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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兩個最重要的特大型城市——北京和上海，正為明天規劃藍圖。《北京城市總體規劃》已開始修編，上海新一輪以2040年為期限的城市總體規劃編制已經啟動。在這樣的時空跨度下做規劃，相當于這個時代要給兒女子孫留一個空間交代。 不斷重修城市“總規”（北京在新中國成立后這是第七次修編），反映出中國城市發展之快，原有的規劃變量和目標（如人口、人均GDP）總是提前實現，即使京滬這樣的特大城市仍在快速變遷，特大城市因此帶有新興城市“變化快過規劃”的特點。2013年上海常住人口2415萬人，而上一輪“總規”中，到2020年常住人口預計為1850萬人。北京現在的“總規”，到2020年城市總人口要控制在1800萬，截至2013年常住人口已達2114.8萬人。 參數變了，規劃當然要改。 也有一些情況，變化之所以快過規劃，是因為規劃的前瞻性不夠強。拿交通來說，東京的城市規劃在40多年前就確定哪里要建路，哪里將來要拓寬，以確保東京任何地方的行人都不會為找公交車輛或為車輛晚點而煩惱。在這個大規劃下，根據交通數據具體分析新路怎樣建、舊路怎樣改（一般十年會討論一次是否改建），定出新的小計劃，經城市規劃審查會審查通過后正式出臺新計劃，靈活調整市內交通。相比起來，我們的“總規”在總攬全局上往往預見性不夠。 另一面，變化快過規劃，并不是因為規劃滯后，而是因為不按規劃辦事，導致出現“變化”。比如，北京的望京地區變成“臥城”，是因為不遵循當年的規劃，把規劃改來改去，一些工業、公建用地全部轉作住宅，造成望京已經建成和在建的建筑多為純居住社區。再加上道路格局不合理，大型商業及綜合服務設施嚴重缺乏，使得這個近35萬人居住的“新城”功能失調。 城市規劃是最重要的公共政策，具有最大和最久的外部性。只有走出GDP錦標賽背景下的城市外延擴張模式，切實意識到城市規劃的約束條件（如土地資源及綠色空間對人口及建設規模的制約、人口密度的制約、水資源的制約），回歸以人為本、內涵生長、集約高效的規劃思想，我們留給后代的空間才是宜居空間、品質空間和高價值的空間。 (責任編輯：白雪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