車帶記者來到毗鄰八達嶺高速公路的北沙灘橋西側。他說,今年夏天曾拉一位客人到這里,熙熙攘攘的外地人及喧鬧的街景,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下車后,記者沿著一條冰凍小河的東側道路,走進人群熙攘的街區。小河有個和它外表不太相符的名字——小月河。從河邊馬路拐向街道縱深處,記者在多條交錯、寬窄不一的街道行走,只見街路兩邊滿是小飯館、小商店、菜店以及澡堂、美發店、棋牌室,這里與城區規范街景相比,最大的不同是——廣告橫幅、標牌錯亂,墻壁上噴涂著密集的小廣告。 一路上,多名身著橘紅色、背部印有“東升清潔”字樣的衛生清潔人員在打掃街道。一名推著垃圾車的清潔工人對一名將茶葉蛋煤爐擺到店門口的女老板說:“你趕快把東西搬回去,上邊檢查衛生的馬上就來了。” 在街角的鹵菜店門口,安徽人小紅對《法制日報》記者說,她不是老板,只是個打工的。6年前來到這里,每月500元的房租還可以接受,她會繼續留在這里謀生。 往街道深處走,是一個掛有北京鑫泉物業管理有限公司和欣福盛黨支部兩塊特大字牌的院落。在欣福盛黨支部的辦公室里,黨支部書記任永軍告訴記者,這里曾是北京市海淀區東升公社塔院大隊地盤的一部分,在小月河這片區域有3個村歸欣福盛物業管轄,3個村的人口加起來有900來人。剛剛完成的人口統計顯示,這里的外來人口有3萬人,而事實上更多來來去去的人并沒有被納入統計,據任永軍估計,在這兒住的外來人口總數至少有七八萬人。 十幾年前,這里的村民靠村辦舊貨市場和煤炭儲庫的收入解決部分生計,后來,外來人口逐漸多起來,越來越多的村民靠租房和做小買賣維持生活。由于附近高校很多,這里也經營著多家學生公寓,學生沒有經濟收入,房租比較便宜。 下午3時左右,一撥撥年輕男女從大街那邊拐上小月東路,向街區里走來。 “北京城市學院清泉學生宿舍”的院門正對著小月河,3名剛剛下課的女大學生告訴記者,她們是大三的學生,去學院上課得乘坐幾站公交車,學院沒有學生宿舍,便在這里置辦了擁有數千名學生的學生公寓。學生住宿每人每年需交1800元住宿費,8名學生住在一間宿舍里,使用的是公用洗澡間和衛生間。 問她們畢業后是否想留在北京,回答異口同聲:“當然想留下啦!” 一名走出學生宿舍院門的年輕人告訴記者,她是今年夏天畢業的學生,在附近一家公司工作,月薪1200元,加上提成,每月能掙2000元。現在她還住在學生宿舍,但是得交租金——在她工作后第一個月收100元住宿費,第二個月150元,第三個月300元,“因為我漲工資了嘛”。 計劃：322個城中村,如若全部整治,將耗資470億 北京市社會科學院40多位專家曾歷時一年多完成一項報告——《北京城區角落調查》,書中對“城區角落”進行了定義。 所謂“城區角落”,是指在城市化和城市現代化進程中,城市規劃區內城市化或城市現代化相對滯后、城市管理相對薄弱的局部地區。“城區角落”被認為具備10個特征:環境臟亂差、周圍各類機構少、市政基礎設施不足、危舊平房集中、居民整體文化素質不高、居民總體收入偏低、實際居住人口老化、流動人口相對聚集、特殊群體聚居,如外地求學者、上訪者、發廊女等。 北京市有多少像這樣的城中村?據了解,早在2002年5月,北京市城市環境綜合整治辦公室組織隊伍對北京的城中村進行普查,結果顯示:僅在北京城8區中,城中村有332個,總占地面積17平方公里,涉及人口逾百萬人。 2002年,時任首都社會經濟發展研究所副所長的辛向陽參與了北京市社科院對332個“城中村”的調研,他曾預測,政府若要完成對332個“城中村”的拆遷改造,需470億元資金。 2004年,北京市整治城中村的計劃一錘定音——“先行整治奧運中心區、重要商務區,從四環內開始整治,呈放射狀向周邊地區推進”。按照這一計劃,在2008年北京奧運會之前,清理四環以內及奧運場館周邊的171個城中村。 整治：外來人口的問題安置好了,城中村問題也將迎刃而解 整治城中村,不僅面臨著巨額的資金投入,更有一個不可回避的問題——城中村改造涉及到地方財政、開發商、村民與居住者三方激烈的利益博弈,改造難度極大。 但是,如果坐視城中村現象惡性循環下去,也將導致改造成本越來越高。而任何簡單粗暴地利用權力強行拆毀城中村或驅趕居住者,只能引發更大的社會風險…… 今年年初,北京市副市長陳剛談到拆遷時表示,要充分尊重被拆遷人權益、意愿和選擇,采取多元、多價值取向的方法解決存在的問題。 今年3月,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市規劃委主任黃艷表示,北京50個市級掛賬整治督辦重點村的改造將在年內全部啟動。 據了解,就在北京市啟動重點村的改造后,至今年7月31日,中國農業銀行北京分行已為城中村建設貸款發放82億元。 同時,北京市司法局組建起“法律服務團”,有3000多名北京律師為拆遷改造的38個鄉鎮、50個市級掛賬督辦重點村群眾提供全方位免費法律服務。 記者了解到,盡管北京市在整治城中村的過程中,為保障群眾權益投入了巨資,也以法律護航,但仍有一個人群的權益似乎被忽略,這給“都市癌癥”的治療平添了又一個難題。 由于大量外來人口棲身于城中村中,一旦城中村拆遷改造開始,外來寄居者只能無奈面對本地租戶解除租住合同,而沒有任何貨幣補償。《法制日報》記者在采訪中得知,面對這樣的處境,返回老家并不是外來人員的首選方案,結果只能是尋找新的棲息地。 “這些流動人口為北京提供了很多服務,活躍了北京的市場,實際上對這些外來人口進行服務和管理,也就是為北京市民提供服務。”一位參與過北京社科院城中村調查的專家認為,外來人口的安置問題解決好了,治安、衛生等城中村存在的問題也將迎刃而解。 這位專家提出的建議是:“城中村改造要體現對外來人口的人文關懷,提供有效服務和規范管理。”（記者杜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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