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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鼓樓是中國古代主要用于報時的建筑，為鐘樓和鼓樓的合稱。北京鐘鼓樓是坐落在北京南北中軸線北端的一組古代建筑，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兩樓前后縱置，氣勢雄偉，巍峨壯觀，為元、明、清代都城的報時中心。由于其類似城樓的建筑形式，飛檐翼角的獨特形態(tài)，因此具有很高的藝術(shù)價值和審美情趣，而成為著名的人文景觀。 鐘鼓樓是坐落在南北中軸線北端的一組古代建筑，鐘樓通高47.9米，上懸63噸的青銅報時鐘(古稱“更鐘”、“禁鐘”)，與鼓樓24面鼓相合，用于報時，大鐘主要是用于城禁管理，即日落后擊鐘，稱“定更”，京城各城門聞鐘聲而關(guān)閉，實行宵禁；次日卯時擊鐘，開啟城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鐘聲遠聞，是老北京城的“聲景觀”。 北京城垣在實用功能期的狀況，與封建社會國力的興衰密切相關(guān)。近日，筆者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查到兩件與清代修繕城垣政策有關(guān)的“硃批奏折”，前后對比可以反映出北京城垣文化中一個很有意思的現(xiàn)象。先看第一件奏折，乾隆九年(公元1744年)十二月，直隸總督高斌奏折稱“前往京北京南一帶察看應(yīng)修理城垣，……臣查密云當(dāng)古北要衝，現(xiàn)在坍缺多處，應(yīng)行修理，石匣為雄關(guān)唇輔，應(yīng)令整齊以壯觀瞻，懷來為居庸屏翰，通張家口要路，均需修理。請將此三處列為要工，共估需工料銀三萬九千四百余兩。其東安、永清、固安擬改土城，涿州、定興、新城、雄縣整舊加新，但較之密云等處工程尚可稍緩，請將此七處列為緩工，共估需工料銀一十四萬一千六百余兩。……恭呈御覽，伏乞皇上圣鑒訓(xùn)示，謹奏。”乾隆皇帝于當(dāng)月二十五日“硃批”：“皆準興修”。乾隆盛世，對可緩修的城垣，因處拱衛(wèi)京師要地，雖耗費資財，也“皆準興修”。 另一件是光緒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十一月十四日，刑部尚書趙舒翹、工部官員英年奏《為遵查京師城垣各工分別情形輕重折》，前因順天府丞何乃瑩上奏章稱“京師城垣諸多傾塌。……于光緒二十四年九月十八日具奏。奉上諭著派趙舒翹、英年再行詳細勘估，分別工程輕重奏。”趙舒翹、英年親自率領(lǐng)司員用了一個多月的時間，將皇城內(nèi)外城墻勘察完畢，并遵照上諭，在折中提出了興修北京城垣政策：“一律興修恐無從籌此巨款，當(dāng)飭該司員等欽遵諭旨，分別極重、次重、較輕三項，繕具清單，較輕者只可置之不議，次重者亦可從緩，其情形最重者亟應(yīng)量加修整統(tǒng)計工段尚有二百數(shù)十處之多，約略估算至少亦須實銀二十萬兩，現(xiàn)值度支奇絀，國用浩繁，……疆吏乏點金之術(shù)，司農(nóng)興仰屋之嗟，臣等再四思維，只有于極重之中再行分別緩急之一法，……先盡皇城、次及正陽崇文宣武三門，又次則各段城墻，俟修砌完竣后體察庫儲稍裕，再將次重各工酌量修葺。似此分別緩急，戶部或可勉力支應(yīng)。” 清末土地高度集中，使絕大多數(shù)農(nóng)民變成受地主直接剝削的佃戶，他們所負擔(dān)的地租，越來越重。其結(jié)果就是，“田歸富戶，富者益富，貧者益貧”((光緒)《廬江縣志》卷二，第五頁)，階級矛盾愈來愈尖銳化，而國家“度支奇絀”、“疆吏乏點金之術(shù)，司農(nóng)興仰屋之嗟”。修城政策由乾隆時期的“皆準興修”變成了光緒時期的“只有于極重之中再行分別緩急之一法”。在城垣尚具有很重要實用功能時期，由于國力不濟，北京城垣損壞情形最重者也有二百多處，這一實際狀況的發(fā)生時間，是在1900年八國聯(lián)軍入侵北京的一年多之前，列強尚未大舉入侵，帝國的大廈就已經(jīng)行將傾覆了。北京城垣在實用功能期的興衰命運，恰恰驗證了中國近現(xiàn)代歷史的一條真理：“落后就要挨打”。中國規(guī)劃網(wǎng)北京12月5日電 (責(zé)任編輯：白雪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