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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以博采眾長的“海派文化”聞名于世，以“海納百川”的特色引以為豪，靠吸納各地移民發展起步……按理說，包容的氣度胸襟，一直都是上海城市文化的生命所在。為什么，今天精明但不高明反倒成了“上海印象”？
與改變制度相比，引導文化更難。家長制之下培養不了合格的現代市民。文化學上有一種說法，叫文化養成，沒有幾十年甚至幾百年的時間陶冶，很難一蹴而就。但是它的培育并非無跡可循。
●主持人：本報記者 龔丹韻
●嘉 賓：梁永安（復旦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龔丹韻：曾以博采眾長的“海派文化”聞名于世，以“海納百川”的特色引以為豪，靠吸納各地移民發展起步……按理說，包容的氣度胸襟，一直都是上海城市文化的生命所在。為什么今天精明但不高明反倒成了“上海印象”？
梁永安：對一座城市而言，“包容”的內涵并非一成不變，也要與時俱進。現代城市意義上的“包容”與過去有所不同，它建立在健康的市場機制中，以負責任的公民社會為基礎，在開放的世界經濟體系視野下探索未來的道路。如此，各種現代資源才能在城市中有序進出、充分交融，城市也才能為國家的現代化提供良好平臺，呈現友好、和諧和互動。然而追溯上海的歷史可以發現，它的海納百川，并不是遵循這樣的現代邏輯發展過來的。從小漁村開始，上海曾帶著小農經濟的鮮明烙印，中國近代的特殊命運使它成為租界，推動移民運動，快速移植了一些西方的現代模式，城市的迅猛膨脹，并非出自它的內在需要和自覺，而是通過外力強行打開的。加之當時上海老城廂的面積不大，在“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時代，本地居民對城市改造的主動參與度并不強，他們又比中國其他地區更早見識了西方工業的漂亮成果，在物質文明上有先天的優越感，所以，當他們真正成為這座城市的主人時，其實并不確切理解何謂城市的胸襟氣度，卻貌似已是其他同胞的“老大哥”，沒有繼續取他人之長的動力了。
龔丹韻：同樣，與“海納百川”相適應的是“大氣謙和”。可現實是，“小市民作態”“小資情懷”成了公認的“上海格調”。
梁永安：“小資”是從西方市民文化中演變而來，意味著人類社會勞動生產率提高之后，可以有更多的閑暇時間美化自己的生活，比如法國的咖啡館、英國的下午茶等。體現在城市文明的微觀上，就是每個個體都有自我優化的欲望，追求生活質量和舒適環境。這不僅從道德上無可厚非，而且也能成為城市發展的巨大推力。至于“小市民作態”，那與城市的樞紐功能有關。歷來四面八方的不同人群在上海這個大熔爐里交匯，這就意味著必須求同存異，才能和諧共處。長此以往，上海逐漸形成了一種“安全機制”，即，不過多干涉他人他事，保持一定距離，為雙方可能的沖突留下余地。這些“上海特征”不是問題。問題是小資也好、市民情懷也罷，都只是一個過渡階段，最終我們還是要追求大氣，拓寬視野。因為客觀上，文化消費和文化時尚會邊際效應遞減；主觀上，處在全球化的信息時代，也唯有打開大門、放大視野，才能更好地作出決策判斷、規劃人生。上海想要實現“四個率先”、“四個中心”，真正成為國際大都市，更加不可能偏安一隅，在自我滿足的小天地中謀得發展。
龔丹韻：那您認為什么才是上海城市文化中的“軟肋”？
梁永安：上海很早就引入西方現代商業模式，從農業社會快速轉入工業社會。人們在精神上尚未來得及適應現代化，在實踐中就已經開始像機器一樣勞動運作。個體的自我意識往往會在工業流程中萎縮，思維模式變得物質化。不知道你有沒有注意到，上海人與外地人交流時，多談大上海，很少談自己。這說明什么呢？城市的工業發展，并沒有讓他們感受到溫情，在冰冷的工業機器面前，反而倍顯自己的渺小。不少學者分析上海人的傲慢時，都歸咎于骨子里的自卑。這是有一定道理的。所以，如何建立起與現代工商業相匹配的文化價值體系，是上海城市精神面臨的新挑戰。
龔丹韻：文化的道理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更非立竿見影。建設上海應有的現代城市精神，怎么做才能事半功倍呢？
