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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城市圈概念提出后，就引起學術界的廣泛關注，國內國外都掀起了研究城市圈相關問題的熱潮，本文針對國內外爭論較多的城市圈的概念進行辨析，并對國內外城市圈土地利用問題的研究情況進行分析。 1、對城市圈相關概念的研究綜述 1.1國外情況 在國外，與城市圈相似的概念有大都市區、大都市圈、大都市帶等。這些概念的意義各有不同。 1.1.1大都市區 1910年，美國首次提出大都市區的概念，美國大都市區概念的涵義在1980年和1990年有過一定變化。期間，與大都市區概念相似的還有在1950年提出的標準大都市統計區（SMSA）[1]。在1980年提出的主要大都市統計區（PMSA）和聯合大都市統計區（MAS）、1983年提出的大都市統計區（MSA），是將SMSA改名為了MSA。 從美國幾次對大都市區概念的解釋可以將大都市區理解為包括一個大型的人口中心及其與該中心有較高經濟、社會聯系的區域。 與美國的大都市區類似，歐美其他國家也產生了大都市區的劃分，如加拿大的國情調查大都市區（CMA），英國的標準大都市勞動力市場區（SMLA），澳大利亞的國情調查擴展城市區（CEUD）等。 1.1.2大都市圈 日本是都市圈理論研究和規劃實踐的典型國家。1950年代日本提出都市圈概念。不過，其地理學詞典和日本行政管理廳對都市圈概念的解釋略有差異。1960年日本又提出大都市圈概念，1995年對大都市圈概念涵義進行了一定的調整。日本著名的三大都市圈是東京大都市圈、阪神大都市圈和名古屋大都市圈。 1995年的對大都市圈的理解是：由中心都市及其周邊地區構成的地區，即人口在10萬以上的中心都市及其周邊的日常生活區域[2]。 1.1.3大都市帶 大都市帶是由法國學者簡.戈特曼(Jean.Gottmann）于1957年提出的。他認為，大都市帶是具有高度密集的構成要素，并有高度的連續性和很強的內部相互作用的多中心城市走廊，并從外觀上表現為市街區大片地連在一起，消滅了城市與鄉村明顯景觀差別的城市地區，一個大片都市帶至少應包括2500萬的城市人口，過著現代城市方式的生活[3]。 目前對這一概念還沒有統一的標準。根據美國的研究，所謂大都市帶是由數千英里高速公路連接的綿延不斷的數個大都市復合體，是未來美國乃至世界城市化的發展方向，在美國主要有東北部大西洋沿岸大都市帶、中西部大湖區大都市帶和太平洋沿岸大都市帶[3]。 綜上國外對大都市區、大都市圈和大都市帶概念是有明確的范圍界定的。 1.2 國內情況 中國學者借鑒西方有關城鎮群體空間的理論在1990年代初提出都市經濟圈的理論，并逐漸衍生出多種概念，諸如大都市區、都市連綿區、城市圈、都市圈等。 1.2.1大都市區 1986年周一星在分析我國城市概念和城市人口統計口徑時，引進提出都市區、城市經濟統計區、城市連綿區等概念。顧朝林于1999年提出大都市標準，胡序威、周一星、顧朝林等在2000年提出中國都市區的概念與界定標準。國內研究者對大都市區的理解不盡相同。一般認為大都市區是由中心城市和與其有密切社會經濟聯系的外圍地區共同構成的城鄉一體化區域。學者們對如何劃分外圍地區又有不同看法。城市地理學家周一星認為，大都市區外圍地區的實證研究應以整縣（市）為單元，他認為都市區是與中心城市具有密切社會經濟聯系的、以非農業經濟為主的縣域單元間的組合，屬于城市的功能地域概念[4]。 中國城市規劃學會區域規劃與城市經濟學委員會將都市區定義為：一個以大（中）城市為中心，將外圍與其聯系密切的工業化和城鎮化水平較高的縣、市共同組成的區域，內含眾多的城鎮和大片半城鎮化或城鄉一體化地域。如果其中心城市人口規模大于100萬，則稱為大都市區。其中心城市也可由若干大中城市共同構成，形成大都市區。 寧敏越（2003）認為，大都市區是城市功能區的概念，它由一定人口規模的中心城市和周邊與之有密切聯系的縣域組成，中心城市是核心區，周邊區域是邊緣區[5]。 1.2.2大都市圈 1995年，楊建容通過分析中國城市化面臨的經濟、地區差距和就業壓力，結合當時城市發展現狀，提出在全國范圍內組建八大城市圈的設想。 