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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今世界正在發生重大而深刻的變化，尤其在近五年來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下，各國面臨的困難和發展速度不盡相同，力量對比進一步趨于多極化。面對危機和機遇，不同的國際政治實體作出不同的應對，深刻改變著國際格局和人們的認知。 其中，在美國戰略中心“重返亞洲”、“戰略再平衡”的帶動下，日本等國伺機而動，亞太地緣政治生態發生了明顯的變化；深陷債務危機的歐洲國家，再次思謀將歐洲一體化建設推向更深的層次；在經歷重大變局的洗禮之后，中東的國際格局添加了微妙的新變數，西方勢力不擇手段地干預最終未必能獲得其圖謀的結果，各方博弈的結局尚是未知數；金融危機不可避免地也給發展中國家造成嚴重沖擊，新興國家的應對表現不一，一些非“金磚”重要地區國家走入觀察家們的視野；在國際科技領域，新的創新成果，給人們帶來推動新的工業革命的希望。當今世界出現的新的變數，最終會產生什么樣的結果？各國又將如何應對呢？
資料圖片：2011年12月19日，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右）與日本外相玄葉光一郎會晤后共同出席媒體見面會。 新華社記者方喆攝 ======亞太地緣政治生態變數====== “雙面美國” 美國一面對中國大談“合作”，大唱“贊歌”：什么中國的發展對世界是機遇，全球問題的解決離不開中國；什么中美關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關系，要致力于同中國發展“健康、穩定、可靠和持續性的”軍隊關系；什么“美國對華關系的目標就是打破歷史，過去從未有過一個既有大國與一個新興大國能夠找到一條既共處又合作的道路”；什么要與中國“風雨同舟”、“殊途同歸”，“有福同享有難同當”，話講得好聽到似乎中美“穿一條褲子都嫌肥”，簡直是“不能再鐵的鐵哥兒們”。 另一方面，美國又明火執仗地干涉中國內政：不斷向臺灣出售武器；抓緊戰略重心東移，確保軍事“再平衡”，在中國周邊排兵布陣，構筑包圍圈；要在2020年前把60%的水面艦艇和潛艇轉移到亞太地區；大肆插手南海事務；大搞以中國為假想敵、名目繁多的軍事演習；在新加坡輪換部署瀕海戰斗艦，圖謀重返越南金蘭灣；通過出售先進武器，輪換駐軍，強化與日本、澳大利亞、菲律賓、印度等盟國和伙伴國的關系。凡此種種，不勝枚舉。更有甚者，美國官員“指鹿為馬”，堅稱上述種種挑釁行動不是針對中國，“美方無意遏制中國”，美方行動“與中國的發展與增長是兼容的”，簡直是“此地無銀三百兩”。 外媒：亞洲局勢發生劇變 美國高調宣稱“重返亞洲”，名義上是為了“威懾”中國的崛起對亞洲既有秩序可能產生的“威脅”，從而維持亞洲秩序，但結果則剛好相反。美國宣布“重返”沒有多少時間，亞洲秩序正在發生急劇的變化，并且不是變得更穩定了，而是出現失序的趨勢。 亞洲比美國宣布“重返亞洲”之前更穩定了嗎？顯然不是。在美國宣布“重返亞洲”之前，中美兩國和平相處得很好。但為什么美國一旦宣布意在“平衡中國”的“重返亞洲”計劃之后，亞洲局勢就劇變呢？ 在美國宣布其新戰略之前，中國和亞洲各國一直處于一個互相調適的階段。亞洲國家尤其是東盟各國采取現實主義的務實外交政策，把中國的經濟崛起視為一個機會，調整自己和中國的關系。