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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三十年，“城市化”成了中國大地上聲勢最浩大的一項工程。幾乎所有困擾社會的重大問題：土地、房價、經濟增長模式、“中產階級”、社會民主、腐敗、“部門壟斷”……都在“城市化”的過程中會合。這樣，一個尖銳的問題就出來了：當“贏家通吃”式的“發展”模式逐漸將社會推入危機的時候，“城市化”的
正是出于對當代中國命運的這一關切，從2010年3月8日到4月1日，當代文化研究網（www.cul-studies.com）策劃開展了“我們的bettercity”大型網絡討論。討論得到了基層工作者、媒體人、都市白領、專欄作家、大學師生等普通市民的積極支持和熱心參與。大家就此提出許多耐人尋思的問題，從不同的角度，揭示了當下主流城市發展模式的困境，自然，尋求“bettercity”的希望也蘊藏其中。
誰買去了我們的生活？
王曉明：“城市只是一處‘名利場’么？” 先說我住的這個小區吧。它造得相當憋氣：房子之間的距離很近，道路大多細細一條，每個單元門里的樓梯都相當窄，房間的凈高也很低。我當然知道為什么會這樣。房產商的第一信條，就是每一寸面積都要盡可能賣得貴，雖然小區的公共面積也分攤到各戶，畢竟不如縮小公共面積、多造幾套公寓賺得多。正是這個信條，讓那些賣得貴的空間蠻橫霸道、四仰八叉，不能賣錢——其實也能賣，不過賣得便宜些——的空間則畏畏縮縮，被擠在邊上。 房子造好了，住戶搬進來了，房產商也撤了，可他們的第一信條，卻繼續統治這個小區。沒幾年，原本狹窄的道路，就分出一半，一格一格地劃了黃線，寫明車牌號，成了停車場——這是要收月費的。緊接著，路邊本就不寬的草地，又被切出一長溜，鋪上水泥格子磚，方便汽車跨停——當然，也是要收費的。再后來，干脆不鋪格子磚了，頭戴大蓋帽的門衛，指揮汽車直接開上草地，剎車，付錢。 十多年來，小區的公共面積就這樣持續地縮減。這縮減換來的錢，卻不知道去了何方。大蓋帽門衛的眼神，越來越專一：指地方停車、抄錄車牌、收錢、怒喝：“停下來停下來！儂還沒付停車費！”從這吆喝聲里，你能清楚地聽出這樣的意思：只有能提成的錢，才積極收，只有能賺錢的事，才積極做。 從這個小區，正可以看出城市生活的一個大問題，那就是，城市生活的經濟的部分，和其他非經濟的部分，該有怎樣的比例才合適？城市的土地，是否僅僅只是一種資本，賣得越貴越好？城市的空間，是否都可以拿出去賣錢？如果不是，那不能或不應該賣錢的部分，應該是哪些？它們和那賣錢的部分，比例又該如何？再說得寬一點，城市居民“上班”之外的生活內容，是否主要就是“消費”？那些不能歸入“消費”的部分，又該如何展開？當規劃城市的時候，如何滿足居民的非經濟要求？現代都市的真正的優越性，究竟在哪兒？無數在城市長大的人，舍不得離開，無數鄉村的年輕人，要搬進都市：這究竟是為了什么？除了讓人有較多的機會去賺錢和升官——在今天，升官的很大一部分好處，也還是賺錢罷，城市還向人提供了什么？還應該向人提供什么？英國作家薩克雷有一部小說，書名譯作《名利場》（VanityFair），我們的城市，難道就只是一處“名利場”么？ 一座并非名利場的城市，該是怎樣的呢？還是先說我住的小區。 一座適合人居的住宅小區，應該是空氣清新、噪聲遠隔，有一種安閑清靜的氣息的；應該有寬敞的空地，孩子們在其中自在地玩耍，而父母不會驚恐地大叫：“當心車子！”也該有寬敞的步道，大家愜意地散步，遇見相熟的鄰居，就從容停步攀談，不會被身后的汽車喇叭聲嚇得跳起來；低層的門窗外，無需安裝粗笨的防盜欄；高層的窗子里，不會彈出煙灰；站在陽臺上，應該是滿目翠綠，金秋十月，四近一片桂花香；鄰人們之間，多有善意，流浪的貓狗，放心地臥在路中央，睡眼迷蒙……這樣的“應該”，還可以列出許多，其中每一項，都體現人的權利和義務。 