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在難以將為我開門的這位略微發福的“中年人”與想象當中的兩院院士、科學家李德仁聯系起來。滿頭烏發中只有幾縷銀絲。這么年輕？還好李院士面帶微笑的伸出手問：“小周？”及時打消了我的疑慮。

李德仁原籍江蘇丹徒。1963年畢業于武漢測繪學院，1985年獲聯邦德國斯圖加特大學博士學位。1991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1994年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曾任武漢測繪科技大學校長。1985年提出用包括誤差可發現性和可區分性在內的基于兩個多維備選假設的擴展的可靠性理論來處理測量誤差，科學地“解決了測量學上一個百年來的問題”并因此獲國際大獎。現從事遙感、全球定位系統和地理信息系統為代表的空間信息科學與技術的研究和教學工作。

從1985年回國至今，李院士在高精度攝影測量定位理論與方法，GPS空中三角測量、SPOT衛星像片解析處理、空間信息網格、影像理解及像片自動解譯以及多媒體通信等多個方面研究做出了重要貢獻，十多次獲得國家及部委級獎項。同時為國家培養了100余名博士人才。時逢李院士在京出差，我有幸得到了登門拜訪的機會。

《數字城市》：李院士，1984-1985年間，身處德國的您在國際測量領域，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矚目的科研成果。就在您科研事業的黃金時期，您選擇了回到祖國。請問促使您回來的理由有哪些？哪一點是您最看重的？

李德仁：在那個時代，我們出國留學的目標就是早日學成回來為祖國做貢獻。當然國外的科研環境和待遇與國內相比強很多，也想留我們。但捫心自問，我們的人生價值是什么？當時國家高科技人才匱乏，那一代出國的人約80%選擇了回國，很多人后來都成為國家的棟梁，成為院士、部長等。當時我的德國恩師阿克曼教授很理解我，他說：“你的中國老師（王之卓教授）80歲了，你應該回去讓他得到休息了。你得接好你老師的班。” 王之卓教授是1939年德國留學回來的，是我國攝影測量和遙感的創始人之一。如果說哪一點是最看重的，當然是愛國。

《數字城市》：您回國的那段時期，我國的城市數字化建設情況如何？大概是從什么時候開始的？為什么會開始？達到了一個什么程度？

李德仁：當時中國處于一個城市大發展的時期，蓋房子、修公路、建特區開發區等。上世紀90年代以后，開始思考城市到底如何有序的、可持續的發展？1993年2月，美國總統克林頓提出要建設國家信息基礎設施，即信息高速公路，此舉拉開了全球信息高速公路建設的序幕。我國的信息化是從1995年國務院成立國家信息化小組開始的，受國際形勢的影響，我國正式啟動了國民經濟信息化的起步工程──“三金工程”，即金橋、金關和金卡工程。之后又陸續啟動了金盾、金保、金稅、金農、金海等以“金”字頭為代表的多項工程。有了這些工程，才有了中國的數字化和信息化。國家領導人很重視信息化，認為“金”字工程能創造財富，帶來富強。這從我國每年國民經濟的快速增長上可以得到印證。這些工程先在哪實現？先在城市實現。這些工程的推進，有力促進了我國的數字城市建設。

但是我國的數字城市建設跟國外相比還有差距。我國的特點是城市在發展、人口眾多，每年的地表變化達到40%，我們是一邊在做，一邊在變，做起來相對困難。不像發達國家的城市，建設少，數字化幾乎一次就完成了。客觀的說，我們城市總體的數字化建設沒有達到國際領先水平，但是不少城市已達到了國際先進水平。

《數字城市》：“數字城市”這個概念是時代發展的必然產物嗎？具體怎么理解？

    李德仁：當今是信息化的知識經濟時代。信息化的特點則是最大限度地節約社會成本，做到有計劃的滿足消費群體和個人需求的高品位的產品。而計算機的普及為信息化提供了發展平臺。

“數字城市”可以理解為城市地理信息和其它城市信息相結合，利用計算機網絡，將各個城市和城市外空間連在一起的虛擬空間，可供遠程用戶訪問。它高于以文本形式提供的信息源，包括城市地圖和影像圖的二維站點、三維數字城市空間、四維時空數字城市空間等幾大類。主要運用在城市規劃和設計、電子政務、電子民務等。其中一個叫三維城市模型，能讓用戶有身臨其境之感。目前已運用于規劃、微氣候研究、空氣污染分析、無線電信號傳播、社會生態研究等廣泛領域。

《數字城市》：請問您在我國城市的數字化建設中具體從事了哪些工作？

李德仁：1992年，我做了一個數字地圖管理的地理信息系統，這個系統在2001年獲獎。1995年，我開始做空間數據基礎設施的建立研制成車載移動測量系統，實現了天地一體化遙感。目前我主要從事的也是空間數據框架建設。空間數據和網絡通訊都是信息化的基礎。比如北京，如果把北京的房子都攝下來放在網上的電子地圖上，人們瀏覽的時候就像到了北京一樣。數字城市就是利用信息化的手段，把現實的城市放到電腦里，為人民的生產、管理、學習、娛樂等服務。

