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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物簡介
　　阮儀三，同濟大學國家歷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同濟大學建筑城規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歷史文化名城保護專家委員會委員，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他努力促成平遙、周莊、麗江等眾多古城古鎮的保護，被稱為“古城衛士”、“古城保護神”。
　　今年是國家歷史文化名城設立30周年，日前在北京舉行的一項“共同的文化遺產”學術論壇上，多位專家對這些名城的保護工作表示了反思以及擔憂。對于 30年古城保護的得失，78歲的同濟大學國家歷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阮儀三有著自己的深刻體會 。
　　“前10年我是和無知愚昧做斗爭，后來是和利欲貪婪做斗爭。為了GDP大拆大建，這種做法很混賬！”這位中國內地率先致力于歷史文化名城保護的學者拍著椅背，把最后三個字又重復了兩遍。
　　“刀下救平遙”
　　上世紀80年代初，全國范圍內刮起一陣撤古城建新城的“撤城風”，阮儀三所在的同濟大學建筑系接受山西省建設委員會的委托，到山西榆次市做城市總體規劃工作 。聽到山西古城遭遇大拆的消息，阮儀三立即趕到了平遙縣。
　　“大家不知道古城是個好東西，在不知不覺中就毀掉了很多古城。一路過去，介休、太谷、新絳都拆完了。幸虧平遙縣錢不多 ，動作慢一點兒。”阮儀三回憶，他跑到平遙時，古城西部的城墻上已經扒開了一個大口子，180米長的道路兩側，明清時代的傳統民居也已經被拆除。
　　這樣的景象讓阮儀三痛心疾首。上世紀60年代，為幫助編寫《中國城市建設史》，阮儀三曾到山西考察。彼時，晉中地區包括太谷、平遙、新絳在內的許多古城，都保留著完整的歷史風貌，讓他印象深刻。
　　心急如焚的阮儀三找到當地政府部門，一開始沒人搭理，多次溝通后，阮儀三和山西省建委商定，立即停止“破壞性建設”，由他負責平遙縣城的整體規劃。為爭取“外援”，阮儀三將整理的資料交到了當時全國政協城建組組長鄭孝夑、全國政協文化組組長羅哲文手中。
　　“這個規劃起到了"刀下留城"的作用，為保護祖國文化遺產做出了重要貢獻。”在保護平遙古城規劃方案上，鄭孝夑寫道。之后，在羅哲文的斡旋下，文化部又撥了專款用于維修古城。
　　自此，阮儀三與歷史名城保護結緣，開始了他30年的古城保衛戰。
　　從“不要”到“積極得不得了”
　　“刀下救平遙”，多少也讓專家們看到了現實的嚴峻在大拆大建的浪潮中，坐擁上百年甚至上千年中華文明的文化古城，需要進行合理的規劃與開發。
　　1982年2月，為了保護那些曾經是古代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或近代革命運動和重大歷史事件發生地的重要城市及其文物古跡免受破壞，“歷史文化名城”的概念被正式提出。
　　第一批名單確定了北京、洛陽、西安、曲阜等24個城市。“第一批很簡單，那時也沒有專家委員會，也不需要城市申請，就是六七個專家開會論證確定的。這些都是全國有名的城市，沒有爭議 。”作為當年的參與者，阮儀三回憶說。
　　此后，建設部、國家文物局共同建立國家歷史文化名城保護專家委員會，國家歷史文化名城的評選，也更加專業化。
　　2008年，國務院公布了《歷史文化名城名鎮名村保護條例》，對申報、批準 、保護工作等做了嚴格的規范。如今，被列入名單的古城從原來的24座增加到了118座，保護維修專項基金也經歷了從無到有再到大幅度增加的過程。
　　在此過程中，作為專家委員會成員的阮儀三，也經歷了各城市對待這一“名號”的態度轉變。
　　“1984年評選第二批時，我負責江浙一帶。一些古城的領導很不積極。聯系他們，他們上來先問為什么要搞。一聽說是為了保護古城，不能大刀闊斧搞城市建設了，人家直接表明態度：不要。”阮儀三回憶。
　　另一件事情同樣讓阮儀三印象深刻。1986年商丘入選第二批歷史文化名城，“敲鑼打鼓，舉城歡騰，據說還全城特意放假三天慶祝。”但過了幾年，商丘的領導找到阮儀三，說有了名號沒什么好處，能不能“不要了”。
　　“他們認為評選上之后，能和其他名號一樣，緊跟著有國家的資金優惠。結果還需要投錢進行保護，覺得虧了。”阮儀三說，當時這樣的想法在城市決策者中并不鮮見。
　　讓阮儀三哭笑不得的是，等到進入 2000年之后，昔日不愿意要“牌照”的這些城市又主動申請進入名單，“積極得不得了”。
　　保護成破壞性建設
　　“在全國經濟高漲的情況下，越來越多的城市對歷史文化名城上了心。特別是1997年平遙、麗江"申遺"成功，旅游業帶動了當地的經濟。人們認識到歷史遺產還有經濟價值。”在阮儀三看來，人們對古城認識的轉化是從上世紀90年代末開始的，但古城的開發利用大多偏重于旅游和發展經濟。