因此，被毀壞的綠地應該恢復：“賺錢”不能成為小區生活的第一內容，“收費”更不能成為小區管理的第一指標。公共設施應該擴展：圖書室、健身器、垃圾分類箱……公共生活更應該發展：居民大會、集體投票、櫥窗公示、意見征詢……只有當這些都不再是徒具形式的時候，只有當房子最小、最乏權財的居民，也確信他的意見能被大家聽到、認真對待的時候，小區里才會有普遍的信任和善意，大家也才會真正將這里看成自己的家。 小區并不只是小區，它門外就是大馬路，小區里面的幾乎每一樣現象，都通向整個城市的狀況。有時候，你可能不得不退回來：外面灰沙太大，還是先把小區掃干凈吧！但你其實很清楚，小區里的臟亂差，大半都來自大馬路。因此，事情從身邊做起，眼睛卻要看到遠處，當在住宅小區里反抗地產商第一信條的時候，最后的目標，是清楚地指向整個城市，指向那信條的各種擴大版，是要打破它們對城市規劃和市民生活的強橫的支配。痛心于家門口草地的殘破，憤怒于南京路上某家書店的被逼關門，一看見鄰家老太打掃樓梯，就趕緊提著水桶出門相助，在街頭目睹有人仗勢欺人，就毫不猶豫地出言批評——當這種種感受匯成一路、互相激發的時候，當這融會和激發令無數市民拍案而起、赤誠相對的時候，這城市的“Better”——借用世博會的英文主題詞——也就不遠了。 Guinness(網友)：“資本剝奪了什么？” “一座適合人居的住宅小區，應該是空氣清新、噪聲遠隔，有一種安閑清凈的氣息的；應該有寬敞的空地，孩子們在其中自在地玩耍……”，這大概是大多數人對理想住宅的想像。在城市里，這種想像是否可能？以上海為例，比如碧云國際社區，算得上是比較接近這種想像的——然而，也是房價最貴的小區之一。很殘酷，理想是用金錢鋪墊的。房地產商拿錢買了地，在有限的土地上樓造得越多越能賺錢，這是資本的邏輯。按照這個邏輯，如果你想要更寬敞的空地，想要更多的綠化，那么請支付更高的價錢。于是，我們看到的情形往往是：有錢人推窗聞到桂花香，他們的小孩在私家花園里奔跑玩耍；而窮一點的人推窗看到的是前面樓房里的住戶家里的電視，或住在高架邊忍受噪音和尾氣；當然還有更窮的人，可能連窗都推不開。 當然你可以說地少人多是中國的國情，不可能每個人都享受清新的空氣和寬闊的綠地。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如何來進行分配呢？按經濟學家的邏輯，最有效的辦法，價高者得，這樣還能避免腐敗。可是，這些年來，我們已經聽膩了這一套，資本的邏輯果真應該橫行無阻嗎？春運期間的火車票歷來是稀缺資源，難道真可以用價高者得來解決嗎？那些在外辛辛苦苦勞作一年的人，期盼著過年與久別的家人一聚，你能用更高的票價將他們拒絕嗎？無論貴賤，回家是他們的權利。同樣，作為城市的居民，作為上海這座國際化大都市的居民，我們是不是有理由認為：無論貴賤，擁有一片綠地是我們的權利？對于一座城市該有多少綠地、該如何來分配這些綠地，是房地產商更有權利來決定，還是這座城市里的每一位居民？ 在上海，雖然我們也看到一座座面目可憎的高樓拔地而起，破壞了街區原本的風格，看到路越修越寬人行道卻越來越窄，看到大學一個個被遷到郊區，但畢竟我們還有延中綠地、徐家匯公園和一個個或新或舊的街心花園。在二三線城市，資本更是以一種令人不忍卒睹的方式改變著城市的面貌。我出生在長江邊的一座以輕紡工業為支柱的小城市，曾經也是道路干凈、花園燦爛、小巷蜿蜒，上世紀90年代開始逐漸衰敗。進入新世紀后，隨著房地產行業的興起，整個城市面目全非。從我家到江邊，大約步行十多分鐘的距離，以前天氣好的時候，我能在陽臺上看到江面；如今我家樓前一片平房已經全部拆掉，被一座座前胸貼著后背的高樓替代。從前我生活過的極具生活氣息和地方特色的一條馬路，被浙江房地產商全部買下，變成你在任何一座城市都能見到的那種索然無味的商業街。那些小巷子、街心花園，再也沒有了。資本不僅剝奪了我們的權利，也剝奪了我們的記憶。如今再回家，我甚至很難說這還是一座城市，除了房子，所剩無幾。 我們幾乎可以說，一座城市是否適合居住，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資本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制約。
