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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黎 北京，仲夏。6月底的一場暴雨，讓北京所有從寫字樓下班回家的人全部變成了“北漂”。人們重拾幾年前這個城市也曾因大雨變為“汪洋大海”的記憶。那一天，好幾個地鐵口水流洶涌壯闊有如瀑布，無數人6點下班后寸步難行，直至深夜才輾轉艱難地回到家中。那一天，北京的地鐵幾乎變成了如下場景：“前方到站：積水潭；再前方到站：‘積水潭’；再再前方到站：依然是‘積水潭’。” 有人甚至打趣說，北京但逢大暴雨，便可以看見幻境般的“新燕京七景”：陶然碧波，安華逐浪，白石水簾，蓮花洞庭，大望垂釣，二環看海，機場觀瀾。 而在這個城市生活過40多年以上的人們卻依然記得，1963年8月，曾有一場百年不遇的暴雨襲擊京城，中心雨量達到24小時420毫米，幾乎相當于現在北京一年的降雨量。北京城外一片汪洋，但是，城內卻安然無恙。為什么？前三門護城河（西便門至東便門）在這個關鍵時刻發揮了作用。而后來，前三門護城河因城市建設消失后，城市的水域大大減少。“運河般寬闊的護城河，岸坡下有幼童在蘆葦中像青蛙一樣玩耍，水面上浮游著群群白鴨，濺著水花……”這是瑞典人奧斯伍爾德的中國游記中描述的前三門護城河舊景。如今，這樣的舊景勾起老北京人的懷念不僅僅是因為那一條消失的河流，還有暴雨后不會被雨水淹沒的地下鐵和低洼地帶。 雨果在100多年前曾說過：下水道代表著一個城市的良心。巴黎的下水道已經用了一個半世紀，甚至羅馬沿用的是2500年前的。為何北京的“良心”總在仲夏的暴雨后，變成一片陰暗的地下水牢，而居住在城市中需要下班回家的人們，在汪洋中無船可渡？ 同濟大學的城市規劃師蘇運生說：“問題的癥結，并不是我們不學西方國家的下水道建設，而是我們徹底拋開了自家老祖宗的傳統一味模仿西方的城市規劃卻不得要領。打個比方，我們拼命模仿舶來的拳擊時屢屢被人打倒，卻忘記了自己本身擁有四兩撥千斤的太極拳本領。” 蘇運生口中理想的城市下水道規劃，沒有生硬的術語，卻只反復強調著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精髓——“天人合一”的自然境界。他說，無論多么復雜的城市規劃，說到底首先一個理念正確的問題：“中國傳統的城市規劃理念里，一切都力求達到自然和諧的循環。比如挖一條護城河時，挖出來的土便很自然地做了城墻被利用，護城河和自然河道相通在建設初期運送建筑建造的木材，同時又作為泄洪滯洪的河道。那時候中國人想問題的方式講究循環通達，和真正的自然和諧。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開始大規模城市化之時，為了發展工業化，河流被填掉，無數的柏油路面被建起……為了在河岸兩邊建筑，河面無限縮窄，河岸從前可透水的自然土壤變成硬梆梆的水泥。放棄了和諧的結果，就是必然要受到‘人定勝天’思維模式的懲罰。現在城市的綠帶遠遠不夠，建筑物都缺乏滯洪能力，屋頂綠化，墻面綠化等等跟自然緩沖的部分都拿掉了。你發現這個城市沒有灰色的過渡空間，而變得非黑即白似的極端。”蘇運升說，改變這樣的局面，并不需要人們想象中的翻地徹改大工程：“你想，如果每個北京的社區大院里都有小型人工湖或滯洪透水濕地的設計，而不是一味抬高地面基礎高度來避洪，城市的內澇就不會產生。每個院子的滯洪時間但凡長一點，外面的街道就不會成為暴雨后的河道。同時結合道路兩側的綠帶系統，盡可能采用綠化的明溝排水，將城市的綠網水網連接成網絡系統，也是新城建設時必須考慮到的。城市規劃的科學和中式的自然和諧，其實是一體的。” 蘇運生說，改變這樣的局面，并不需要人們想象中的翻地徹改大工程：“你想，如果每個北京的社區大院里都有小型人工湖或治洪的設計，而不是一味抬高地面基礎高度來避洪，城市的內澇就不會產升。每個院子的治洪時間但凡長一點，外面的街道就不會成為暴雨后的河道。城市規劃的科學和中式的自然和諧，其實是一體的。” 不要怪總會有戀舊的人。翻開上世紀鴛鴦蝴蝶派小說，北平城的滂沱大雨轉成微雨后，總會有梳妹妹頭的女學生打著傘去護城河的橋上看雨。閑庭信步在雨間，并不是如張恨水筆下虛妄的舊時世界。 舊北平并不是完美的理想之城，但的確有過清浚疏通的下水道。那時候，這個城中哪一條河流和小巷，都不會因為暴雨而崩潰失控。 中國規劃網北京8月8日電 (責任編輯：白雪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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