同時，中國也把和亞洲國家關系的重心放在經貿關系上，低調處理戰略關系，而在政治上承認東盟國家的領導地位。正是中國和東盟國家的這種互相調適，雙方關系才獲得了快速的進展，并通過各種區域的和國際的、雙邊的和多邊的途徑使得雙方關系趨于制度化。 有西方學者早就注意到，在過去30多年里，中國盡管迅速崛起，但亞洲則維持了和平。這似乎已經在打破國際政治中的“大國政治悲劇”，即新崛起的國家必然挑戰現存大國，改變現存秩序。亞洲和平更多的是包括中國在內的國家的理性選擇和互相調適的結果。中國的大戰略選擇是重經貿、輕軍事。 在很大程度上，美國在亞洲所面臨的“威脅”主要不是現實的，而是“認知”上的。也就是說，美國主要是恐懼于中國最終會把其擠出亞洲，從而使得中國實現其自己版本的“門羅宣言”。美國的這種“認知”是如何形成的？很多因素都在發生作用，這里既包括國際關系文獻中所說的結構性無政府主義所造成的“安全困境”，也包括不同的意識形態、政治制度和互相信任的缺失等其他因素。 美國“重返亞洲”是如何影響著亞洲秩序呢？這里包括中美關系、中國與亞洲國家的關系和美國與亞洲國家的關系。首先，“重返亞洲”改變甚至中斷了中國和亞洲國家之間的互相調適。
6月2日，美國國防部長帕內塔在新加坡舉行的香格里拉對話會發表演講。鄧智煒攝 美日“借力”與“給力”之間 去年以來，美國戰略重心東移的步伐逐步加快，但由于地區力量對比的變化，它實力欠佳，底氣不足，需要多方“借力”，以壯聲勢。具體說來，一是向老同盟國“借力”，二是用所謂“巧實力”在不同層次上拉攏“新伙伴國”。對中國，則明里“兩面下注”，說了不少“正面”與好聽的話，實則以“負面（遏制）”為重，拿“中國威脅論”說事。 美國在亞太地區“借力”，首先當然是借它的老同盟國的力，而老同盟國中，日本又首當其沖。如果說過去美國要求日本的主要是駐軍和軍費開支，現在則幾乎是全方位的。不僅刺激日本高價購買美國軍火，要求日本在東北亞發揮作用，而且需要日本在整個這一地區配合美國的戰略需求，包括尋求和拉攏“新伙伴國”，離間中國同這些國家的關系，制造“中國威脅論”，在中國周邊點火與放火。 野田新右翼政府對此心領神會，緊密配合。野田上臺伊始，便不顧國內強烈反對意見，迫不及待地向美國送出第一份大禮：趕在APEC峰會前表示，日本要加入“泛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關系協定”（TPP）。不久，野田又送出第二份大禮，提出與鳩山“東亞共同體”設想（不包括美國）迥然不同的所謂“新戰略”，即建立“太平洋憲章”構想，由日本和美國“共同成為牽引亞太地區的指導者”。其它“小禮”更是無數，如利用印度外交“向東看”的一面，力圖在中國周邊形成所謂“和平與繁榮之弧”；又如，積極加強同越南的軍事、政治和經濟關系，不斷給越南與中國鬧騰打氣、“壯膽”；在中菲關系因黃巖島問題有點緊張之際，公開聲稱要為菲提供10艘海岸巡邏快艇，等等。 這一切，乍看起來都順理成章，美日都如愿以償了，而且頗有點“威逼”中國的態勢。但這只是表面現象，其實不然。世界上哪有免費午餐？哪有天上掉下來的餡餅？新華國際時評：日本政府在進行一場危險的賭博 追溯風波緣起，今年４月１６日，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在華盛頓一個智庫研討會上首次揚言要“購買”釣魚島。不到２４小時，日本內閣官房長官藤村修便公開表示，中央政府可能在必要時出手“購島”。幾個月來的事態發展表明，日本中央政府從一開始就嚴重誤判形勢，依仗日美軍事同盟，與東京都一唱一和，成為“購島”鬧劇的主要推手。