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者小傳

　　周武1989年畢業于華東師范大學，曾任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哈佛燕京學社訪問學者，現為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上海社會科學院和華東師范大學雙聘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創新學科“近代上海史”首席專家、上海市民俗文化學會副會長等職。主要從事中國近代社會變遷、上海城市史研究，兼及中國學。已出版《中國遺書精選》、《上海通史·晚清社會》、《張元濟：書卷人生》、《全景中國·上�！返戎�作，另有《從江南的上海到上海的江南》、《革命文化的興起與都市文化的衍變》等論文數10篇。

　　觀察上�？梢杂胁煌�的視角，如本土視角、區域視角、國家視角、全球視角，等等。不同的視角各有自己的視域。如果把上海城市的發展放到歷史視域中動態地加以考察，不難發現上海城市的歷史，其實就是一部轉型的歷史。轉型，是理解上海城市變遷的關鍵所在。

　　縱觀開埠以來170多年的歷史，上海大致經歷了三次重大轉型：第一次以1843年開埠為標志，上海從埠際貿易為主的區域性港市轉型為外貿主導的國際性“互市巨埠”；第二次以甲午戰爭為起點，上海從比較純粹的商業都市轉型為商業與制造業并重的“工商都市”，1949年以后更進一步轉型為共和國的工業基地；第三次以1978年改革開放為肇端，上海從功能單一的生產型城市向優先發展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的國際大都市艱難轉型，這次轉型目前還在繼續。上述三次城市轉型前后相繼，每一次都從根本上重塑了上海，再造了上海。

　　從區域性港市到“大上海”

　　租界優勢地位的確立改變了上海城市歷史發展的內在進程，上海的社會經濟環境、生態環境和人文環境因之發生了不同以往的變化

　　開埠前的上海，是江南地區一個以國內埠際貿易為主的區域性港市。它主要向北方輸出棉布和棉花，從北方輸入大豆、豆餅和豆油，貨值總計在4840萬兩左右。不過，那時上海同長江航道及大運河航道的物流聯系，幾乎都是通過蘇州完成。上海只是作為蘇州的轉運港而存在，并非這些貨物的終點站。所以，那時上海有“小蘇州”之稱。這個稱呼恰如其分地反映了上海在江南地區的位置。

　　上海開埠以后，隨著對外貿易的迅猛發展，這種格局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從1850年代開始，上海取代廣州，一躍而為全國最大和最重要的對外貿易中心。1860年至1900年，上海進出口總值平均占到全國一半以上，1864年占57%，1900年占55%。其中，進口通常占6成以上。

　　以出口貿易為例。整個19世紀，茶葉和蠶絲是中國出口最大宗的兩種商品。1867年這兩項占出口總值的90%，1894年仍占50%以上。由于茶葉產區分散，上海并不能獨占出口之利，僅浙、皖茶由上海出口。而與茶葉不同，蠶絲的出口幾乎都集中在上海。不用說湖州、南潯以及江浙兩省邊界等地的蠶絲，甚至連四川和山東兩省的蠶絲也都運到上海出口。由于緊鄰江浙皖絲茶產地，交通也遠比寧波、福州等其他口岸更便捷，上海遂成為中國絲茶出口大港，在中國近代的對外貿易中始終雄踞首位。

　　由于中國出口以絲茶為大宗，開埠之初設于上海外灘一帶的怡和、和記、仁記、義記、森和、裕記、李百里、寶順等洋行，也大都以絲茶貿易為主業，用洋貨（如鴉片和洋布）換取中國的土貨（主要是茶葉和蠶絲）。當年稍具規模的洋行一般都設有茶葉部和蠶絲部，可見絲茶在早期中外貿易中的重要性。

　　外貿帶來的變化肇端于租界，而后逐漸推而及于整個華界社區。作為一個特殊區域，租界從一開始就以條約制度的方式規定了它在上海城市總體格局中的優勢地位。這種優勢地位的確立改變了上海城市歷史發展的內在進程，上海的社會經濟環境、生態環境和人文環境因之發生了不同以往的變化——

