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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報道，廣州市政府辦公廳日前印發《廣州市重大行政決策聽證試行辦法》。該《辦法》規定，舉辦聽證會時從公開報名人群內遴選的聽證代表不得少于代表總數的2/3，公務員不得被選為聽證代表。該《辦法》將于9月1日正式實施。
　　禁止公務員當聽證代表正當嗎？按中國現有的價格聽證會制度，答案是肯定的。但僅僅走出這一步，能否真正挽救“聽證會”的合法性，讓聽證會不再只是“漲價會”？答案是：不可能。
　　有一種流行的說法是：一種物品或服務，要么由市場決定價格，要么由政府定價。其實，后一句錯了。像水價、電價、煤氣價等，由于屬于政府通過企業向公民提供的壟斷性半公共產品性質，不可能通過市場來定價。但也絕不等于就應該是政府來定價。
　　正確的做法是：讓公民和企業等利益相關者，還有提供專業意見的人士，通過一個獨立的第三方機構進行協商、辯駁，最終拿出大家在一個公平的游戲規則下都能接受的價格方案，最后，政府物價部門再來確認這個價格就是要調整的半公共物品或服務的價格，也即給它“定價”。
　　這樣的話，在邏輯上就意味著，如果在一定時期內，企業覺得水價、電價低了，成本受不了，可以提起漲價方案，啟動聽證程序；同樣，如果公民覺得價格高了，不堪重負，也可以啟動聽證程序。最終，無論是漲價還是降價，企業和公民在成本—收益的分攤、獲得上，都能取得大致的平衡。
　　然而，按照中國現有的聽證會制度，卻不是遵循這一思路，不是這么設計的。其思路是：水、電等是國家通過企業提供的壟斷性半公共產品，因此，應該是由政府來定價。當然，為了表現對民意的尊重，不能是物價部門說是什么價就是什么價，得引入民意參與這一合法性程序。
　　不過，按照制度設計，“民意”的分量其實無足輕重，并不是聽證會中平等的主體。因為，主持聽證會和最后“定價”的，都是政府物價部門；而非常顯然的是，行政權力和壟斷企業等聽證會中的利益方，有著天然的權力親緣關系，聽證會只是“漲價”，有利的是整個權力—資本的利益。如此一來，博弈的結局已經注定：聽證會，無論提出的價格方案如何，最后決定的價格方案，一定會受到企業利益通過行政權力意志，或直接就是行政權力意志的影響。
　　在這樣的制度設計下，作為舶來品的“聽證會”有其先天的局限性。像各地“聽證專業戶”的出現，以及公務員當聽證代表，或在聽證代表的產生過程中進行有利于企業或行政權力方的“篩選”，其實都是小兒科。它預防的只是這種情況的出現：如果大多數聽證代表都反對漲價方案，在“尊重民意”的名義下，行政權力對整個聽證過程就難免失去一點控制，收場就有點難堪了。
　　就此而言，禁止公務員當聽證會代表，以及規定舉辦聽證會時，從公開報名人群內遴選的聽證代表不得少于代表總數的2/3，只是在擠掉“民意”的水分，削弱一點聽證制度中權力—資本的分量，讓民意更真實一些。但它只是對聽證會制度弊端的修補，無法扭轉既定游戲規則下聽證會的結果——制度才決定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