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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社會上充斥著各種各樣的傳言，其中一些傳言被證實是真的，一些被證明是半真半假，更有一些是徹頭徹尾的謠言，讓人們無所適從——
付業興繪 謠言——辟謠——再傳——再證實……許多人納悶：為何現在謠言這么多？ 最近一次，所謂的年終獎新計稅辦法，僅過了一個周末就被證實是編造； 今年3月，日本因地震引發核泄漏事故后，我國東南沿海開始流傳吃碘鹽可防輻射、核泄漏污染了海鹽等傳聞，該傳言導致包括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在內的多地發生搶鹽風潮，事后被證實為謠言； 2010年2月，山西地震傳言導致上百萬人凌晨街頭避震，事后山西省地震局辟謠…… 這些謠言為何會出現？對人們的正常生活產生了哪些影響？人們對謠言的態度正在發生怎樣的變化？記者采訪了有關專家。 表象：某些謠傳事件往往存在一定的心理預期 本質：傳播學研究認為，由于有主觀意識的參與，信息在傳播過程中可能發生變形，即“削尖效應”和“磨平效應” 事后看起來頗有些荒誕的謠言，為何事前、事中會蠱惑那么多人？ 去年2月21日凌晨發生的事情，至今仍令小梁記憶猶新。家住山西省太原市的小梁全家被一個電話叫醒后，就在街頭徹夜避震，直至天明，而當晚并無任何地震發生。小梁回憶說，從春節之前就聽到各種渠道傳來的消息，說是近期山西將發生大地震，基于大家對汶川大地震的恐怖印象，以及太原正處于華北地震帶這一地理常識，不少人家都開始準備包括水、餅干、手電等在內的“地震包”，小梁家還將家里的細軟整理并安置妥當。到前兩天，更有消息說山西省已經下發文件讓各大醫院做好抗震準備。 2月20日晚8點左右，小梁父親收到朋友一條短信，說地震時間已經確定，就在明天！大家將信將疑，折騰到快12點才上床睡覺。不料半夜2點多家里電話響了，是親戚打來的，說地震就在凌晨4點至6點發生！“我們全家立即起床，帶上早已準備好的‘地震包’，開上車直奔最近的應急避難場所——迎澤公園！”小梁回憶說。哪知道，車在迎澤大街上就走不動了，寬闊的迎澤大街已經停滿了車，全是避震的人。 當時正是春寒料峭。“車上空調顯示室外溫度已經是零下10度，剛開始大家還在車外站著，互相交流情況，后來實在太冷，還是回車里。上了車也不敢開空調，怕耗油，真地震了，加油肯定麻煩。”凌晨3點左右，大家發現手機信號不通了，恐慌情緒更甚。整個城市籠罩在“等地震”的恐怖氣氛中。事后小梁才從媒體得知，當晚和他們一樣走上街頭“等地震”的，全山西省約有百萬人。直到凌晨5點半左右，街上人們的手機信號才漸漸恢復正常，有消息說省地震局辟謠了，讓大家安心回去睡覺。“可一條消息不能作數，萬一又是謠言怎么辦？”真正心里踏實回到家時，已是早晨6點半。 事后，看媒體報道，小梁才得知，所謂的“省里文件”不過是開展抗震演練的文件，所謂的“凌晨4點至6點發生”更是徹徹底底的謠言。大家以訛傳訛，一傳十、十傳百，添油加醋，越傳越真，又遲遲沒有官方消息辟謠，于是導致了“大恐慌”。 對于這起典型的謠言事件，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院長李強說，這是典型的信息在傳播過程中發生變形的謠言事件。傳播學研究表明，由于有主觀意識的參與，信息在傳播過程中可能發生變形，即“削尖效應”和“磨平效應”。 央視春節晚會上一個著名傳話游戲便是印證。幾個人并排站立，不能講話，也聽不見聲音，要求他們用肢體語言將一個消息依次傳遞。前面兩人傳遞的信息與原信息還有七八分相似，越到后來信息變形越大，最后一個人收到的信息就完全面目全非了。“不能說、不能聽，突出了主觀判斷在人接受信息時的作用，這個游戲是信息在人群中變形、失真傳播的集中表現。”李強說。 小梁一家和這起謠言事件中許多人一樣，接收不真實的地震信息時，其實主觀是相信這種可能的，無形中就會放大、突出傳言中地震可能發生的一面。相信的人越來越多，就有越來越多的人更相信。 “真實信息的空缺，也是謠言迅速擴散的原因之一。”李強說。謠言的擴散往往呈幾何形狀，辟謠信息出現越早，謠言的擴散面就越小。 表象：一些人對謠言不辨真偽，信謠和傳謠成為一種情緒宣泄方式 本質：謠言只是表面現象，它體現的是社會信任度的降低 當看到網上流傳的“飛機關艙門半小時內必須起飛”的消息，北京市某事業單位的小楊心里立即打了一個問號。小楊經常坐飛機，也知道在北京、上海這類繁忙機場發生航班延誤很難完全避免。“民航局做這種決定肯定實現不了，不是形式主義嗎？估計是假消息吧。”果真，沒過兩天，民航局就出面澄清了。 小楊的這種冷靜態度，源于前不久看到的一條虛假轉帖。7月中旬的一天，小楊照例在網上查看新聞。“那天一大早，我在開心網上看到一則關于郭美美登上美國《時代》雜志封面的轉帖，該轉帖還附上了雜志封面的截圖。”小楊回憶。學外語出身的小楊有閱讀英文報刊的習慣，他很有興趣地去查看當天的時代雜志網站，因為網站首頁上就可以查到最近幾期的封面圖像。當期，沒有；之前幾期，也沒有。“我看到那條轉帖的時候，已經有200多人留言，一如既往全是指責，罵聲一片。”小楊說。他在200多條評論之后，回復了第一條質疑的評論：“我查了今天的《時代》雜志網站，沒有這個封面。” 果不其然，7月12日，《時代》雜志網站上發布官方辟謠信息，稱該封面系“中國造”。 “一開始，我還納悶，有那么多人附和謠言，為什么就沒有人質疑呢？后來一想，我自己不也是沒有懷疑嗎？要不是自己的習慣，也不會專門為核實一條傳言去花費時間和精力。”小楊分析。 小楊說，每天一早，他開電腦后第一件事就是打開各大新聞網站和微博。從網上獲取信息，已經成為自己每天必不可少的生活內容。“以前我基本上也是看到什么相信什么，尤其是對于小道消息和網上傳言。現在想想看，那其實是一種獵奇的心態，甚至是‘獵惡心態’，一般也不去探究真假，只是借信謠、傳謠之機發泄自己的情緒，有時甚至連是真是假也懶得關心。” 但隨著越來越多的傳言最后被證實是謠言，尤其是自己親歷的謠言事件，讓小楊這種先入為主的心態發生了變化。“現在傳言那么多，來源也那么多，許多都是匿名發布，無從查起，也無從追責，所以傳言就成了許多人宣泄情緒的出口。符合自己情緒的，就大肆贊揚，不符合自己情緒的，就隨意指責，甚至添油加醋、以訛傳訛。本來網絡是豐富了信息獲取的渠道，現在卻也成了謠言散布的場所。真不知道以后網上的信息有多少是能夠相信的。”小楊憂慮地說。 李強說，謠言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大多數人信謠、聽謠。謠言只是一種社會現象，它體現的是全社會信任度的降低，后者的后果才真正嚴重。李強介紹，在歐美國家，也有一部分小報小刊為吸引眼球不惜散布謠言，但很少有人去相信。只有在社會信任度低的社會，真實的消息不被信任，謠言才會被廣泛傳播和相信。 李強介紹，社會學理論認為，社會信任是社會存在的基礎。社會信任度高，可以促進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社會信任度低，阻礙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這是因為社會信任度高的國家，可以產生多樣化的社會關系，提高社會運轉效率；社會信任度低的國家，人們對生產交易缺乏安全感，需要附加條件或強制條件才能完成，導致社會運轉成本增加。 而要提高社會信任度，首先要提高公共事務代言人的信任度。近期發生的故宮安全事件、“郭美美”事件等，都嚴重傷害了人們對故宮博物院、紅十字會等的信任，對社會信任度破壞很大。 表象：公眾對謠言寧信其有，不信其無 本質：社會信任度降低的根本原因是轉型期的社會失范，是社會發展難以避免的階段 經歷過一次謠言事件并且吃過苦頭的小梁告訴記者，如果再聽說類似傳言，只要威脅到人身安全和自身利益，她還是會選擇相信。“在不確定真相的情況下，還是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她說。 對謠言的相信，就是對社會秩序的不相信。小梁的想法，體現了當下社會許多人的心態。李強指出，社會信任度降低的根本原因是社會轉型期的社會失范。當前我國正經歷著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巨變，變革不僅發生在經濟體制上，還發生在社會管理體制上，黨和政府提出的社會管理創新已經涉及醫療、教育、養老等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制度要變革，原有的社會規范被打破、新規范尚未建立，在這樣的情況下人們的行為、道德會失去約束，社會學稱之為‘社會失范’。”李強介紹。 “國內外的發展實踐都證明，‘社會失范’是任何社會轉型不可避免的階段，由‘社會失范’導致的社會信任度降低，也是社會發展不可避免的階段。”李強說。他介紹，工業革命前后，是歐洲群體性事件和社會沖突多發期，社會制度和結構的巨大變革，不僅導致了歐洲國家的國內動蕩，甚至引發了兩次世界大戰。 我國正處于前所未有的社會轉型階段。李強認為，我國當前的改革涉及經濟社會的方方面面，其深度和廣度都勝于任何一個國家。因此，要對可能出現的“社會失范”和社會信任度降低做好充分的心理準備。 僅以人口結構來分析，我國傳統農業社會的社會關系以熟人關系為主，而今，社會發展，人口膨脹。1949年北京市只有約200萬人，而現在，北京市常住人口已經達到2000萬人。人們生活在一個由陌生人組成的圈子中，以往熟人與熟人之間交往的準則和道德規范都不再適用，匿名傷害、欺騙、詐騙概率無形中增加許多。 但局面并非不堪設想，李強說。國外的發展經驗可為我們提供有效借鑒，社會學、傳播學、心理學的發展成果為我們提供了更多的理論支撐。 李強建議，要從多個層面重建社會秩序、重構社會信任。 在公共服務層面，政府應該加大信息公開力度和速度，讓謠言止于真相；在社會管理層面，應優化市場管理、社會管理，增加管理科學性、公正性，讓謠言止于公平；在國民素質層面，應進一步擴大義務教育范圍，加強素質教育，增強受眾對謠言的辨識能力，讓謠言止于理性。 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許多政府服務機構都開設了官方網站和微博，不少媒體都開設了“求證”、“真相”等針對傳言的欄目，開設僅半年多的新浪微博 “微博辟謠”，關注量已經達到40多萬人。這些渠道正在成為人們識謠、辨謠的主要途徑。 (責任編輯：白雪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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