　　在此過程中，由于在理念上比較混亂，造成了很多破壞性的建設。“從經濟目的進行"保護"，出現了很多短期行為。曲阜的城墻1978年被破壞殆盡，2003年重建，現在的城墻就是用鋼筋水泥做了個空殼，外面貼上了磚。還有的地方豎起牌坊，大書"漢街"兩個字。只要經過研究，就知道街是宋代才有的。”說起這些，這位78歲的老人言語間多了幾分酸楚。
　　讓人惋惜的還不止這些。
　　安陽，第二批國家歷史文化名城，城內基本保持了明清以來的古城風貌。1996年，安陽市政府為了改善城市交通，在新老城區之間要規劃幾條道路，其中一條直接穿過古城，把古城一劈為二。
　　安陽市領導兩次找到阮儀三，希望其幫忙做開路設計，被阮儀三拒絕。1999年末國家建設部專門給安陽市市長發函，請他認真考慮不要拆老城。但對方反而加快工程進度，把路修了起來。最后的結果是，路開了，五代后周時建造的文峰塔，失去了原來的環境，孤零零站在馬路中央。
　　“到目前為止，國家級歷史文化名城被破壞的現象比比皆是。建新房子有GDP，修老房子沒有GDP。前10年我是和無知愚昧做斗爭，后來是和利欲貪婪做斗爭。為了GDP大拆大建，這種做法很混賬！”阮儀三拍著椅背，把最后三個字又重復了兩遍，情緒這才稍為平靜。
　　古城是城市文化的根
　　阮儀三透露，針對一些入選名單歷史文化名城保護不善的現狀，從去年開始，有關部門要求，歷史文化名城先自查，然后派出工作組進行檢查。目前為止已經檢查了若干個歷史文化名城。這樣的檢查也取得了一定效果。
　　檢查過程中，有專家認為，一些歷史文化名城喪失了原來的條件，應該“摘帽子”。這也引起了一些爭議 。多數觀點是，對于城市決策者來說，原來的名號還是一種約束，摘了之后，就肆無忌憚了。基于上述考慮，阮儀三也認同后者的觀點，“應該對其給予黃牌警告而非紅牌警告”。
　　“歷史文化名城是為了傳承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不能完全為了商業目的，而放棄教化功能。”阮儀三說，歷史建筑破損了要修繕，但修繕一定要遵循“修舊如故，保持原真”的要求，要返璞歸真，不要返老還童。
　　在他看來，恢復古代風貌的前提是把當地的歷史文化很好地呈現出來。這些歷史文化遺產首先是教化功能，然后才派生出經濟功能。現實情況是，人們過于專注經濟功能。“外地姑娘唱兩支納西族的歌，花枝招展蠻漂亮。造假建筑給人表面上的愉悅，但催生了愚化教育”，“可悲的是不知其可愚，最可悲的是下一代，許多人認為這就是"歷史"，不是一天能糾正過來的。”
　　“古城，是城市文化的根。吸收傳統建筑的營養，才能創造出新的城市建筑。貝聿銘設計的蘇州博物館蘇州傳統庭院式園林建筑風格，有人認為建筑比文物更出色。王澍剛剛獲得建筑學界的諾貝爾獎普利茲克獎，其建筑風格不也是借鑒于中國傳統民居？如果滿眼都是千篇一律的"方盒子"，怎么擷取精華？”阮儀三反問記者。
　　阮儀三也明白，要把歷史文化名城的保護觀念，真正深入政府和百姓的心中，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在歐美發達國家，古建筑保護早已成為全民事業。對于未來的歷史文化名城保護，阮儀三期待有更多的民眾參與，也期待古城保護法律的出臺。
　　“青島對里院保護不夠”
　　從“刀下救平遙”至今，阮儀三見證了國家歷史文化名城發展的30年。其間，經歷的一次次衛城風波讓他發出“敗家”的惋惜，也遺憾于拯救下來的古城太少。
　　但回顧過去，這位性格耿直的學者也坦言，30年也取得了很多成績，至少“上世紀80年代的一片拆遷風是不會有了。”
　　“有人問我，為古城"斗爭"這么多年，灰不灰心？我并不灰心。”阮儀三說，現在一些城市已經意識到了歷史文化名城對城市發展有重要歷史意義，并且真正理解了保護的重要意義，紹興每年花5~7個億用于古城保護，蘇州也投入了幾十億，還有很多城市排著隊申報歷史文化名城，說明大家愿意“戴這頂帽子”。
　　與此同時，一些挽救古城的先進案例也陸續出現。比如，紹興倉橋直街的改造，由政府和居民共同出資。將柏油路重新改為石板路，道路的鋪設完全按照傳統的方式。原有的架空電線全部入地等等，既改善了住戶的居住條件，又保留了原生態的古城文化。這樣的微循環改造，為人們提供了古城商業化改造之外的另一條思路，因此還獲得了“聯合國亞太地區遺產保護獎”。
　　這位曾參與《青島歷史文化名城保護規劃》修編的“古城衛士”曾多次到過青島考察，他對 1994年入選第三批歷史文化名城的青島印象深刻。“向陽的岸線全部讓給居民生活，天人合一。碧海藍天，紅瓦綠樹，青島是近代城市規劃中城市形態最好的。”阮儀三評價說。
　　“全國來講，青島目前的情況還是不錯的。八大關、湛山等地保留了相對完整的歷史街區。但像里院等具有青島本地特色的傳統民居保護不夠。”阮儀三不改直言本色。
　　“古城，是城市文化的根。吸收傳統建筑的營養，才能創造出新的城市建筑。貝聿銘設計的蘇州博物館蘇州傳統庭院式園林建筑風格，有人認為建筑比文物更出色。王澍剛剛獲得建筑學界的諾貝爾獎普利茲克獎，其建筑風格不也是借鑒于中國傳統民居？如果滿眼都是千篇一律的"方盒子"，怎么擷取精華？”
   （編輯：劉堃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