生活必須加速度嗎？
閔冬潮：“‘快城’與‘慢城’” 2008年上海雙年展的主題是“快城、快客”，與《慢速生活》書中的“慢城”形成鮮明對比。 先看什么是“快城”？在有關雙年展的報道中，對“快城”做了如下說明：“快城”是上海這座城市特有的驚奇與魔力。如果說，“快城”是上海現代化的發動機，那么，“快客”就是上海現代化的動力源。所以當代藝術將提供一種記錄、一種觀照和一種反思。盡管策展人看到了在與城市化相應的經濟轉型、社會轉型和文化轉型的宏大背景下，城市急速膨脹，人口快捷流動等問題，想以人為對象和主題，來思考城市是否能讓生活更美好，城市如何讓生活更美好的問題。然而，在把“快城”、“快客”定位為“發動機”和“動力源”的思路下，這種展覽提供給大家的可能更多的是一種城市發展的過去與現在的“記錄”，缺乏的是一種對“快”的反思。 什么是慢城？簡單說來，慢城運動（Cittaslow）是繼多年前在意大利發起的慢食（Slowfood）運動后發展起來的。慢城對美好城市的理想是：“完美的理性城市以這樣的方式設計，使效率、寧靜、秩序以及它的居民的幸福最大化，而犯罪、混亂、罪惡、骯臟、疾病等等最小化”（引自《慢速生活》）。 然而，慢城或慢速生活當然不是說“任何事情都要慢，越慢越好”；也不是說，全世界的城市都適合建成“慢城”。“慢城”對我們的啟發主要在重新思考城市發展的速度問題，快與慢的關系問題，并且看到時間與社會的關系，看到時間中的人。 我們已經看到，在當代文化中，存在著快慢時間之間的不一致，而在單純追求效率、速度的現代社會中，是以快時間吃掉慢時間為代價的。例如，社會的邊緣群體，如外來農民工、低收入群體、失業的、婦女、兒童和老年人等，雖然他們構成了人口的重要部分，但他們經常被排除在“快時間”之外，因為他們大多不是“快城”中的“快客”，可能因此被“快城”所忽略，導致了在速度上的不平等，由此變成社會的不平等。而“快城”中的“快客”也因為長期生活在高速與高壓之中，最后也會成為“快時間”的犧牲品。因此，如果我們對“快城”不進行深入地反思，我們可能會離美好城市、美好生活漸行漸遠。 正如快與慢不是絕對的，“慢速”與“速度”也是多種多樣的。因此，在設計城市發展時必須為“美好生活”建造必要的空間環境和網絡，考慮到“慢速”與“速度”的多樣性，發揮地方的“個性”和人們的“創造性”。例如，我們既要建造更高效的公共交通設施為去機場節省時間，也要為騎自行車的人留出必要的非機動車輛的道路；政府既要為“高端人才”的引進加快速度，也要大幅度降低“外來媳婦”這類邊緣群體在上海落戶的年限。 邊走路邊想事情，腳步就會不自覺地放慢。有意識地放慢速度，為“快城”這個“發動機”擦擦泥、上上油，才能使城市與生活bet鄄ter。“磨刀不誤砍柴工”、“慢工出細活”就是這個道理。 宣曉鳳：“在效率的擠壓下” 初來上海，我就十分不習慣這里沒有午休時間的作息制度（不過現在已經基本適應），其實這只是問題的表面現象，這種作息制度背后實際上代表著一種更加現代化的生活方式。在上海，人們好像無形之中就被卷入了一個高速運轉的機器當中，不容你個人停下來歇息一會兒，每份工作都有嚴格的時間限制，你就好像這個機器上的一個零件，嚴格的制度不允許你拖拖拉拉影響整個機器的正常運行。于是，人們都拼命地和時間賽跑，沒有時間去休閑和娛樂，更加沒有時間去和朋友聯絡感情，這些對于他們來說好像是生活中的奢侈品。 確實，對于上海的金領階層，奢侈可能不是香奈兒高級時裝、蘭蔻化妝品或者是寶馬汽車，反而是一種和諧的人際關系和一種休閑自得的生活狀態。所以，目前各一線大城市里出現了父母代為子女相親的現象。