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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文化大革命”終結和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
這是刊有《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文章的《光明日報》和修改過的清樣。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黨面臨著思想、政治、組織等多領域全面撥亂反正的任務。但在涉及指導思想方面的根本問題時，幾乎都與“兩個凡是”發生尖銳沖突。當時認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定，我們都堅決擁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于是，歷史的發展出現了在徘徊中前進的局面。要澄清思想混亂，糾正“文化大革命”中的錯誤，首先必須解決應當如何正確對待毛澤東同志晚年的指示和決策、判定真理的標準到底是什么等根本問題。針對“兩個凡是”的思想禁錮，鄧小平同志提出，“兩個凡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要準確地完整地理解毛澤東思想。 新華社發（資料照片）
新華網北京６月１１日電（記者余曉潔、劉大江）２００９年，向新中國成立６０周年獻禮的大型音樂舞蹈史詩《復興之路》中的《沉思與抉擇》，揭示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內亂給中華民族帶來的巨大災難和由此引發的歷史反思。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黨面臨著思想、政治、組織等多領域全面撥亂反正的任務。但在涉及指導思想方面的根本問題時，幾乎都與“兩個凡是”發生尖銳沖突。當時認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定，我們都堅決擁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 于是，歷史的發展出現了在徘徊中前進的局面。要澄清思想混亂，糾正“文化大革命”中的錯誤，首先必須解決應當如何正確對待毛澤東同志晚年的指示和決策、判定真理的標準到底是什么等根本問題。 針對“兩個凡是”的思想禁錮，鄧小平同志提出，“兩個凡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要準確地完整地理解毛澤東思想。 １９７８年５月１０日，中央黨校內部刊物《理論動態》發表了經胡耀邦同志審定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文章。次日《光明日報》頭版以“本報特約評論員”名義公開發表，新華社當天播發通稿。１２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等全文轉載，引起黨內外的廣泛注意。 在鄧小平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領導和支持下，一場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以不可阻擋之勢在全國展開了。“文中的觀點并不是我首創。只是我在一個特殊的‘時間節點’把它寫了出來。”文章主要作者之一胡福明坦言。
1976年10月21日，首都150萬群眾舉行盛大游行，歡呼粉碎“四人幫”的歷史性勝利。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黨面臨著思想、政治、組織等多領域全面撥亂反正的任務。但在涉及指導思想方面的根本問題時，幾乎都與“兩個凡是”發生尖銳沖突。當時認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定，我們都堅決擁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于是，歷史的發展出現了在徘徊中前進的局面。要澄清思想混亂，糾正“文化大革命”中的錯誤，首先必須解決應當如何正確對待毛澤東同志晚年的指示和決策、判定真理的標準到底是什么等根本問題。針對“兩個凡是”的思想禁錮，鄧小平同志提出，“兩個凡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要準確地完整地理解毛澤東思想。 新華社發（資料照片）
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蓬勃開展，很快形成一股思想解放的洪流，對“兩個凡是”的禁區形成了強大沖擊，從而加快了黨和國家走出“文化大革命”陰影，實現歷史性轉折的步伐。 “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使黨、國家和人民遭到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 在“文化大革命”中，包括黨和國家領導人在內的許多中央黨政軍領導干部、民主黨派負責人、各界知名人士和群眾受到誣陷和迫害。黨和政府的各級機構、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政協組織，長期陷于癱瘓或不正常狀態。社會主義中國的發展偏離了正確方向。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章百家表示，“文化大革命”教訓慘痛。為什么會出現這種全局性失誤？痛定思痛，這是不能不思考的問題。 “文化大革命”十年中，在黨的領導層內，在黨內外廣大干部群眾中，對“左”傾錯誤和極左思潮的抵制和抗爭始終存在并不斷發展。 人民心中郁積已久的對“四人幫”的憤恨，終于在“文化大革命”進入第十個年頭時不可抑制地噴涌而出。 １９７６年１月８日，周恩來逝世。 ４月４日清明節這天，２００多萬群眾自發聚集到天安門廣場，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前，在“花山詩海”中，深切悼念敬愛的周總理，怒斥“四人幫”迫害忠良、篡黨奪權的罪行。 這場抗議運動當時被認定為反革命事件，遭到鎮壓，但為后來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奠定了群眾基礎。 ７月６日，朱德逝世。９月９日，毛澤東逝世。全國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江青等人卻加緊篡奪黨和國家領導權的活動。中國政治形勢日趨緊張。華國鋒和葉劍英等代表中央政治局，執行黨和人民的意志，毅然采取行動，一舉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團，結束了“文化大革命”這場災難。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２１日，首都北京１５０萬軍民舉行聲勢浩大的慶祝游行。從清晨開始，一隊又一隊各界群眾高舉紅旗，敲鑼打鼓，從四面八方涌向天安門廣場。一連幾天，全國各地人們載歌載舞，開懷暢飲，很多地方的煙花爆竹銷售一空…… １９７７年７月３０日，在中國政壇上沉寂了一年多的鄧小平出現在北京國際足球友好邀請賽的看臺上。這是一個非同尋常的亮相。 一個星期以前，黨的十屆三中全會恢復了鄧小平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等職務。 歷史選擇了鄧小平。這位一生經歷“三落三起”、飽經風霜的老人，以巨人之手推開了歷史的閘門，引領中國人民走上了一條撥亂反正、創造幸福生活的正確道路。 １９７７年８月，黨的十一大在北京召開。大會宣布以粉碎“四人幫”為標志，“文化大革命”已經結束，重申了在本世紀內把我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根本任務。鑒于國家形勢發生重大變化，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提前于１９７８年２月召開。同時，１３年沒有召開過大會的全國政協也舉行了五屆一次會議。一系列會議的召開，使“文化大革命”中被打亂的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正常秩序逐步得到恢復。 １９８０年１１月至１９８１年１月，在“文化大革命”中給國家和民族造成災難的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主犯受到法律制裁。這場歷史的審判，對于黨和國家政治生活步入法制軌道具有重要意義，實現了恢復和重建我國司法制度的歷史性轉折。 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一個民族經歷一場巨大的災難總是由民族的進步來補償。 “我們黨注重從經驗教訓的總結中開辟未來。”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主任歐陽淞認為，中國共產黨是偉大、光榮、正確的黨，并不是說它從來不犯錯誤，而是它敢于正視和糾正自己的錯誤，把歷史作為繼續前進的寶貴財富。 全面分析“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科學總結“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教訓，為我們找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正確道路提供了歷史借鑒，對于我們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不斷加強和改進黨的自身建設具有重要意義。 (責任編輯：白雪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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