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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沛林
本文認為,中國聚落中的古村落,作為一種傳統的人居空間,有著它獨特的人居文化思想。一是貼近自然、融于山水,有著以“山為骨架,水為血脈”的環境構想;二是受“世外桃源”居住模式的影響,使追求恬淡、抒情風格的村居生活逐漸成為人們的向往;三是注重血緣,聚族而居,因此禮制秩序和睦族之風表現明顯。以古村落為實例的“人居文化學”研究是對當前日益興起的“人居環境學”研究的重要補充。
作為一種傳統的人類聚居空間,中國古村落由于受東方哲學關于“物我為一”(道家)、“天人合一”(儒家)等思想觀念的影響,因而表現出獨特的充滿生機與活力的聚居空間特點。著各科學家錢學森先生提出,中國二十一世紀的城市應建成“山水城市”。之后,吳良鏞教授則極力倡導中國的“人居環境學”建設。二者都不外乎要創造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充滿生機與活力的可持續發展的聚居空間。孕育于東方傳統哲學的中國古村落,可否對當今的人居環境建設有所啟迪呢?回答是肯定的。本文從“人居文化學”的角度,談談中國古村落空間的所具有的基本特點,希冀對中國人居環境建設有所裨益。
1“人之居處,宜以大地山河為主”:古村落環境空間形成的理念基礎
總結中國古代聚落遺址和古村落的環境空間的特點,得出的結論絕大多數都是依山傍水、靠近水源。究其原因,一是因為依山傍水,生產生活方便;更重要的還是因為中國傳統聚落受中國早期的大地有機自然觀的影響,認為大地是一個有機的自然整體,人是自然的部分,人必須融于自然,與自然同生同息,大地山河是人類賴以生存的物質空間,所以,人類聚落的營造,首先考慮的是貼近自然,并“以山水為血脈,以草木為毛發,以煙云為神采”[1],建構一個充滿生機的聚居空間體系。
皖南徽州的古村落,素以山水競秀而稱奇。正如當時的詩人所描述的“黃山向晚盈軒翠,黟水含春傍檻流”,“山禽佛席起,溪水入庭流”[2]。黟縣的屏山村,東、西兩側是山,村居沿著南北向的溪水彎曲有序地排列,構成典型的江南村鎮“小橋流水人家”的景色。黟縣的宏村是一個以水出名的古村落。通過筑壩抬高牛泉河的水位,引水入村,以九曲十八彎流經街巷和人家,成為天然自來水。村中心開挖的一個月塘,如一面明鏡,將周圍的宗祠建筑映襯得格外引人注目。村頭的南湖,景色更勝,宏村因其獨特的山水組景而被國外旅游者稱作“世界上最美的村莊之一”。此外,歙縣的唐模村、潛口村,呈坎村(后兩村于1988年始劃入黃山市),黟縣的西遞村、碧山村,休寧的臨溪村等等,充分體現出水的特色,實現了“山為骨架,水為血脈”的環境構想(圖1)。
陜北黃土高原的窯洞村落,是一種典型的依戀大地的人類聚落,是生土建筑的杰作。有著與大地同生同息、融入自然的村落環境空間(圖2)。
2“山深人不覺,全村同在畫中居”:古村落生活空間形成的意境追求
古村落在追求與自然環境相和諧的同時,還追求一種相對獨立的生活空間。晉代陶淵明在《桃花源記》中所描繪的生活空間,就是一種與外界相對隔絕的“山深人不覺”的空間模式,即“世外桃源”模式。之后,這種以文人士大夫生活方式為特點的“世外桃源”模式式逐漸滲入村居之中,使追求恬淡抒情風格的村居生活逐漸成為古村落生活空間的目的。“世外桃源”意境模式的流傳,主要取決于兩個條件:一是村落經濟基礎好,二是村落中的士大夫和文人占有一定的比重,因而懂得如何創造一個優雅寧靜的村居生活空間。
徽州古村落在這方面也是典型的例子�；丈痰呐d盛,形成了當地杰出的“新安文化”�；丈虃冊缭谒未�,便創造出別開生面、獨具一格的村落“水口園林”。清代詩人方西疇在《新安竹技詞》中對水口作過生動的描述:“故家喬木識便楠,水口濃郁寫蔚監,更著紅亭供眺聽,行人錯認百花潭”。歙縣唐模村“鏡亭”內的一幅長聯,最能反映徽州古村落的意境追求:“看紫霞西聳,飛布東橫,天馬南馳,靈金北倚,山深人不覺,全村同在畫中居”。[3](圖3)。
3“凡立宮室,宗廟為先”:古村落精神空間形成的禮制基礎
古村落精神空間的形成是以禮制為前提的。禮制以秩序化的集體為本,要求每一個人都嚴格遵守封建等級的社會規范和道德約束,禮制界線不可僭越。禮制理論長期左右著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和社會行為,成為穩定傳統社會的無形法則,也成為左右中國傳統聚居空間形成的禮制基礎。禮制制度凌駕于現實生活之上,現實生活服從于禮制。禮制空間表現的是一種精神,一種對家族和祖宗至高無上的崇拜和絕對的服從。歷代王朝都大力提倡敬祖和孝道,這也是維持社會穩定的政治需要。
中國的家族政策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即春秋戰國以前,實行的是世代享受俸祿的世卿世祿制度,其特點是宗法組織與政權合二為一,家族的社會地位由政權地位決定;第二階段為秦漢——隋唐時期,為強調門第高下為主的門閥制度,宗族組織與政權脫鉤,由門第決定家族地位高低,強族大宗修譜牒之風大行;第三階段為五代十國以后,租佃契約制和科舉制興起,強調敬宗收族,注重血緣關系,提倡“睦族?宗”、修譜聯宗、建祠以祀,致使聚族而居的生活更為普遍,睦族氣氛也更為濃厚。特別是宋代開始,文人地位提高,崇尚禮教文化之風更濃,聚族而居,數世同堂的現象非常普遍。明清時期情形與宋代基本相同,以致“粵民聚族而居,大或萬丁,小者千戶”,“今者強宗大族,所在多有,山東、江西左右,以及閩廣之間,其俗尤重聚居”。[4]
由于長期盛行聚族而居之風,因此,作為宗族社會象征的宗祠,成為村落的核心,一切其它建筑都以此為重心而布局,正如清代《宅譜指南·宗祠》中所言:“自古立于大宗子之處,族人陽宇四面圍位,以便男婦共祀其先,切不可近神壇寺觀”。宗祠等建筑成為禮制空間的核心體,其他居住建筑為圍合體,核心體與圍合體的關系是社會倫理與家族秩序的象征(圖4)。幾乎年以的中國古村落都遵循這一精神空間的組合原則。[5]
古村落聚族而居的精神空間,既是一種民族凝聚力的基礎和有效的共享空間的原型,也是束縛人們行動的無形的鎖鏈,應予以正確認識�？傊�,中國古村落崇尚自然、追求和諧與穩定的聚居空間,表現出一種典型的東方式的人居思想與人居文化,對今天的人居環境學建設,具有重要的啟發作用。
主要參考文獻
1.宋代·郭熙《林泉高致》
2.引自清同治辛末年刊《黟縣志·藝文志》
3.轉引自程極悅《徽商和水口園林》,載《建筑學報》1987年第10期
4.轉引自潘安《客家民系與客家聚居建筑》(三),《建筑師》(1995)第63期
5.參見劉沛林《論中國歷史文化村落的精神空間》,載(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6年第1期。
(責任編輯：瑋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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