此后國內很多學者對都市圈的定義進行了探討。鄒軍、陳小卉（2001）認為：都市圈是城市群的一種空間表現形式，是以空間聯系作為主要考慮特征的功能地域概念。都市圈的形式分別有單核心都市圈和多核心都市圈。張京祥、鄒軍等（2001）認為，都市圈是指由一個或多個核心城鎮，以及與這個核心具有密切社會、經濟聯系的,具有一體化傾向的臨接城鎮與地區組成的圈層式結構[6]。 崔功豪等(2001)認為：城市圈是城鎮體系空間總體框架“點—圈—區(帶)一線”系統中的重要內容；指中心城市圈和經濟水平較高的副中心城市圈；都市圈由連片聚居50萬以上人口的中心城市為核心，包括周圍與之有密切聯系的一批郊區城鎮組成，一般以市中心或副中心向外約1小時左右的通勤交通距離為大城市圈的外緣邊界；大都市圈可以認為是大城市郊區比較適宜的范圍；我國百萬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都有明顯的都市圈。今后，隨著科技進步和經濟水平的提高，規劃為50萬人口以上的大城市也會有一個城市圈[7]。 楊濤、楊紹峰（2002）認為：都市圈是由強大的中心城市及其周邊鄰近城鎮和地域共同組成的高強度密切聯系的一體化區域[8]。 張偉（2003）認為都市圈是：由一個或多個中心城市和與其有緊密社會、經濟聯系的臨接城鎮組成,具有一體化傾向的協調發展區域。是以中心城市為核心、以發達的聯系通道為依托,吸引輻射周邊城市與區域并促進城市之間的相互聯系與協作,帶動周邊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可以實施有效管理的區域。構建都市圈的本質在于淡化行政區劃,從區域角度強化城市間的經濟聯系,形成經濟、市場高度一體化的發展態勢;協調城鎮之間發展的關系,推進跨區域基礎設施共建共享;保護并合理利用各類資源,改善人居環境和投資環境,促進區域經濟、社會與環境的整體可持續發展[9]。 綜上，國內對城市圈的確切定義還有一定分歧，仍需要作進一步的探討。 1.2.3大都市帶 我國學者對大都市帶概念的研究多以都市連綿區為名，不過涵義均有差異。 于洪俊、寧越敏（1983）提出巨大城市帶的概念，認為：巨大城市帶的主要特征是具有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現象、政治經濟上的中樞作用、超級城市和國際港口的核心作用[10]。 周一星（1991）提出大都市連綿區，認為：大都市帶或都市連綿區就是以都市區為基本組成單元，以若干大城市為核心并與周圍地區保持強烈交互作用和密切的社會經濟聯系，沿一條或多條交通走廊分布的巨型城鄉一體化區域[11]。 顧朝林（2001）認為城（都）市連綿區是由中心城市、城市網絡和腹地構成，隨著區域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將發展成為巨型大都市連綿區[12][13]。 宗傳宏（2001）認為大都市連綿帶是由各等級城市形成的相互串聯、高度集中的經濟中心地帶[14]。 諸大建（2003）認為大都市連綿帶是一個吸納較多的人口，城市化率達到70%以上；各城市應該具有合理的層級關系，承擔不同的功能；具有發達的區域性基礎設施網絡；在國家和世界經濟中具有樞紐作用的區域[15]。 2、國內外對城市圈的研究成果及其進展 自從都市圈概念提出以來，國內外諸多學者開始對都市圈加以研究，無論是在理論研究上還是在實證研究上，都取得了很多顯著成果。 2.1國外情況 基于城市人口統計的需要，美國最早(1910年提出了Metropolitan District(大都市區)， 1950年，法國地理學家戈特曼(Jean Gottmann)提出Megalop-olis(大城市帶、大都市連綿帶),在其研究中指出中國的長江三角洲(滬寧杭地區)為世界上六大城市帶之一。20世紀50年代以后，狄更生(Dicens)對歐洲城市和木內信藏對日本城市的分別研究，提出了近似的城市地域分異三地帶學說，認為大城市圈層是由中心地域、城市周邊地域和市郊外緣廣闊腹地三大部分組成。 