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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2日，國家統計局發布的《2013年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下稱《報告》)顯示，1980年后出生的新生代農民工，絕大多數沒有從事過農業勞動，初次外出年齡也很小，遠低于老一代農民工35.9歲的初次外出平均年齡，并且55%的新生代農民工在地級以上大中城市務工，遠高于老一代的26%。 何為農民工？國家統計局定義為戶籍仍在農村，在本地從事非農產業或外出從業6個月及以上的勞動者。《報告》顯示，2013年農民工總量為2.67億人，其中外出的1.66億人，在本地工作的有1.03億人。考慮到中國目前城鎮戶籍人口不足35%，而城市常住人口超過53%，其中超過18%的人口、近2.5億人的差額就是農民工。 隨著上世紀90年代末中國城市化的提速，農民工的構成發生了很大變化，出生階段的不同是最大的差異。《報告》顯示，2013年，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農民工超過1.25億人，占農民工總量的46.6%，其中87%以上的人沒有從事過任何農業生產勞動，初次外出平均年齡僅為21.7歲。再考慮到一個人義務教育或高中教育結束時一般為16歲、19歲，意味著這些進城的新生代農民工，除了戶籍是農業的以外，基本上和農業毫無關系。在受完教育以后就進入城市打工，外出打工比例高達80%，而且他們相比父輩更樂意到大城市打工。 現在看來，用農民工來稱呼1980年后出生的進城務工人員，已經很不恰當了。這些新生代農業戶籍勞動力，與城里的孩子接受相同的教育，在同一個城市里工作，用同樣的手機、上同樣的互聯網，除了戶籍身份以及在城市里的社會資本存在差距以外，幾乎沒有區別。農村雖然是生他養他的地方，但恐怕他們中的大部分已經無法再回到農村生活，也沒有在農業上勞作的能力。這也意味著，隨著中國城市化的推進與深化，城市里的大多數農業戶籍常住人口已經無法再回到農村，哪怕還有一塊屬于他的耕地、宅基地。 問題來了。城市并沒有把這部分人完全當成自己人。北京市昌平區、上海市青浦區甚至明確表示要嚴控外地戶籍常住人口，通過清理群租房、辦理居住證、提高生活成本等多種手段來逼退低端行業的外來從業人員。新生代農民工所偏愛的地級以上的大城市里，落戶的要求也都不低，只有高等學歷、買房落戶、人才引進等有限的幾種方式，每年落戶量遠遠低于新增的常住人口。這些新生代們，現實上農村回不去了，但政策上也無法保證他們在城市里能留下來。 這種現實與政策的錯位存在極大風險，如果出現大規模失業潮，新生代農民工怎么辦？中國已經十幾年沒有體會到大規模失業的痛苦了。自2001年加入W TO以來，中國不僅保持G D P每年10%左右的增長，并且出口額激增，帶動了勞動密集型的多個行業快速增長，每年吸納上千萬新增就業人口。到今天，每年新增就業人口高達1600萬，扣除600多萬應屆大學畢業生，其余1000萬中的大多數是來自農村的進城務工人員。但中國不可能一直處于充分就業的狀態，失業甚至大規模失業是無法避免的，這是經濟規律。 上世紀90年代末的國企工人大下崗的困難，現在的很多年輕人缺乏直觀感受，卻是當年經濟生活中的大事件。1997年底，城鎮人口3.7億人，城鎮從業人員為2.02億，其中在國企的1億多人。到1998年9月，國企下崗職工為716萬，隨后的七年，國企裁員累計近3000萬。 而現在，城市里光農民工就有2.67億，新生代農民工的數量比當年的國企員工還多，而且農民工的主要就業領域是制造業和建筑業，兩者吸納了61.4%的農民工，經濟周期所帶來的失業人口數量可能遠高于當年的國企下崗職工。 我們不能以為，一個在城里就業的農業戶籍勞動力在農村還有一塊宅基地、口糧地，失業潮來臨的時候，他就可以回到農村從事農業生產，過農村生活。城市化是一個不可逆的過程，尤其是在中國現在城鄉生活水平、基礎設施差距極大的情況下，全國經濟不景氣、失業潮來臨的時候，農村根本不可能吸納已經在城里就業的勞動力。 與當年國企下崗職工不同的是，新生代農民工在城里無親無故，鄉情鄰里的社會關系約束無法在他們身上起作用。而由于互聯網、手機等通訊方式的普及，一方面他們易于接受公平、平等的思想，另一方面也容易放大群體性事件的危機程度。在解決他們的失業危機這一問題上，決策層將面臨更大挑戰。而城市的經營者除了要對外地戶籍常住人口轉變心態，當務之急是改革城市失業率的統計方式，廢除登記失業率，建立現代的抽樣調查失業率。(作者系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研究員) (責任編輯：白雪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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