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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個生活在城市中的人都在探究一種未來有可能的生活方式。同時，對于城市發展呈現出來的種種問題，也正在不斷質疑和討論。比如我們的經濟是發展得太快了還是太慢了？我們應該建立巨大的、集中的能源開發體系還是所謂的“環境友好型”社區經濟？我們應該支持農村和郊區的自主發展還是讓它們快點合并到城市中來？ 《幸福經濟》和《城市的勝利》這兩本書用經濟學的理論構建出兩種截然相反的“幸福生活”模型，兩種觀點彼此之間尖銳碰撞，但都擁有自己的邏輯和翔實的論據。 【更本地化的生活方式會增加個人的幸福感，而減緩經濟增長速度則會為社會帶來痛苦，看似“無痛”地增長，會不會只是延長了痛苦？】 正如比爾·麥吉本在《幸福經濟》中闡述的那樣，經濟的迅速發展帶來環境資源的枯竭，我們相比以前擁有了更多的東西，但“更多”是不是就意味著“更好”呢？麥吉本認為，應當放緩經濟的增速，轉而尋求一種更加本地化的生活方式。例如“社區支持農業”，讓消費者支付較高的價格來購買本地生產的農產品，而不是大食品公司生產線上規模化的廉價食品。這一切都指向對“大”和“集約化”的反對，也意味著對于經濟增長速度的無所謂。 關于減緩經濟發展速度來保護環境的提法并不令太多人信服，此前《科學美國人》曾就此采訪麥吉本，針對他的觀點提出“零增長真的有必要嗎？”的疑問，因為對于任何一個國家，停止財富的增長都會帶來社會的動蕩。而麥吉本則回答，所謂“無痛”只是延長了痛苦。 【對中國而言，也許飯碗比環境更重要，盡管中產階級們秉承著相反的觀念，但是或許我們有著這樣誤區：經濟增長和環境真的是對立的嗎？】 將這個觀點投射到中國，其實和麥吉本抱有同樣想法的人并不是少數。正在崛起的中產階級尤其開始關心城市發展帶來的環境問題。此前馬云曾在2013年深圳IT領袖峰會演講時表示，中國已不需要有更高的GDP需求，而是需要有綠色需求，人們應更關注周圍的空氣、水和食品安全。 也許麥吉本期望用“陣痛”的方式來暫緩經濟增長，僅僅是因為他以美國作為研究對象。要知道，在發達國家，由于本來就已經接近充分就業，每年新增的就業人口也很有限，所以只需要維持2%左右的經濟增長速度就可以解決就業問題。但是在中國，即使GDP保持在8%左右的增速，每年提供的新增就業崗位也就是900萬左右，而我國每年新增就業人口則是2400萬。“零增長”意味著整個社會都無法承受的失業人口。 從中國的現實來看，把經濟增長和環境對立起來，似乎并不是比較明智的看法，中國的能源強度 （單位GDP能耗）比日本高8倍，即使努力節能減排，我們仍然是高耗能經濟。也許要改變的，是增長的方式，而不是切斷增長本身。 【烏托邦式的環保符合經濟規律嗎？是不是人們必須住到綠蔭環繞的郊區才能符合環保的夢想？或許，格萊澤有著相反的觀念。】 最和《幸福經濟》針鋒相對的則是愛德華·格萊澤所寫的 《城市的勝利》，這本書在開頭就對那種烏托邦式的環境主義報以無情的嘲笑。在此之前，身為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的他曾在《波士頓環球報》上撰文稱“如果你熱愛自然，就搬到城里來”。他毫不客氣地把《瓦爾登湖》的作者梭羅稱之為環境破壞者，并打趣他第一次野炊時就燒毀了300英畝森林。 在《城市的勝利》中，格萊澤的觀點非常銳利，他認為環保主義者如果真的為環境著想，那就應當進入人口密集的城市生活。因為環境最大的克星正是人類本身，所以“遠離瓦爾登湖，到波士頓中心來住吧！”事實上，瓦爾登湖也確實正在因為梭羅的崇拜者們聚集而出現嚴重的生態問題。 格萊澤認為，城市意味著一種更富足、智慧、綠色、健康和幸福的生活，并對那種田園牧歌式的生活表示不屑。“還有什么比柏油馬路更環保？”他發出這樣的詰問。這恐怕要被那些生活在北京這樣的霧霾都市中的中產階級大罵胡說了，但別急，格萊澤有著自己的解釋。 種種跡象表明，人們搬到郊區后除了傷害環境外一無所獲，生活在城市中的人對能源的使用更節儉。例如在城里面積不大的房子中可以很容易地取暖，用電量也較少。更重要的是，集中居住在高樓，并步行上班的方式，可以對環境的損害最小，高密度居住意味著更少的駕車出行，而低密度居住意味著更多的遷徙。郊區駕車者的人均碳排放量遠大于城市公共交通使用者。所以真正的環保主義者應當進入城市，和混凝土居住在一起。 【我們要以最小的代價來實現發展，但是最小的代價是什么？有多小？也許各種經濟學的觀點解讀都是不同的。】 格萊澤對于中國的城市化發展不吝贊美之辭，他認為美國對于城市平面擴展進行的補貼所導致的成本之一就是造成了美國的碳排放超標。而中國這種提高人口密度的城市化生存方式可以加速財富的聚集，即“高樓大廈提高生產效率”。如果中國采取向高空而非平面的發展方式，地球都會因為減少碳排放而感謝中國。 另外，“城市促進社會階層流動”也是格萊澤的重要觀點，關于“城市貧民窟的好處”，也許對國內的讀者來說還比較新鮮，但是在美國，類似的觀點已經有不少經濟學家論證過。還有城市發展中展現出來的眾多問題在這本書中也做了詳盡討論，譬如解決交通擁堵的方式就是高昂的收費，而不是政府出面把道路拓寬，這在倫敦和新加坡都取得了成功，因為抱怨擁堵的人正在制造擁堵，對這些人收取擁堵費實在很正當。這些猛然聽上去似乎有些“大逆不道”的觀點，都被格萊澤用嚴密的邏輯和數據論證出來，相信會改變不少人對于城市的偏見。 盡管《城市的勝利》中的不少觀點都讓人從情感上頗難接受，但作者也用長達一百多頁的文獻參考讓每句話都值得推敲，表明這本書不是隨便寫寫嘩眾取寵的，而是嚴肅認真的經濟現象研究。事實上，這本書也獲得了2011年《經濟學人》非虛構類最佳圖書和2011年《金融時報》最佳商業圖書提名。 這本書的影響力和作者名氣遠超《幸福經濟》，但我認為仍然可以將二者進行比較，因為這幾乎代表了學界在城市發展中的兩種最典型的觀點。也許經濟學的觀點沒有對錯，只有不同，是不是遵循一種規律就要極度反對另一種？這似乎也不明智。正如著名經濟學家成思危所說：“我們要以最小的代價來實現發展，這也是發展綠色經濟的精髓所在。”“代價”究竟是什么？如何來量化？每一種經濟學家的解釋都不同。 我們的城市應當向何處去，這兩本書給出不同的答案。閱讀這兩本書會發現有趣的現象，作者最核心的觀念都是要達成“人的幸福”，而達成幸福的路徑卻大相徑庭。 (責任編輯：白雪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