而石原等極右翼政客，客觀上為日本中央政府積極充當了燒火棍的角色。 中日釣魚島爭端，不止于單純的領土歸屬問題。釣魚島是日本在侵略中國的甲午海戰中竊據的，日本二戰戰敗投降時同意放棄先前以武力或貪欲所攫取的全部土地，釣魚島理所當然是其中一部分。因此，這一領土爭端直接關系到中國等亞洲國家當年橫遭日本鐵蹄蹂躪的悲情，直接關系到日本能否反省長達半個世紀的侵略擴張罪行，直接關系到日本是否接受第二次世界大戰無條件投降的結局。如果聽任缺乏戰爭負罪感的日本右翼勢力繼續膨脹，聽任日本安然“管理”它侵略得來的他國領土，未來日本軍國主義仍有可能死灰復燃，對地區和世界和平構成嚴重威脅。 南海爭端：菲越印跳腳美國人撐腰 南海問題背后，始終閃爍著美國的陰影。一直以來，美國都希望由越南和菲律賓帶動東南亞其他國家一起來與中國談南海問題，將中國與個別國家的領土問題國際化、復雜化。8月14日，美國再次敦促東盟和中國盡快制定“南海行為準則”，并聲稱不應在南海采取“分而治之”的戰略。有分析認為，所謂“分而治之”意指中國提倡的雙邊解決南海爭議的機制。 美國此番表態或許是針對中國外交部長楊潔篪對印尼、文萊和馬來西亞三個東盟國家的正式訪問。訪問中關于南海問題各方都認為應當共同努力，全面、有效落實《南海各方行為宣言》，并按照《宣言》的原則和精神，在協商一致的基礎上朝著制定“南海行為準則”而努力，而《宣言》的一項重要原則就是由直接有關的主權國家談判解決爭議。這也表明，促進南海和平、穩定與發展符合中國和東盟國家的根本利益，美國挑動事端的企圖很難奏效。中國戰略機遇期并未終結 不少人對當前周邊形勢的悲觀判斷，主要基于兩個認識，一是美國戰略重心東移是沖著全面圍堵中國而來，二是相關國家已同美結成臨時聯盟，準備在海洋爭端上同中國對抗到底。這種認識并非不對，但稍嫌簡單。 先看美國戰略重返亞太。中國因素自是其重大誘因，但絕非唯一目標。作為一次涉及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的全局性重大戰略調整，擠進東亞一體化進程、服務國內經濟振興、重塑后反恐時代軍事部署、防止盟國體系崩盤等，也都是重要原因。一個顯見的事實是，自上世紀90年代起，日、韓、澳、菲、泰等5個盟國均出現不同程度的“脫美入亞”、“疏美近中”態勢。因此，奧巴馬戰略重返的一項工程就是利用矛盾、恩威并至，重塑盟國體系。其將沖繩美軍南移關島、將駐韓美軍聯合作戰指揮權延期2015年等，既有公然針對中國的一面，也有暗中控制盟國的用心，二者共同服務于美新亞太戰略布局
資料圖片：6月27日，法國總統奧朗德（左）在巴黎愛麗舍宮歡迎來訪的德國總理默克爾。新華社記者高靜攝 ====== 歐洲國家危機中的變數====== 直選歐盟總統成立歐洲軍隊德法謀劃甩英國建“聯邦歐洲” 【英國《每日電訊報》網站9月18日報道】德國、法國和其他9個有影響力的歐洲國家呼吁選舉歐盟總統，并終止英國對一項規劃歐洲大陸未來的基礎計劃中的防務政策所擁有的否決權。 這11國外長在華沙舉行會晤后，于今天公布了一份文件。通過這一文件，包括除英國之外的所有歐洲大國在內的這個集團制訂了對“歐洲未來”的展望。 除了呼吁選舉一位歐盟總統外，這些國家還要求在由阿什頓女男爵領導的新的泛歐盟外交部的監督下，制定新的防務政策。這一新的防務政策“最終可能包括一支歐洲軍隊”。 為了“防止單一成員國能夠阻撓這些倡議”———指英國對于成立歐洲軍隊的反對，以德國為首的這11國要求終止現有成員國對歐盟外交和防務政策擁有的否決權。 這將使歐盟獲得對英國強制實施某一決定的權力，如果這一決定得到其他大多數國家的支持。 