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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上午，88歲的李大爺在離家不到100米的菜場門口迎面摔倒并造成了鼻子出血，事發后圍觀者很多，卻無人敢上前扶他一把。最終，李大爺面朝下躺了一個多小時后，因鼻血堵塞呼吸道窒息死亡。（9月4日成都晚報） 看到這則報道，我想到到“議程設置功能”這個詞。“議程設置功能”，是美國傳播學家麥庫姆斯和D.L.肖在《大眾傳播的議程設置功能》論文中提出的一個概念。其研究的是大眾傳播的效果和影響問題。著眼于傳播過程的最初階段，即認知層面上的效果。它暗示了這樣一種媒介觀，即媒介是從事“環境再構成作業”的機構。 毫無疑問，在現代社會里，大眾傳播對人的行為和社會實踐具有極為重要的影響。然而要理解這種影響力，首先需要考察大眾傳播對人的行為的特殊作用機制。人的行為是在特定的環境中進行的，從實質上說，人的行為就是調節自身與環境的關系的活動。人與環境的關系包含著四個基本要素：一是客觀境本身，二是人對環境的認識，三是人的行為，四是人的行為對客觀環境的反饋或影響。人的行為決策是建立在環境認知的基礎上的，這是毋庸置疑的。在生產和社會交往十分有限的傳統社會里，環境認知的范圍小且簡單，人們對環境的認知和把握基本上建立在“第一手信息”的基礎之上。如今大工業和交往手段的發達使人類的環境變得越來越大，越來越復雜。人們對環境的認知已經從原來的感性經驗范圍擴展到需要借助一種新的大型媒介系統才能去把握它。 早在20世紀20年代，美國著名新聞學工作者李普曼在他的《自由與新聞》、《輿論》等論著中就提出了“現代人與客觀信息隔絕”的的問題。他提出了“擬態環境”的概念，即我們所說的信息環境，它并不是現實環境的“鏡子”式的再現，而是大眾傳播媒介通過對象征性事件或信息進行選擇和加工、重新加以結構化后向人們提示的環境。然而，由于這種加工是在人們看不到的媒介內部進行的，所以人們往往意識不到這一點，而通常把“擬態環境”作為客觀環境本身來對待。他說：“由于這種擬態環境，它所造成的后果并不是針對擬態環境本身，而是作用于行為實際發生的現實環境。”這樣一種機制，使得現代環境越來越信息化，而且信息環境也越來越環境化。 這樣我們就不難理解一些原本讓我們十分疑惑的社會現象， 我國的大眾傳媒是社會主義媒介，向來旗幟鮮明地把引導輿論作為自己的一項基本任務。而幾天前的武漢，八旬老人跌在家門口不遠處，掙扎著爬不起身， “廣大人民群眾”卻靜靜地“瞻仰”，無一人上前。 這實在令我們感到很費解！一個有著五千年“尊老愛幼”的傳統的中華民族優秀品德，難道真的就被這三十余年的“改革開放、社會轉型期、一切向錢看”等詞席卷一空了嗎？ 我向來是以我們的禮儀之邦驕傲的。可這些年，耳濡目染的新聞事件，“哪里出了惡性案件、哪里高考集體舞弊、哪里跌倒老人被救后反誣陷好心人”等等，諸如此類，不絕于于耳。我們有的媒體對一些負面事件總是表現的勁頭十足，扛著“社會監督”的大旗，不敢說招搖撞騙吧，至少不賺足噱頭不撒手。06年的彭宇案、09年的許云鶴案、還有南通司機救人遭誣陷案，這些充斥于視野的新聞，叫我們的廣大受眾看了以后哪里還敢做好事呢？是我們的群眾道德滑坡就那么大嗎？真的到了看見一個老人跌在地上連扶一下的勇氣都沒有的份上了嗎？我想，完全沒有！我們絕大多數的群眾還是善良的，有著一顆助人為樂的心。只是聽的看的被訛人的事情多了，也就變得瞻前顧后起來。還有那些訛人的，原本或許老實巴交的老人，怎么就會想到去訛上救他的好心人呢？這與我們媒體“無微不至”的報道不能沒有關系吧。怎么不見“救了老人獲的真心感謝”的新聞呢？社會上沒有？或許我們的媒體覺得那不叫新聞吧。 我是向來主張言論自由的，尤其是媒體，暢所欲言，履行社會監督職能，對一個個貪腐官員的下馬勞苦功高。然而媒體，尤其是大眾傳播還是具有社會控制功能的信息系統，對于我們的社會風氣、美好的傳統，如果不加辨別、不能傳達社會主流聲音，而是一位追求收視率，不能善用這種控制力量，其產生的負面影響也將是難以低估的。 一個飽經滄桑的國家，一個苦難中前行的民族，一個走向復興大業的世紀，在這條路上，需要我們的媒體來凝結力量，萬眾一心，而不是把國民攪得一盤散沙，麻木不仁。 這是值得所有媒體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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