　　首先是商業貿易逐步從以埠際內貿為主，轉變為開放型的外貿市場，進出口貿易的總量和總值與年俱增。受其影響，機紗取代搖紗，洋布打敗土布，輪船戰勝沙船，至同光年間就已成為定局。

　　其次，租界迅速取代老城廂，成為上海城市的中心。到19世紀后期，上海已發展為亞洲最繁華的通商巨埠�！渡陥蟆�1881年12月10日刊登的一篇文章寫道：“以今日之上海，較諸昔日之上海，瘠地變為沃土，小邑變為通都，可謂善變矣。然何以不聞他處之亦有所變也，人之稱譽上海者，以為海外各地惟數法國巴黎斯為第一，今上海之地不啻海外之巴黎斯。”這大概是上海被譽為“東方巴黎”的最早記錄。當然，這也是租界屈辱史留下的另一種印跡。

　　由于租界位于縣城以北，上海城市中心北移。伴隨著這一變化，上海與太湖流域聯系的內河航路亦發生了相應的變化：開埠前，上海的商業活動主要聚集于縣城，來自蘇杭等地的內河船只多走南線航路，經松江府城、七寶或閔行等抵滬；開埠后，蘇州河逐漸取代南線航路，成為連接上海與江浙絲茶產地的內河干道。這是開埠以后上海城市轉型過程中極其重要的變遷。而后，才有蘇州河北岸由東向西快速的都市化。由此，“大上海”初現雛形。

　　從工商上海到工業上海

　　當1949年后，黨中央欲意使中國穩步地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時，上海被定位為“生產型城市”，工業成為這個城市的重心所在

　　中外貿易推進的一個直接結果，就是在流通領域內出現了一大批專營進出口貿易的新式商業，以及報關、攬載、出入口貨行、保險等與對外貿易相關的行業，并帶動航運、金融、工商業、信息乃至文化產業等行業的發展。受貿易推動，19世紀中后期，上海已成為中國的航運中心、外貿中心、金融重鎮和西學傳播中心。

　　但是，如果上海僅僅因為在中國進出口貿易中扮演關鍵角色，其地位斷不至于變得如此舉足輕重！對上海來說，對外貿易的延伸，也許比對外貿易本身更為重要。所謂“延伸”，即由商業向工業，由消費領域向生產領域延伸。

　　早在甲午戰爭之前，就已有一些殷實紳商逐漸把目光轉移到生產領域，并開始附股于外資企業和洋務企業，只不過囿于朝廷禁令才裹足不前。甲午戰爭后，《馬關條約》簽訂，外國列強攫取了在中國“投資設廠”的權利。在這種背景下，清政府被迫開始調整經濟政策，由禁止、限制轉向逐步開放和獎勵民間私人資本創辦實業。于是，外國資本和民間私人資本開始步入“投資興業的時代”。

　　這是一個漸推漸廣的過程。這個過程使上海在成為對外貿易中心之后，又發展為“主要的世界都市工業中心之一”，并逐漸形成了滬東（楊樹浦）、滬北（閘北）、滬南和滬西四大都市工業區。上海由此從一個純粹的貿易口岸，轉變成一個制造業與商貿業齊頭并進的“工商都市”。在上海城市的編年史上，這是繼開埠之后最具深遠意義的變遷。其意義不僅體現在城市經濟的發展上，更體現在城市空間的大幅拓展和城市形態的變遷上。

　　在制造業興起之前，上述四大都市工業區所在區域基本上都是荒煙蔓草之區。19世紀中葉以前，楊樹浦人口最集中的引翔港鎮，亦不過二三百戶人家。新閘以北的華界地區更是一片僻靜鄉野，遍布農田、濕地、蘆葦、溝汊。即使到了1903年閘北自辟“通商場”的時候，依舊是滿目荒涼之區。制造業興起之后，這些區域以各自獨特的區位優勢成為工業投資的首選之地。

　　作為全國最大的工商都市和“主要的世界都市工業中心之一”，上海是近代中國工業和資本最為集中的地方，1933年民族工業資本占全國的40%，1948年工廠數、工人數均占全國50%以上。另據當時的國民政府實業部商標局于1934年底開展的統計：全國有注冊商標9224件，而僅上海一地就有7932件，占86%。1949年初，全國有5萬多件產品商標，其中上海有4萬多件，占80%。這些數據反映了一個事實，即上海的工業化雖歷經艱難，中間還橫遭“一·二八事變”和“八·一三事變”侵華日軍暴行的重創，但它在全國工業格局中首屈一指的地位并未動搖。