這份文件獲得了德國、法國、意大利、西班牙、波蘭、荷蘭、奧地利、比利時、丹麥、盧森堡和葡萄牙等11個國家的支持。它很有可能引發英國國內要求對其歐盟成員國身份進行公投的呼聲。 這份文件還提議賦予歐洲議會范圍廣泛的新權力，并通過為17個歐元區成員國設立新的下級議院來進一步拆分歐盟。 德國外長吉多·韋斯特韋勒和波蘭外長拉多斯瓦夫·西科爾斯基在聯合聲明中呼吁歐盟設立一位歐盟總統，負責掌管歐洲委員會和管理定期峰會。這樣一位歐盟總統將由選民們通過“同一天在所有成員國”舉行的泛歐投票直選產生。 作為另一個重大轉變，這11國要求未來歐盟條約的修改應當在獲得“特定多數的歐盟成員國通過后”加以采納和實施，而不需要全體一致通過，這意味著條約不再會因為某些國家公投的否決而受到阻撓。法報：歐洲應向民族國家聯邦邁進 我們的政治前景就是向民族國家聯邦的方向邁進。一個民主的民族國家聯邦能夠通過分享主權的方式來解決歐洲所共同面臨的問題，使每個國家和每個公民能更好地掌握自己的命運。歐盟聯盟與各成員國是一種并肩協作的關系，而不是相互對立。有一點必須明確： 過去那種只讓公民默默接受的歐洲一體化建議方式已經一去不復返。歐洲必須變得越來越民主。 歐洲必須擁有這樣一個公共空間：在這里，所有與歐洲有關的問題都可以用一種歐洲視角來加以討論。 歐洲議會與各成員國議會之間的互補與合作必須得到加強。我們還必須提升歐洲政黨的作用。 在2014年歐洲議會選舉時，如果歐洲的政黨能提出一個有意參選歐盟委員會主席的候選人，那么相關的政治辯論將變得更有意義。歐債危機雖趨緩歐洲格局將生變 歐盟又分為歐元區和非歐元區國家，利益與矛盾交錯存在。歐元區國家強化內部聯合，必會引發非歐元區國家的疑慮和抵制，在這方面英國表現得最為明顯。值得密切關注的是，9月18日，由德國牽頭，聯合法國、意大利、比利時、盧森堡和荷蘭等歐盟創始國，以及尚未加入歐元區的波蘭、丹麥等共11國外長在華沙會晤，并通過了對“歐洲未來”展望的倡議，其中心思想是甩開英國建立“聯邦歐洲”。歐盟委員會主席巴羅佐還公開撰文闡述歐洲擺脫當前各種危機的出路就是向“民族國家聯邦”邁進，這表明歐盟正準備從與“主權國家聯合體”伴生的困難中尋找新出路。當然這只是以德國為主的一些國家的想法，能否落實以及如何落實還難以預估，但從中可以看出，歐債危機必將引發歐洲政治格局的大變動。
埃及總統穆罕默德·穆爾西像新華社發 ====== 中東格局的新變數====== 新華國際時評：埃伊外交新信號牽動中東大棋局 新華網開羅８月１９日電（記者李來房）埃及總統穆爾西將赴伊朗首都德黑蘭參加本月３０日召開的不結盟運動峰會。這將是伊朗伊斯蘭革命以來首位埃及總統到訪伊朗。中東地區兩個重量級大國再度釋放改善關系的積極信號，對中東新外交格局的塑造將產生重要影響。 這表明，埃伊兩國均有意借助不結盟運動峰會所提供的重要契機，推動兩國關系之舟駛往正常航向。 埃及的變革給埃伊關系改善提供了歷史性機遇。穆巴拉克政權倒臺后，兩國便不斷出現改善關系的意向和實際行動。去年以來，埃及３０多年來首次允許伊朗軍艦通過蘇伊士運河，兩國多次組織民間團體互訪，經貿合作和文化交流顯著加強。埃及表示愿埃伊關系掀開新的一頁，伊朗則強調愿意盡快恢復全面外交關系。 對伊朗來說，伊朗長期受到西方嚴厲制裁和外交孤立，因為核問題面臨美以動武威脅，其在中東的重要盟友敘利亞巴沙爾政權目前危機纏身。如果埃伊關系向好，伊朗在中東的生存處境將大為改善，并有望借機拓展外交空間，更多參與地區問題的解決。近日，穆爾西在麥加舉行的伊斯蘭國家特別首腦峰會上強調，埃及、伊朗、沙特和土耳其應為解決敘利亞危機一道努力。 