日本對大都市圈的研究始于20世紀50年代大城市的迅速發展時期，研究多集中在：對都市圈概念的界定，都市圈的形成機理和作用，經濟圈構造理論，都市圈的發展階段研究，都市圈的層次擴展研究（空間結構演變研究）等。 關于都市圈的形成機理和作用。谷人旭（2000）以關西都市經濟圈為例進行的研究表明， 關于都市圈的發展階段，大江守之（2003）等把其分為四個階段，即城市化、郊區化、逆城市化和再城市化，其中每個階段又劃分為絕對和相對的集中或分散。 關于都市圈的層次擴展，中村良平和田淵隆俊（1996）分為四個層次，即從中心向外依次為辦公區、商業和高層公寓區、居住商業工業混合區和獨立住宅區（一家一戶）。 關于日本都市圈模式研究，日本學者從都市圈內部的產業關聯與分工合作關系、產業結構變動與人口流動比率、產業集聚與城市擴張等方面對日本都市圈的規模、結構等演進過程進行了多方面研究，都市圈的擴展與產業結構演進、企業集聚、人口流動等存在互動關系[17]。 國外已經形成的比較著名的都市圈有美國的波士頓—華盛頓都市圈、英國的倫敦—泊明翰—利物浦大都市圈、法國的巴黎—埃松—塞納—伊夫林都市圈、日本的東海道都市圈等。 2.2國內情況 我國的都市圈研究始于20世紀80年代，對都市圈的發展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都市圈形成機理、都市圈戰略選擇研究、都市圈效應理論、都市圈規劃研究、 都市圈空間范圍劃分研究都市圈行政組織和管理模式研究和都市圈的行政區經濟和行政體制改革研究等。 關于都市圈形成機理的研究，高汝熹、羅明義(1998年)認為，影響城市圈域濟形成和發展的因素有有自然地理環境因素，社會歷史發展基礎因素，還有民族文化差異等因素,并提了3個都市圈形成的關鍵要素是區位條件、基礎設施和創新能力。李晶、王躍(2003年)認為，都市區形成機制的影響因素有4個方面，經濟增長、集聚與擴散、交通建設和政策制度。王成新、姚士謀(2003年)認為進入21世紀，城市群發展的動力呈現多元化，既依托于自然條件、優惠政策、靈活機制等軟硬環境動力，又需要樞紐經濟帶來的外在動力，由其內部競爭和合作而形成的內生動力則是其動力之本，多種動力相互關聯、相互制約、相互推動,最終形成一個多層次等級結構明顯的綜合動力系統。姚士謀等對長三角地區的都市連綿區(城市群)的形成機制進行了研究。寧越敏(1998年)認為宏觀政策機制、投資機制、市場機制和輻射機制是長三角都市連綿區的4大形成機制。張尚武(1999年)認為長三角城鎮密集地區的形成及發展有較強的歷史延續性,不同于完全由工業化或以大城市為主體的發展類型。徐永健等則研究了珠三角都市連綿區的形成機制。徐永健(2000年)也認為有必要從作為城市基本活動之一的工業生產活動入手，從勞動地域分工和工業生產組織的角度探討中國典型大都市區形成的基本原理。楊勇，高汝熹，羅守貴（2007）認為都市圈的形成要素分析,是從都市圈的區位要素、資源稟賦、城市化水平等方面深入探討都市圈的形成規律。都市圈的形成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應該從多方面去認識和理解都市圈的形成,更加理性的看待都市圈在當代中國經濟中的作用,從而更加有效地推動都市圈的發展[18]。 關于都市圈的戰略選擇研究，國內最早提出都市圈思想的是周起業、劉再興、楊建容等人。對我國采取都市圈發展模式形成贊同和反對兩種觀點，贊同的一方認為大都市圈是我國經濟的主要發展動力；都市圈模式是我國參與城市群體競爭時代的客觀要求，是重塑國內區際分工與協作的重要手段[19];都市圈模式適應我國經濟發展階段，與經濟改革與發展進程協調一致[20]。構建城市圈能夠實現中心城市功能的疏解與重新組合，促進周邊城鎮的整體協調發展，增強城鎮群體競爭力，促進城、鎮、鄉經濟的一體融合[21]。反對的一方認為都市圈實行對內聯系較少而對外開放的模式，有可能使我國現有大城市不能把開拓國際市場與國內市場很好的結合起來，結果限制了城市活力的發揮而不是推動都市圈的崛起；大都市圈只是對有限國土區域的劃分，而把許多區域排斥在外，有可能人為地制造出新的區域經濟矛盾；在都市圈的理論框架下，有關城市化發展、全國區際分工和市場競爭等重大問題難以做出合理的解釋[19]。 