　　正因為上海工業在全國工業格局中的這種地位，當1949年后，黨中央欲意使中國穩步地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時，上海被定位為“生產型城市”，工業成為這個城市的重心所在。對上海而言，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巨變。

　　解放后，中央政府對全國的經濟發展進行了整體布局。一方面注重各區域平衡，另一方面優先發展重工業，而這兩方面都對上海造成了重大影響。就前一方面而言，國家在實行第一個發展國民經濟的五年計劃時，一個國家重點項目都沒有給上海安排，而是讓上海更多承擔支援內地省市工業建設的重任。據統計，1949至1979年的30年間，上海遷往內地工廠300多家，輸送技術人員、技術工人超過100萬人。就后一方面而言，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上海全市工業投資27.03億元，重工業占86.7%。到1962年，上海全市重工業產值達到60.77億元，在全市工業總產值中的比重上升到40.4%。重工業主導的工業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結構中逐漸占據絕對支配的地位。即使進入1980年代后，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提出，消費經濟逐漸得到正名，工業經濟在上海經濟中仍居主導地位。到1995年，上海工業增加值為1298.97億元，占全市國內生產總值的52.7%。

　　經此一番改造，上海已變成名副其實的生產型城市和共和國的工業基地。工業成為上海一切工作的中心，“發展工業就是發展經濟”成了全社會的共識。與此相對應，工業部門在各級政府架構中被置于越來越突出的位置。1949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剛成立的時候，下設23個工作部門，工業的主管部門僅有工商局；到1980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共有76個工作部門，其中直接主管工業的局委辦達11個之多，其他主管經濟的部門也多與工業相關。

　　城市的重新定位，給上海帶來的變化是巨大的。其中最值得重視的，莫過于轄區的擴大。1958年，為了配合上海城市功能轉變，以及隨這種轉變而來的大規模工業建設，解決工業職能擴大與地域限制之間的矛盾，中央決定將原屬江蘇省管轄的上海、嘉定、寶山、川沙、南匯、奉賢、松江、青浦、金山、崇明等10個縣劃歸上海市。上海轄區面積一下子擴大了9倍，總面積近6000平方公里。

　　轄區的擴大，為上海工業發展與產業布局提供了新的空間。就在這一年，上海衛星城建設正式啟動。第一批衛星城包括閔行、吳涇、安亭、嘉定、松江。在這五個衛星城中，除嘉定外，其余全部是工業區，只是在產業布局上各有側重而已。1970年代以后，上海又新建兩個衛星城：一個是以上海石油化工總廠為依托的金山衛星城；另一個是以蘊藻浜工業區和寶山鋼鐵總廠為依托的吳淞衛星城。這些衛星城如今都已成為城區的一部分。

　　工業給上海帶來的變化當然遠不止轄區的擴大。當多功能的“工商上海”變成單功能的“工業上海”的時候，這種變化是全方位的。從社會結構到意識形態，從生產組織到生活方式，從權力結構到社會心理，莫不隨之而變。

　　隨著工業在經濟架構中迅速取得壓倒性優勢，工人人數迅猛增長。據統計，1949年上海市區職工人數為93.7萬人，1958年底職工人數達203萬人，比1949年增加1倍以上。到1960年，職工人數更達285.95萬人，占全市總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隨著主人翁意識顯著增強，工人文化應運而生。這種認同、意識和文化為“工業上海”提供了強有力的內在支撐。

　　從生產型城市到服務型大都市

　　嚴峻現實催生的憂思和反思，終于匯成1980年代中期關于上海發展戰略的大討論，并最終促成上海的重新定位

　　如前所述，“工業上海”給城市發展帶來的變化是巨大的，但它的影響也是復雜的。1980年10月，《解放日報》頭版刊登了上海社會科學院部門經濟研究所沈峻坡的文章。文章中，沈先生用“十個全國第一”和“五個全國倒數第一”來概括當時上海取得的成就和出現的問題。這篇文章后來受到時任上海市市長朱?基的大加肯定。