對埃及來說，與伊朗改善關系首先是埃及新時期外交戰略體現。埃及新政府外交呈現平衡和獨立特征，尋求重塑區域主導地位、在地區發揮更大影響力的意圖明顯。伊朗是地區什葉派大國，在加強與沙特等海灣國家傳統友好關系的同時，尋求改善與伊朗關系，也成為埃及經營中東外交新棋局的一部分。阿拉伯人的挫敗感在爆發 壓倒性的文明挫敗感在阿拉伯人的心靈上留下了深深的傷痕。盡管在過去兩個世紀，阿拉伯世界有過幾次宏偉的發展嘗試，但目前的進展卻并不大。當人們將目光聚焦西方、中國和“亞洲小虎”身上時，阿拉伯人心中的挫敗感就更加強烈。輝煌歷史和悲慘現實之間的巨大反差使埃及人開始剖析自我，深刻反省。他們不斷問自己：為什么我們與第一世界在科技和經濟上差距如此之大？在過去數年中這差距還在擴大？人們通常在危機時刻尋求精神慰藉，于是很多埃及人求助于伊斯蘭教，在宗教信仰的教義和承諾中尋找安慰。可以肯定的是，自我認同在年輕阿拉伯人包括埃及人的行動、反應、態度和世界觀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對西方文化的背離在中東是很平常的事情，特別是對消費主義和性自由理念。過去幾十年，阿拉伯世界西化的程度在不斷提高，幾乎滲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文化、教育和生活方式。信仰伊斯蘭教的人們將這看作對穆斯林統一和純潔性的威脅，看作對他們安全精神港灣的直接襲擊，他們必須對此做出反應和反抗。埃伊走近預示中東格局洗牌 8月30日，埃及總統穆爾西訪問伊朗，出席正在德黑蘭舉行的第16屆不結盟運動峰會，并把不結盟運動輪值主席國席位移交給伊朗。這是埃及國家元首30多年來首次訪問伊朗，體現了穆爾西政權經營“全方位外交”的新舉措，有可能帶動地區格局重新洗牌，因而受到廣泛關注。 墨西哥學者：埃及伊朗將在中東形成共治 現在的形勢有利于伊朗和埃及之間所建立的“戰略聯盟”形成對“大中東”地區南部——從蘇伊士運河到波斯灣——的共同統治，這將讓六大阿拉伯石油君主國獲得最大的安全保障，以換取重建金字塔國家所需的龐大資助，埋葬什葉派與遜尼派之間無休止的、毫無結果的分歧——這種分歧只會有利于以色列盎格魯撒克遜軸心。
貶值的盧比 ====== 發展中國家的變數====== 開始褪色的“金磚” 曾經風光榮耀的金磚國家也終于在外部環境的惡化下顯出了疲態。目前，金磚四國已有3個滑向“滯脹”危機。彭博社數據顯示，今年，金磚國家貨幣跌勢創下自1998年以來之最。僅在第二季度，巴西、印度、俄羅斯等國貨幣對美元的跌幅就高達兩位數，跌勢遠遠超過在債務漩渦中心的歐元。 最近一段時間，印度成為了輿論的焦點之一。標準普爾威脅要將印度列為不適宜投資的國家；《經濟學人》雜志則登出了題為“告別不可思議的印度”的文章。外界紛紛猜測，“不可思議的印度”是否將成為金磚國家中第一塊松動的磚。 自2001年高盛公司提出“金磚四國”的概念以來，金磚國家面世已經10年有余。金磚國家的首個10年是令人刮目相看的10年：四國每年平均經濟增速為6.6%，是美國的四倍。同時，若按購買力平價計算，四國所占全球GDP份額由約16%升至25%。在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中，金磚國家的亮眼表現更是讓世人對其寄予了厚望。2010年，南非作為正式成員加入“金磚國家”合作機制。不斷壯大的金磚國家，也讓世界對他們的信心隨之增加。 然而，發展之路從來不會是一路坦途。金磚如今出現了褪色之憂。