在上海的人民公園里，我特地仔細地看了看那些懸掛在大樹上的征婚牌子，其實那些征婚人士（我主要關注的是女士）的自我條件都比較優越，一般不是公司的高管就是留洋歸國的博士，年齡大概在30歲左右，更加讓我吃驚的是，她們對于男方的要求，除了年齡的限制比較明確以外，其余都比較模糊，也就是說這些“剩女”更多關注的是情感的價值。物質的優越并不能實現女性對于幸福的定義，連戀愛的時間都被剝奪了，于是只能去參加各種相親會，然后找個差不多的人就閃婚了，大量的工作不允許他們過多地關注個人的情感生活，這樣的結果最終是帶來城市的高離婚率。 這樣的城市生活怎能不令大家警醒和反思呢？目前在歐洲的發達國家中，像倫敦等這樣的國際大都市都在倡導慢節奏的生活方式，人之所以工作是為了改善人類的生存現狀，當人成為工作的機器時，這難道不是本末倒置嗎？追求效率沒有什么可非議，但是假如為了效率而失去人類享受生活的樂趣，無疑更是買櫝還珠。
城市越大越好嗎？
green（網友）：“城市太大，我們太邊緣” 這個城市負載著那么多人，有外地的，有本地的。我們每天帶著夢想與忍耐，或者是麻木與漠然，擠著公交地鐵，為生存而奔波于城市的各個角落。也許，我們也可以花費幾分鐘的時間，坐下來，靜靜思考一下，我們與這座城市的關系。 上海太大，而我們又太邊緣。我們并非有中心－邊緣之類的等差心理，而是一些切實的問題困擾著我們的日常生活。住在外環以外的我們，但凡出門去看一個住在城里的朋友，往返就得三四個小時。我的先生如果期待每天都可以回家看自己的兒子和老婆，就必須得付出每天往返五個小時的代價。距離往往暗示了你與這座城市的親密程度。有朋友在聊天時，不經意的就流露出了這種遠近親疏的區分：“今天上午我們上海這邊下雨了，你們那邊下了嗎？” 我們的確可以享受到相對完備的城市設施和教育醫療。但是我們大約會在“好醫院”的大廳排上兩三個小時的隊，等候的往往是醫生為時大約五分鐘的不耐煩的解答。 所以，我有時納悶的是，我們在城市中的生活能不能與家鄉親戚朋友的生活做比較？我們因為各種原因，通過努力或機緣輾轉來到這個大都市，我們所希望的生活狀況是什么樣子的？我們的理想與現實還有多少距離？是什么造成了這種距離？“美好”的城市生活是咫尺可及的存在，還是海市蜃樓的影像？這是一個城市的問題，還是中國式發展的結果？
“上海”在哪里？
冷空氣（網友）：“君住長江頭，我住長江尾” 某年，我在上海的居民區里度過第一個暑假。小區門口不起眼處放著一個小紙箱，上面寫著：安徽災區捐款。突然想到這是汛期，本省某地又遭水災了。若在家，每天傍晚都盯著電視上的汛情通報，屏幕上閃著警報的江河的地形圖讓人心揪得緊緊的：城陵磯水位、鄱陽湖水位、洞庭湖水位……雖然家處丘陵地區不會被淹，也不一定只是為了關心時事，心憂天下，對于生在這個流域中的人，長江實在是我們心之所向。這幾乎是自然形成的結果，地理由水文描畫。山上的水流往何處，山就屬何處管轄，人們沿河流而居，道路順河流而行，城鎮在河流匯合處發育。即使再小的河，人們都知道，最終是匯入長江的。人的腳步也是順著河流的，沿著河埂上小學，到河口匯合處上中學，再順著大河而行，才能吃到長江里的銀魚。到了上海，竟然會忘了汛期這回事，晚上會看著ChannleYoung消磨時光。 長江到了末端，已經不是組織這里人生活的關鍵。黃浦江組織起這座城市的生活，就像長江在重慶、武漢和九江這些城市的作用。一個蕪湖人和一個九江人碰到一起會有親切感，因為他們有對長江的認同，他們腦中的地理感覺首先是長江連結成的。長江對于上海與其說是河流不如說是土地，更何況長江三角洲也已經由地理概念變為經濟概念。我問過一個上海人，他說自己的地理感覺毋寧說是由海岸線構成的，自小知道自北向南四大名衛：天津衛、威海衛、金山衛、鎮海衛。至于與內陸的聯系，因為家旁邊是運河，所以更多的來自運河，而不是長江。 很早以前，民心沒有這么分裂，也沒有這么多意氣，全國人民都認“上海廠”。1983年的紀錄片《話說長江》第24回《黃浦江畔》敘述的關鍵詞是傳統、革命和工業。