我和我的學生們應武漢市長的要求，給武漢市做了一個城市網格系統。把武漢所有7個區的城市管理、城市服務建了一個網絡服務系統。通過把電子信息口的網絡信息資源整合，數據共享，不重復生產。武漢是個老城市，問題多，很多瑣碎的小事情將原來的市長熱線“打爆”了也無法得到一一解答。我的做法是把城市網格化，一個管理員管10個網格，一個網格是1萬平方米。整個武漢市的網格管理服務系統總共八千多個網格，182萬件部件，把要管的人、事、物都采集起來放到網格里，并聘用下崗職工當城市網格管員。我們在當地多普達手機上開發了一個城管地理信息系統軟件，將這個軟件和城市網格管理服務系統通過無線的方法連接起來。比如，老百姓看到地上有一堆垃圾，打投訴電話，監管中心讓管理員實地勘察，用手機拍照，傳到監管中心，核實后監管中心就會通過系統自動通知職能部門去處理，整個過程是記時的，職能部門不會拖延。這樣一來，老百姓的問題能夠及時解決，市長熱線也“輕松”了許多。

《數字城市》：您這些年培養了大量的博士生、碩士生。您如何看待他們的成長？您是怎么教導他們的？

李德仁：我對他們是比較滿意的，早年畢業的一批博士生很多在歐美澳日等國家深造，在大學當教授、在公司當總工。國內的也很多，在我們這個行業的學校、公司擔任重要職務。我的學生也成為我實驗室的接班人了。有些較突出的人才，還被戲言為當時的“五大金剛”、“四小龍”、“五朵金花”。這些學生現在都能牽頭承擔國家上千萬的重大科研項目。

我大學時，恩師王之卓教授對我要求很嚴，曾教育我：老老實實做人，認認真真做事，踏踏實實做學問。但是不要迷信書本、不迷信“洋人”、不迷信權威，還要善于打破傳統束縛，要有創新。這些樸實的真理現在被我用來鞭策自己和教育自己的學生，我還教導他們不圖名、不圖利，要拿小錢做大事。在科研界，有人靠假成果發財，向政府多要錢。受我恩師的影響，我教導我的學生要有一種正氣和精神，要靠自己的真本事，通過創新、節約成本，做出好成果。這種精神支撐著武漢大學的一批人才活躍在國防研究、城市建設、經濟建設中。我總鼓勵年輕人到科研第一線。這就是按照毛主席的辨證觀，有漸進又有跳躍。學習是漸進的學習知識，工作可以跳躍，這兩者要結合起來。比如別人在做第一代的科研時，我把學生拉去做第二代，很快，我的學生就成熟了。這也是我教導學生的訣竅之一。

《數字城市》：很多老百姓對“數字城市”的理解是很抽象的，怎么樣能讓他們認識到、體會到甚至觸摸到呢？

李德仁：去年12月25日，我作為首席科學家和武漢電信局合作開通了一個影像城市武漢的網站。我們將武漢的街景用移動掃描車全部掃描了下來，儲存了大量的照片視頻等數據。在這些數據里，我們加入了興趣點的概念，有關于老百姓衣食住行、教育娛樂的所有相關單位都是興趣點，比如飯館、旅館、商店、學校、醫院、交通設施等，你都可以在這個網站看到所查詢單位的位置，通過動態的影像看到其周圍的實景、交通路線等，最后到達這個單位的門面。點擊影像，你還能看到這個單位的相關信息，包括聯系電話和網址等。目前，武漢做了30萬個興趣點，廣州做了80萬個興趣點。這樣，一個外地人通過這個網站很快就能把這些城市弄得一清二楚。這樣一個系統為老百姓免費提供查詢服務，極大地方便了百姓生活。而商家每年只需交納500元管理費用，就可以將每天要想宣傳的東西讓老百姓看到，這就促進了城市的經濟繁榮。

影像城市武漢，就是構建了一個幫助老百姓在武漢全方位生活的工具，這是我們的創新，也是一個熱點。這項工作正在推進，目前開通的是武漢，已經做好的是廣州、北京，正在做的是上海、深圳。我們計劃在年底，把這五個城市在網上發布。我們要把數字城市逐步的具體化而不是停留在概念上。我們的目的就是讓數字城市走進千家萬戶。

《數字城市》：謝謝李院士的耐心解答。最后我想知道一個剛進門就想問的問題，您是怎么保持“年輕”的？

    李德仁(笑)：就是保持年輕向上的心態。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院士不是終點，而是新的起點。院士是國家科學界最高的榮譽，拿到這個榮譽不是終點，它承認了你過去的成就，同時也是激勵你再努力的起點，因為學無止境。我今年69歲，沒有染發。我一樣和學生們一起加班干活，寫文章和上課，抽出時間也一起去唱卡拉OK、去蹦迪、去爬山，我喜歡和年輕人待在一起，這樣我也變年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