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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省會城市加分政策梳理 聚焦中考加分存廢之爭

時間:2014-07-14 08:21來源:中國青年報 作者:為之
圖片來源:網絡
 
  因為哈爾濱、北京的中考加分風波,中考加分政策的廢存之爭再次引發熱議。
  什么樣的考生應該獲得中考加分,加多少分合適,加分政策是否應整體廢除?中國青年報記者梳理了全國31個省會城市的中考加分政策,試圖梳理此間利弊。
  綜合素質加分爭議最大
  考生獲得省級“三好學生”、“優秀學生(團)干部”等稱號,在體育、藝術、科技比賽中獲獎,是獲得加分的渠道之一。
  31個省會城市中,13個城市對獲省級“三好學生”、“優秀學生(團)干部”的進行加分獎勵。對于考生參加體育、藝術和科技類比賽獲獎者,分別有13個、8個和15個城市予以加分認可,但大部分都對可加分的比賽、名次進行了明確規定。
  近年來,三好學生、文體科技競賽獲獎者是否應該加分,在社會上引起了討論。
  中國人民大學教育學院教授周光禮認為,這些學生不應該獲得加分,“公平是中考的生命線,教育機會必須根據分數和能力來配置。”
  他說,三好學生、文體特長生加分有違這一原則,學生的分數必須是裸考的分數,文體特長生加分容易人為操控。遼寧、河南等地高考加分政策的濫用就是明證。甚至,在一些地方,加分政策成為腐敗通道。
  北京師范大學教授余雅風告訴記者,一些加分項目設計的目的是好的,讓一些品質、素質比較高的人享受加分,但在操作當中出現了不少問題,原因在于權力的監督沒有做好,“在惡的制度下,好人也變壞人了”。
  她表示,改革中考加分政策,本質上需要建立更合理的學生綜合評價制度。
  部分“子女”加分有政策依據
  在加分政策中,“子女”成為出現頻率最高的詞,例如,軍人子女,因公犧牲及一到四級傷殘警察的子女,獲“見義勇為”榮譽稱號市民的子女等。
  在31個城市中,絕大多數都對符合一定條件的軍人子女給予加分照顧,這部分加分政策,通常由各省級教育行政部門會同駐地省軍區政治機關根據實際協商制訂實施細則。
  因公犧牲或一到四級傷殘警察的子女出現在了22個城市的加分政策中。2005年,公安部、教育部、民政部曾聯合印發《人民警察優撫對象及其子女教育優待暫行辦法》,規定因公犧牲人民警察子女、一級至四級殘疾人民警察子女報考普通高中、中等職業學校、技術學校的,招生時降10分錄取。
  此外,29個城市對華僑、歸僑子女給予加分優待。與許多加分類型一樣,這樣的加分在1990年已有法律依據,當年頒布的《歸僑僑眷權益保護法》規定“歸僑學生、歸僑子女和華僑在國內的子女升學,按照國家有關規定給予照顧。”
  加分作為社會治理手段打上城市烙印
  中國青年報記者發現,在一些城市,中考加分被作為社會治理手段使用,這些治理領域包括計劃生育、招商引資等。
  例如,作為推行計劃生育的獎勵手段,31個省會城市中,目前有12個城市對農村獨生子女、純二女計生戶進行加分。
  加分政策也成為招商引資的“工具”。銀川規定,凡在銀投資500萬元以上企業家子女可降低一個分數段錄取(每個分數段為10分—記者注)。哈爾濱也規定,為該市引資100萬美元以上的僑眷子女,在重點高中統招生和配額生錄取時加2.5分,在普通高中和職業高中統招生錄取時加5分。
  內蒙古呼和浩特規定,從事環衛工作10年以上(含10年)的職工子女可降4分錄取。這無疑體現了一個城市的價值取向。
  少數民族加分是否該適當調整
  與國家政策相承接的,31個省會城市均對少數民族考生進行了加分照顧。
  周光禮認為,少數民族考生加分是我國民族政策的組成部分,這個政策的社會基礎是我國少數民族大部分居住在條件惡劣的邊遠地區,這些地區學生的發展處于不利境地,為了給這些學生提供一個平等的發展機會,國家政策可以向他們傾斜。
  在今年的北京中考,一些家長發現,一些獲得加分的少數民族考生從小在北京市區定居,與一般考生幾乎沒有區別。
  余雅風告訴記者:“如果保護得過分了,對其他人不公平,是一種‘逆向歧視’。”
  記者注意到,目前,也有一些城市開始對少數民族考生的居住地或其他條件進行限制。如,重慶規定散居在漢族地區的少數民族才能夠加分,沈陽、昆明則將加分限定為居住在少數民族鄉的考生。在教育部《2014年普通高等學校招生工作規定》中,對少數民族考生的加分條件,也限定為“邊疆、山區、牧區、少數民族聚居地區的少數民族考生”。
  學者稱追逐加分實為應試教育變種
  周光禮認為,在教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不完善的情況下,中考加分政策在執行過程會走向反面,并衍生出新的不公平。一些情況下,加分的操作過程不透明,信息不對稱,容易誘發敗德行為。
  他說,中考加分政策應該被取消,因為它對教育公平帶來不利影響,更重要的是中考加分政策會攪動整個義務教育。義務教育學校將為加分展開激烈競爭,義務教育的均衡發展將成為一句空話。
  2010年至2014年,北京市中考報考人數下降但加分人數上升。
  周光禮認為,這說明加分政策發揮了指揮棒的作用,引導更多的學校、學生、家長追逐加分項目,這是應試教育的一個變種,這是打著素質教育之名而行應試教育之實,“加分人數的急劇增加,充分體現了加分政策的巨大威力,也反證了這種政策沒有存在的必要。”
  在周光禮看來,完善教育治理體系,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防止權力與利益的結合,這是解決問題的一個重要措施。
 
  (責任編輯:白雪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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