梁永安：確實，與改變制度相比，引導文化更難。家長制之下培養不了合格的現代市民。文化學上有一種說法，叫文化養成，沒有幾十年甚至幾百年的時間陶冶，很難一蹴而就。但是它的培育并非無跡可循。首先，上海要有更廣闊的胸襟，關注更廣闊的天地，那么平時彌散在我們周圍的信息是否也遵循這樣的思維？當身邊幾乎都被本城消息覆蓋，其他地方的發展情況只有只字片語，長此以往，難免陷入自我滿足之中。我們的耳朵多走出去聽聽、眼睛多走出去看看，多一些跨地域跨文化的體驗，才能從全面有效的信息中，找準自己的定位，由衷地反思自己的不足。其次，城市里有沒有不同階層群體可以交融的平臺？比如美國作為移民城市，保留了不同民族的節慶儀式，讓他們各自的文化有展現的舞臺。可惜的是，不同地方的人到了上海，原來的地域文化特色還沒來得及發聲，就開始被城市同化。而城市的空間布局，也人為劃下了不同群體之間的楚河漢界，缺乏可交流的公共空間。可以說，海納百川、大氣謙和的城市文化不只是一種單純的精神道德熏陶，它還植根于城市的生活結構、社會形態、組織方式等一系列機制，需要依靠社會內在的需求來支撐。我們正處于文化發展的拐點。上海其實最有條件成為一座開放、包容的大都市。因為上海人的職業選擇、生活品質，都已經以全球為參照系，有很強的流動性。這雖然為凝聚共識增加了難度，卻同時也給了更多的可塑性和可能性。新上海人與老一代已經有很大不同，文明的行為素養以及開放的心態，都較上一代更好。好的市民，才有好的城市精神。把上海當作承接各種優秀資源的“文化洼地”，而不是俯視一切的高地，才是一座國際大都市應有的氣度胸襟。
傳播是文化，更是責任
昨天，國內傳媒界三位高峰人物范敬宜、劉長樂、喻國明，聚首解放日報報業集團第十屆“文化講壇”，共論“媒體責任與文化傳播”。五百多名觀眾濟濟一堂，聆聽了這場高端對話。
值此解放日報報業集團“文化講壇”創辦兩周年之際，本屆“文化講壇”探討的是媒體自身在文化傳播中的責任和作為。全國人大常委、原人民日報總編輯、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范敬宜，投身新聞工作50多載。他認為，新聞本身就是一種文化，而且是各種文化的交匯點，然而，當前媒體對新聞與文化的關系存在著認識誤區，“媒體的浮躁源于缺少文化”；鳳凰衛視董事局主席、行政總裁劉長樂，一手締造“鳳凰”品牌。他認為，真實的媒體聲音和媒體對真相的報道和挖掘，是孕育和諧的土壤。
崇高的精神動力
在全國上下認真學習胡錦濤同志在中央黨校重要講話精神，迎接黨的十七大勝利召開之際，鄧平壽先進事跡報告團冒暑來滬宣傳鄧平壽先進事跡。報告團的精彩報告，使上海干部群眾深切體驗了鄧平壽同志平凡而又偉大的心路歷程，深刻領略了先進人物普通而又厚重的人格魅力。這是對上海的極大支持，對上海推動各項工作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鄧平壽同志是新形勢下基層干部的杰出典型，是新時期共產黨員的優秀楷模。他的事跡，平凡中透現著偉大，普通中書寫著崇高。在他的身上，集中體現了新時期共產黨人的精神風貌，集中體現了黨的干部為民、務實、清廉的公仆本色，集中體現了中華民族忠孝仁愛的傳統美德。鄧平壽同志不僅是廣大黨員學習的榜樣，更是各級領導干部的學習榜樣。
當前的上海，正處在改革開放的關鍵時期，處在新發展的更高新起點上。我們正按照中央對上海發展的戰略定位，緊緊圍繞市第九次黨代會勾畫的宏偉藍圖，努力加快推進“四個率先”，加快建設“四個中心”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國際大都市。嶄新的發展形勢、重大的歷史使命，要求我們有振奮的精神狀態，上海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需要有崇高的精神動力作強大支撐。我們全上海人民，尤其是廣大干部要進一步增強責任感和使命感，以更加奮發有為的精神狀態，以勇于克難攻堅的膽略見識，不斷開創上海各項工作的新局面。
而“鳳凰”所確立的還原真相的規則是“善意，穩妥，客觀和建設性”，以求“發現良知、追求良知、傳播良知”；中國人民大學輿論研究所所長、博士生導師喻國明昨天在“文化講壇”論述了《傳播的力量與話語權的構建》。他指出，媒體的責任源自于傳播的影響力，因此，新聞工作者應該站在整個社會的高度，以對社會整體發展負責任的精神去實踐自己的事業。
三位嘉賓演講后，解放日報報業集團所屬媒體的記者、編輯和讀者代表，爭相向三位嘉賓提問。臺上臺下精彩交流，引人入勝。
在本屆“文化講壇”舉辦之前，解放網特別向廣大網民和讀者征集提問，共征集問題1200多個，部分網友和讀者代表今天到現場與嘉賓面對面交流。
由解放日報報業集團主辦、上海中潤解放傳媒有限公司協辦的“文化講壇”，此前已連續舉辦九屆，產生了廣泛的社會影響。本市各區縣委宣傳部長、部分高校師生代表、知名企業界人士，以及記者編輯等參加了昨天的文化講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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