關于都市圈空間范圍的劃分研究，主要的觀點有：（1）中國8大都市圈戰略：以上海為中心，南京、杭州為副中心的上海都市圈；以廣州、香港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都市圈；以天津、北京為中心的環渤海都市圈；以沈陽、大連、哈爾濱、長春為中心的東北都市圈；以武漢為中心的長江中游都市圈；以重慶、成都為中心的長江上游都市圈；以西安為中心的關中平原都市圈；以貴陽為中心的貴州高原都市圈[22]。（2）1995年9月，在南京舉行的“中國區域經濟與社會發展研討會”上，有關專家從行政分割的現實國情出發，明確提出構建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環渤海3大都市圈[23]。（3）羅明義（1999）認為，我國有18個大都市圈，分別是上海圈、北京圈、廣州圈、南京圈、沈陽圈、武漢圈、濟南圈、杭州圈、成都圈、石家莊圈、長沙圈、昆明圈、青島圈、鄭州圈、太原圈、長春圈、西安圈和哈爾濱圈[24]。迄今為止，國內仍沒有一個統一的大都市圈空間劃分標準。 關于城市圈規劃研究，既展開了理論上的研究，又有實踐工作的研究。在理論上：張偉(2003)對城市圈規劃的層次、規劃的背景、規劃的定位、規劃的類型及其重點、規劃的主要內容等作了一定的研究并提出自己的見解[9]。王薇（2003）提出必須要建立都市圈一體化的經濟格局,打破行政界限,在更大的范圍內優化配置資源和要素[25]。 許紅衛（2005）對都市圈規劃模式進行研究，并給出了編制規劃指引、進行典型解剖、構建對話平臺、實施動態跟蹤、明確規劃地位等方面的設想和建議[26]。 劉曉榮，石培基（2006）認為建立更為廣泛的圈域協調或管理機制是都市圈進一步發展的重要保障。這些機制不僅要就某些領域進行協調，同時還要負責都市圈的規劃、產業布局、環境治理、生態保護等宏觀發展問題[27]。 國內很多已經付諸實踐的都市圈規劃有江蘇省的南京都市圈規劃、蘇錫常都市圈規劃和徐州都市圈規劃[28]，京津冀北城鄉空間規劃[29]、珠江三角洲城鎮群協調發展規劃[30]、武漢城市圈總體規劃等[31]。目前如何使得都市圈內各主體既能保持各級政府的管制能力又能發揮各方力量的主動性，平衡各方利益，解決好區域矛盾和沖突，真正構筑互惠互利、市場化帶動、公平高效的大都市圈利益是城市圈規劃的一個需要探索的主要方向[32]。 關于都市圈的行政區經濟和行政體制改革研究，目前，主要存在以下幾種觀點：集權型管理模式、分權性管理模式和均權協調型管治模式。劉君德（2000）認為，建立一些負責跨界職能的松散型城市協調機構，以更好的滿足市民的各種需求和偏好，擴大市民參與，提高決策的透明度和針對性[33]。筆者認為，應根據特定城市圈的特點選擇適合其發展的最優管理模式，最終使得城市圈的綜合利益最大化。 3、城市圈土地利用的研究進展 城市邊緣帶是城市圈的重要組成部分，城鄉邊緣帶的土地利用特性很早就引起了學術界的關注，在我國的城市化進程中，城市功能擴散和郊區城市化相互作用，城鄉邊緣帶的土地利用模式和結構處于急劇變動之中，城市建設和管理部門關心的是城市建設用地的增多和城市規模的擴大，而土地管理部門關心的是保護耕地和耕地總量動態平衡，這一矛盾目前還沒有得到解決，而學術界的研究還限于概念爭鳴和初步的探討，尚沒有對國家現行土地管理法和土地管理政策產生影響。 3.1國外城鄉邊緣帶土地利用研究綜述及其進展 1936年德國地理學家赫伯特。路易斯（H.Louis）提出城鄉邊緣帶的概念后，引起學術界的廣泛關注，有關文獻不斷涌現，主要研究方向有：城市邊緣帶的土地利用結構及其演變過程研究、土地利用問題研究。 科曾（M.R.G.Conzen，1960），指出，城市邊緣帶是城市地域擴展的前提，但這種擴展并非穩步推進而是呈加速期、減速期和靜止期三種狀態周期性變化，因此在研究諾桑伯蘭的阿爾威克鎮邊緣帶類型時，劃分出了內緣帶、中緣帶和外緣帶三個組成部分，分別代表該鎮不同時期的城市擴展情況[34]。 埃里克森（Redney A.Erickson）通過對美國14個特大城市自1920年以來人口、產業活動的向外擴散情況進行研究，提出了城市邊緣帶空間結構演變的三個階段：外溢——專業化階段（Spillover-specialization）、分散多樣化階段（dispersal——diversification）和填充——多和化階段（infiling——multication cleation）[35]。 