　　其實，文中列數的當時上海經濟發展中出現的種種問題，其真正的病根在于計劃經濟體制。客觀地說，當時上海在工業上取得的驕人成就，除了因為上海本身擁有的工業基礎和技術傳統外，主要仍然還是在依靠國家全力保障上海的前提下實現的。但是，改革開放以后，隨著東南沿海地區經濟的快速崛起，這個前提就不復存在，上海在工業上的絕對優勢也就越來越難以為繼了。

　　原材料告急，就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據原上海社科院常務副院長姚錫棠先生回憶：“時任上海市市長汪道涵經常召集各部委開會，每次總會說到一個話題‘今年的原材料缺口怎么辦’，這是汪市長最頭疼的事。而每次會議結束后，市里也會派一批又一批同志到山西等其他省市，搞煤炭或其他原材料。”這個問題豈止困擾汪道涵市長，江澤民、朱?基擔任市長時，同樣頭疼不已。

　　改革開放初期，令市委、市政府頭疼的何止原材料缺口一項，而是成堆問題接踵而至。由于長期以來片面追求工業的發展，生產性投資與非生產性投資的比例嚴重失衡，再加上一味強調“先生產、后生活”，對市政設施建設的重要性缺乏足夠認識，致使上海的住宅建設、道路建設、水電煤等公用事業建設嚴重滯后，負債累累。這突出表現為城市面貌陳舊，住房高度緊張，市政設施嚴重老化，交通極度擁堵，環境污染持續惡化，而上海的人口卻在快速增長。1957年市區人口已達609.83萬，到1970年更突破1000萬，城市人與空間之間的矛盾越來越突出。到1979年底，市區人均居住面積僅4.3平方米（包括棚戶、簡房、閣樓在內）；4平方米以下的缺房戶91.8萬戶，占全市總戶數60%左右。缺房戶比重之大，為全國之最。

　　尤為嚴峻的，是環境的持續惡化，蘇州河污染即是一個顯例。歷史上的蘇州河曾經是一條清澈靈動、以盛產松江鱸魚著稱的河流。從上世紀初開始,伴隨著工業時代的到來，蘇州河日甚一日地被兩岸的社會經濟構造所籠罩，一點一點地失去了自然本色。茅盾在《子夜》的開篇寫道：“蘇州河的濁水幻成了金綠色，輕輕地，悄悄地，向西流去。”以“金綠色”描寫蘇州河水，足見那時蘇州河已被重度污染。到1980年代，這種狀況非但沒有得到有效治理，反而因多年來兩岸愈演愈烈的工業排污和居民生活排污而愈益惡化，終年黑臭不堪，魚蝦絕跡，變成了一條“黑如墨、臭如糞”，不再孕育任何生命的“死河”。這就是說，上海再也不能繼續沿著工業上海的老路走下去了。嚴峻現實催生的憂思和反思，終于匯成1980年代中期關于上海發展戰略的大討論，并最終促成上海的重新定位。

　　此后，調整產業結構，優先發展現代服務業，以創新驅動實現轉型發展，作為上海發展的大思路和大方向日見清晰，上海第三次城市轉型大幕由此開啟。而后有浦東新城的開發開放和世界城市史上規模少見的浦西舊城大改造，以及由此帶來的種種脫胎換骨的“歷史性變化”。而2013年9月29日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在浦東揭牌，不但賦予這種“歷史性變化”以更恢弘的立意、格局和氣象，也給上海以“先行先試”實現轉型發展帶來新的憧憬、新的想象和新的機遇。

　　由全力發展工業到優先發展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由以工業為主的單功能城市到綜合性多功能城市的轉型，這個過程尚未完成，但有中央賦予的“先行先試”的政策資源，有在改革開放實踐中累積形成的成功經驗和創新制度，以及歷史上曾經達到的高度和地位，上海正在而且必能在更高的起點、標準和層次上，續寫上海城市轉型史上新的傳奇。

    （來源：解放日報 選稿：張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