彭博社數據顯示，本季度迄今為止，巴西雷亞爾、俄羅斯盧布以及印度盧比的跌幅在所有25個主要新興市場貨幣中高居前列，這種情況在過去13年來還是頭一回出現。上月底，中國銀行國際金融研究所發布全球經濟金融展望季報，稱“金磚國家”或將告別經濟高速增長的“黃金十年”，轉而走向中低速經濟增長和結構調整并行的發展新階段。 金磚國家的前景并不樂觀。有分析認為，印度等國內部的重重矛盾讓其發展阻力重重。外部環境來看，歐債危機難言結束，國際經濟形勢整體悲觀背景下，投資人對于新興經濟體增長前景的擔憂日益加重，紛紛選擇撤離各類所謂的高風險資產，這直接導致金磚國家貨幣面臨巨大貶值壓力。美國經濟復蘇趨向更是加速了這一趨勢。 真金不怕火煉。或許，總要經歷大火的淬煉，金磚才能再次綻放光彩。金磚之父推銷“迷霧四國” 所謂“迷霧四國”指墨西哥、印尼、韓國和土耳其，“金鉆11國”則是除上述“迷霧四國”外，還包括孟加拉國、埃及、尼日利亞、巴基斯坦、菲律賓、越南。伊朗也是成員之一，但高盛透露，該公司操盤的基金并未投資伊朗，因伊朗并未對外資開放。 報道稱，“金鉆11國”過去10年經濟規模翻了一番多，經濟總規模去年已超過德國。其人口的年齡大多比歐美年輕，加上高出生率，促使經濟快速增長。其股市表現也不錯，墨西哥股指今年上漲11%，土耳其則高達28%，印尼和韓國分別為7.4%和3.3%。而金磚四國的股指表現相形見絀，印度的13%是最好的，但經濟形勢不佳，奧尼爾日前諷刺了印度低效的民主制度。其他金磚國家經濟形勢要好一些，但股指表現一般：俄羅斯2.6%，上證綜指更是-2%。 盡管高盛和奧尼爾都大為推薦“金鉆11國”證券投資，但不同聲音并非沒有，有穩健投資者認為，“金鉆11國”經濟增長前景并不穩定，證券市場更遠不具備成熟性和規模性。如僅僅追求投資回報，那么標普500指數今年漲1l%，歐洲斯托克600指數也漲9.1%，豈不是又快又穩？ 富國銀行分析師克里斯托弗認為，應把關注重點放在金磚國家和印尼、韓國兩個“金鉆11國”市場，因為這些市場的基礎更好，更成熟穩定，而不應如奧尼爾所言，把寶押在“更具高增長吸引力”，卻存在太多變數的墨西哥和土耳其身上。 美媒：世界對印尼的五大誤讀 如今，當大多數人想到印度尼西亞的時候，都會想到沙灘、廟宇或者以多姿多彩而著稱的城市。但實際上，這個擁有2.4億人口的國家比許多國際投資者和企業設想的更加現代化、多樣化和更具經濟活力。 要發揮印尼絕大部分的巨大潛力，他們需要改變對這一群島的看法——將這五個神話公之于眾是個好的開始。 印尼正處在關鍵階段。10年來，其經濟表現比許多局外人——甚至是印尼人自己——所想的都更加令人難忘。但要加強這種表現，印尼就需要在經濟關鍵領域開展生產力變革。如今，該國經濟總量位居世界第16位，但隨著當前開展釋放印尼全部活力的行動，到2030年時，它將躍升至第七位。那將超越世界領先經濟體組成的七國集團中的德國和英國。
3D打印汽車Urbee采用汽油和電力混合發動機，是世界上最環保的汽車之一。（來源：人民日報海外版） ====== “第三次工業革命”孕育新變數====== “第三次工業革命”呼之欲出 對于中國人來說，第三次工業革命（產業革命）的概念并不新鮮，早在上個世紀７０年代末和８０年代初，就已經由西方提出。但是，現在第三次工業革命在中國再次成了一個熱詞。這一波“熱浪”始于５月底上海幾張大報集中編譯報道了今年４月２１日世界著名的英國雜志《經濟學人》關于“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封面專題系列文章。６月初，中信出版社引進翻譯出版的杰里米·里夫金專著《第三次工業革命》中文版上市，又為這把“火”添柴加油。 