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白米斜街、天津前歐洲租界、重慶磁器口、寧波老外灘、紹興古城……用馮衛平的話來說，這些都是“令人興奮的城市記憶”。 

　　為了籌備于本月中旬舉辦的“全國舊城保護與城市更新高級論壇”，北京新地時空信息咨詢有限公司總經理馮衛平在近半年的時間里，奔波于全國各大城市之間。除了那些“城市記憶”之外，他所見到的，更多的是因城市改造而引發的“建設性破壞”。“許多有保留價值的建筑、設施、古木及風貌環境遭到破壞，城市記憶消失了。” 

　　“在城市改造建設過程中，有些地方片面地追求煥然一新的感覺，拆除老建筑、對歷史遺存保護不夠確實是一個普遍現象，必須對此進行嚴格的控制和制止。”在今年我國第一個“文化遺產日”的新聞發布會上，文化部部長孫家正如此說道。 

　　是保護，還是更新？ 

　　重慶是馮衛平印象最深的城市。在那里，他去了兩個地方：華宇廣場和磁器口。華宇廣場是重慶十大舊城改造項目之一，目前舊有建筑基本拆除完畢，家樂福、華聯及各大銀行已相繼入駐，它的開發建設使重慶沙坪壩中心區域的城市形態發生了飛躍式的質變，成為一條集景觀、購物、娛樂、居住的時尚街區。而磁器口則截然不同，它保留了原有的古鎮風貌，街道兩邊的古建筑基本原封未動，商業也是以經營牛肉、麻花等民俗商品為主。 

　　“華宇廣場此前已盡是危房，如果不推翻重建，人們甚至無法生活下去。磁器口則屬于城市歷史文化遺產，拆除了是對城市記憶的一種破壞”。馮衛平認為，一邊已成為現代街區，一邊是著名的旅游景點，這對重慶來說，“同樣具有巨大的價值”。 

　　“城市是一種歷史文化現象，每個時代都會在這里留下痕跡，保護歷史的連續性、保存城市的記憶是人類現代文明發展的需要”。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總規劃師、全國歷史文化名城保護專家委員會秘書長王景慧指出，當前城市歷史文化遺產遭到破壞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文物古跡被拆除，二是文物古跡的環境遭到破壞，三是歷史街區被毀。 

　　事實上，保護好具有歷史文化價值的建筑，對于增加城市的綜合文化魅力、促進城市旅游發展同樣具有重要意義。保護不僅是對傳統文化的尊敬，還可以給城市帶來直觀的經濟效益。然而，隨著經濟的發展以及日趨增長的生態環境壓力，一個城市又必然要面臨物質性老化、結構性或功能性衰退等現實問題。 

　　“城市是人、物資、信息的聚集點，屬于時代的產物。”北京師范大學不動產學院教授胡江對記者表示：“所謂舊城，便意味著它是與過去的生態環境、社會需求相適應的，而在新的時代當中，肯定存在不適應的地方，更新便是必然。” 

　　既然保護與更新都是城市發展的必需，那么關鍵在于如何劃出兩者的界線。在馮衛平看來，當前許多城市并沒有明確什么該保護，而什么該更新。“人口在不斷地集中，這些地方面臨很大的城市化壓力，保護與更新似乎成為一對矛盾”。 

　　在許多城市改造中出現的“破壞性建設”，恰恰是因為過于向更新傾斜，而出現大量的非必要改造。胡江認為，確實很難找出一個對城市保護與更新的絕對權衡標準，但可以依據類似“帕累托最優”的原則去判斷。“城市更新要能夠同時滿足公眾與城市的利益，而資源又高度節約和充分利用，這樣才具有現實性，否則就干脆保護起來。” 

　　另辟新區或重點保護

　　“造成失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王景慧指出，首先是認識上的問題，無論是地方政府還是輿論的關注點，都是經濟發展速度，很難關聯到城市遺產保護；其次，城市建設規模大、速度快，但管理跟不上，難免讓城市遺產遭到破壞；再次，城市遺產大多位于城市中心區，在這里改變用地功能或增加建筑密度可以獲得巨大的經濟利益，自然難以兼顧保護；最后，一些具有保存價值的區域確實存在房屋破舊、基礎設施不全、環境亟待改善等問題，在資金不足的情況下，許多城市便采取了開發的辦法，全部拆光重新建設。 

　　通過對歐洲及北美的城市發展調查，德國維思平建筑設計咨詢公司市場總監王海(王海博客,王海新聞,王海說吧)良發現合理的城市改造一般有兩種方式：一是將老城區保護起來，同時另設新區，形成多個中心的城市形態；二是對城市中某些典型的老城區域、老建筑完全保留，而對其他區域進行更新，在兩者之間建造一些風格相似的廣場、公園加以緩沖。 

　　“在我國其實也有很多類似的案例”。王海良指出，如云南麗江、山西平遙以及目前規劃中的北京，都確定了市區與多個新城相聯系的城市格局，這種另辟新區的做法，有利于城市保護與發展建設互不干擾，相得益彰；而像寧波老外灘、南京夫子廟，便是通過重點保護的方式成功地推進了城市化進程。 

　　“全部推倒重來的大拆大建其實是一種原始的、落后的城市發展方式”。馮衛平更加贊同有著“改良”意味的城市改造方式。比上海外灘形成還要早20年的寧波老外灘，沿江的外國領事館、教堂、銀行、輪船碼頭等幾乎記錄了其開埠的整段歷史，當地政府保留甚至復建了多處建筑，同時請來美、日、香港等地建筑師對近5萬平方米的街區進行重新規劃。開發完成后的老外灘，中西合璧的建筑風格原汁原味地保留了下來，同時又恢復了功能的使用，使老外灘兼具傳統和現代的特質。 

　　“正如現在的巴黎依舊是19世紀風格的延續，歐洲很多城市改造的成功之處在于，他們對于城市規劃的延續性和執行力非常好，而且城市建筑的壽命普遍較高。”王海良更為擔心的現實問題是，如今我國許多建筑的壽命僅在20~30年之間，這將給城市埋下隱患。“也許我們更需要思考的是，如何從建筑工藝及技術方面去提高建筑的壽命，包括結構與功能的壽命，才能讓我們的城市在未來少拆除一點房子，多保留一些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