“不夜城”是工廠的機器日夜運轉，工人連夜加班的“不夜城”，片尾是“萬噸海輪下海”，豪情萬丈。在上世紀80年代，這凝結著幾乎全中國人民奔向大海和未來的豪情。 這些年，“上海廠”已經不是上海的標志，制造業漸漸轉入內地。上海越來越以金融、商業和各種新興產業為標志。在這樣的上海很容易忘記自己與內地的聯系。就像大多數上海人日常不知道長江口的泥沙是一個巨大的難題一樣，每天在開燈的時候也不容易想到三峽，開煤氣的時候想不到來自西部，只知道是從電力公司和煤氣公司買來的。除了黃浦江和東海沖淡了長江，還有些什么因素讓我們感受到“君住長江頭，我住長江尾”？
城市是“我們”的嗎？
資深青年（網友）：“所謂排外” 上海人的排外聞名遐邇。不過排外并非上海人的專利。幾乎在每一個經濟發展相對比較好的地方，在每一個人口遷入區——比如上海之于非上海的其他地方，長三角相對于非長三角，江南相對于江北，沿海相對于內地——我們都不難發現，當地居民中存在對非當地居民的排斥。也許深圳是一個例外，因為它本身是個移民城市，本地居民所占的比例非常低（沒有做過實際的調查，感覺中是這樣）。于是就有一種有趣的現象，一個對排外不滿的人，換個地方，他自己可能也排外。比如，我是學習工作生活在上海的外地人，當上海人在自己面前表現出某種上海人的優越感的時候，我很不以為然。記得我畢業后租住的第一處房子是在一個工人新村。那棟樓住的都是上海人，而且大部分是整天在樓下小路上擺張桌子不是撲克就是麻將的一族，似乎都不用上班，他們靠什么為生，我始終沒有搞明白。我由朋友帶著第一次去看那個房子的時候，他們驚嘆地說，“啊？他一個人要租那么大的房子？”其實，那不過是三十多個平米的一套一室半的純毛胚房。后來在那里住下來，進出總免不了要繞過他們的牌桌，于是經常享受他們的注目禮，以一種成分復雜的眼神，尤其是他們知道我的工作之后。有一次，經過這樣的牌桌時，聽到他們說：我們讀書讀不過外地人……外地人多少苦呀……所以讀得出……是的呀，我兒子就是不肯讀書……。雖然說真話大概會挨批，我還是得說句真話：我對那樣的調調當時和現在都實在不以為然，在條件稍稍許可以后，就搬離了那個地方，因為住在他們中間，我覺得不舒服。 回到老家（長三角地區經濟發展得比較好的城市之一），要感慨的已經不是物是人非，而是物非人非。現狀不斷刷新和吞噬你曾經的記憶，似乎要把你折磨到失憶才罷休。不僅很多熟悉的街道房子店鋪在千城一面的城市改造中不復存在，原本獨具特色的飲食也隨著大量外來人口的輸入而變得東西南北中混搭，方言讓位給海內海外通吃的普通話和英語。我不止一次地感到沮喪，因為曾經讓人覺得熟悉和親切的地方，那些讓人身心妥帖、讓人由衷地覺得他屬于這個城市的環境和氛圍的東西正在淡去。我知道讓我沮喪的根本原因并非那些越來越多的外來人士，但他們幾乎是我所能指得出來、并且能聽得到我的不滿的唯一對象。我看不慣某些上海人的作派，可當我回到自己家鄉，我的心態又和他們有什么不同呢？ 既是被排斥分子也是某種意義上的排外分子，這讓我反過來思考所謂地域意識，所謂排外。說到底，排外不過是源于自戀，是得不到滿足的歸屬感或占有欲的另一種實現形式罷了。至少這樣的解釋對我適用。如果城市的發展有更人性的方式，而不是不由分說地把我的歸屬感剝奪殆盡，我怎么會心虛到要去遷怒于所謂外來人士；如果某些地域和城市的發展不是建立在對廣大的其他地域（包括其他城市和更廣大的農村）的某種剝奪和壓制的基礎上，而是有更公平的方式，使每個人能發自內心地為自己的家鄉而驕傲，又怎么會有那么多的人非要搶著做那被排斥的外來人士？如果無論城市或鄉村，都能給它的居民（無論是土著還是外來人士）提供足夠的資源（物質的和文化的），使得一種有尊嚴的生活對每個人來說成為可能，在這里或那里，在家鄉或異鄉，又怎么會成為一個問題。中國規劃網上海8月6日電 (責任編輯：白雪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