《經濟學人》指出，３Ｄ打印技術將使工廠徹底告別車床、鉆頭、沖壓機、制模機等傳統工具，這種更加靈活、所需要投入更少的生產方式，便是第三次工業革命到來的標志，傳統的制造業將逐漸失去競爭力，數字化、人工智能化制造與新型材料將廣為應用。 “第三次工業革命是把信息技術和自動控制技術與我們現在的工業生產技術結合，最典型的案例是開始宣傳３Ｄ打印產品，在美國等發達國家已經開始有這樣的先例，在中國國內企業還沒有大規模體現。”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經濟學部副主任呂政對新華社記者說。 如果說目前中國工業數字化生產甚至雛形未見，但制造業領域的企業人對最新一次工業革命可能掀起變革的危機感已然在心。張瑞敏說，第三次工業革命帶來的數字化制造旨在降低產品成本，中國廉價勞動力的優勢或將隨之消失。３Ｄ打印 領潮爭先又一波——記科技領域的又一次世界性角逐 這不是異想天開，水杯、小提琴、首飾甚至汽車和飛機，皆可被打印出來。 這不是說說而已，這種被俗稱為３Ｄ打印的神奇技術成為主要國家研發“新寵”。 這更不是遙不可及，３Ｄ打印已在美國工業界掀起大潮，被寄予重振制造業的厚望。 專家認為，這種技術代表制造業發展新趨勢，它和其他一些數字化生產模式的涌現，將推動實現第三次工業革命。新工業革命猶待重大科技突 萬鋼對記者表示，提出“第三次工業革命”已有一段時間，在這之前也有人提出“信息化浪潮”、“新能源革命”等。“但現在第三次工業革命之所以受重視，其實是國際發展的趨勢，其中有三方面因素促進了世界產業結構變革。” 萬鋼說，一方面，全球金融危機和復蘇緩慢凸顯了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不適合，現有實體經濟需要創新和變革。另一方面，現有經濟結構和未來發展理念的不適合。萬鋼說，當今時代人們的發展理念發生了變化。第一次革命與第二次革命都是求效率，是以資源效率為基礎的。而今天，更加注意了可持續，綠色、低碳、可持續成為全世界發展的一種共性理念，自然會影響市場的價值取向。另外，全球科技進步呈現出快速發展的趨勢，這也為新產業革命提供了可能。 對于全球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動力，萬鋼表示，科技創新是重要支撐。現在科技發展的速度在不斷加快，原因是來自于不同學科的交叉融合衍生的新領域，促進了現有產業、現有經濟結構的發展，它不像愛因斯坦發現相對論顛覆更新牛頓力學基礎理論，或者說彌補了以往的不足。 萬鋼認為，第三次工業革命的特征將是，新一輪產業變革是一種建立在互聯網和新材料、新能源相結合的新經濟發展范式。對于第三次工業革命的進程，萬鋼說，真正引起一場工業革命，需要我們更多地來考慮科學的新發現在什么地方。第三次工業革命的真正到來，可能還需要科學的重大發現和技術的重大發明。 萬鋼表示，中國與第一次、第二次工業革命失之交臂，而今天正好有了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機遇。但這個機遇對于我們是稍縱即逝。就像胡錦濤主席所講的，“抓住機遇你就贏得發展先機，但是如果抓不住機遇，你就只剩挑戰。” (責任編輯：白雪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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