3.2國內城鄉邊緣帶土地利用研究綜述及其進展 國內對城鄉過渡帶的研究開始于20世紀80年代后期[36]。我國城市邊緣區研究可劃分為1980年代至1990年代中期和1990年代至今兩個階段，1980年代末期至1990年代中期城市邊緣區研究多集中在：大城市邊緣區特征研究、城市邊緣區空間結構研究、城市邊緣區演化機理研究、城市邊緣區的規劃與管理的初步研究；1950年代中期以來城市邊緣區研究集中于城市邊緣區規劃研究、城市邊緣區土地利用問題研究、城市邊緣區的產業問題、城市邊緣區景觀與生態環境研究、城市邊緣區的管理問題、城市邊緣區社會問題研究、“城中村”研究[37]。 加強城市邊緣區土地利用可持續發展的研究，對于緩解城市壓力、改善城市地域結構、提高城市土地開發利用效益、優化城市功能分區布局以及搞好城市和周邊地區的開發建設,具有重要意義[38]。 張建明、許學強以廣州市為例研究了城鄉邊緣帶的土地利用與城市可持續發展的問題，提出了廣州城鄉邊緣土地利用的特征，并分析了引起以上問題的原因，最后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案[39]。 顧朝林在《中國大城市邊緣區研究》一書中提出了將我國城市地域結構劃分為核心區、邊緣區和影響區三分法的理論和方法，并且集中對論述了城市邊緣區(城鄉過渡帶)研究及其進展，城市邊緣區(城鄉過渡帶)的劃分，城市邊緣區的功能及其組成要素，城市邊緣區的人口特征、社會特征、經濟特征和土地利用特征，以及城市邊緣區空間的動態演化。其對城市邊緣區的劃分主要從城市場及其外部效應研究人手，應用流分析法進行人流影響區、物流影響區、技術協作影響區、信息流影響區、金融影響區和綜合影響區分析來達到劃分城市邊緣區的目的。同時，作者從道路斷面型式、景觀特征、人口類型等方面分析人手，認為城市邊緣區具有城郊二重性[40]。 陳曉軍(2003)以北京等城市為例，對城市邊緣區土地利用轉換的動力機制作了研究，認為“市場力”和“政府力”的綜合作用是推動城市邊緣區土地用途轉換的宏觀動力[41]。 陶陶(1999)等認為土地利用規劃也是城市邊緣區土地利用研究的重點內容，應通過城市邊緣區的土地利用規劃，為中心城市的擴張提供“保障”、“疏導”與“控制”作用[42]；韋素瓊(2000)認為城市邊緣區存在著土地利用穩定性差、建設用地與農業用地矛盾突出等一系列特殊的問題，提出規劃編制應遵循供給制約與引導需求、耕地保護、服從城市功能定位等三項基本原則[43]。 今后如何更好的解決好對城市邊緣帶的土地利用結構優化和城鄉邊緣帶的演進規律將是將是亟待借解決的問題。城市邊緣區土地用途轉換十分頻繁，由此引發的土地利用沖突及人地矛盾也會更為尖銳，查明城市邊緣區土地利用的特征及結構，對城市邊緣區今后的建設用地利用、規劃、管理及未來的城市發展具有現實意義[44]。 4 結論與展望 國外的研究已經成熟化的同時，國內城市圈的研究也已經逐漸的趨于成熟，目前研究較透徹的是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環渤海3大都市圈。目前學者們已經將爭論和研究的焦點從對城市圈最基本的理論：如城市圈概念、形成原因等逐漸的轉移到對城市圈的更高級的理論研究。目前，研究的熱點集中在城市圈空間結構的演變機制和演變進程，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也進行了很多創新，3S技術和CA技術將更加成熟的應用于城市圈擴展模型的研究上。 隨著經濟的飛速發展和城市化進程的進一步加快，國內其他地區城市圈現象也會凸顯，各地會根據實際情況制定一系列圈內政策從而能更多的積累城市圈的實踐經驗。中國規劃網北京7月17日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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