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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運河民俗，作為運河溝通和酒運過程中而由民眾所創造的傳承文化，是一個包容百川的文化體系，其脊梁是工商業文化，且強有力地呈現出一種“人定勝天’，的氣格精神。它對流經地舊民俗不斷沖擊，漸而呈一種互補匯融的狀態，最終達到相互交會共處的結果。在水一方的運河民眾首先創造著極其豐富的物質民俗;并伴生有精神民俗的奇偉壯觀;同時呈現出鮮明的開放色彩。在重整大運河的今天，運河民俗文化為建設“大運河經濟帶”提供著可資借鑒的第一手材料和可待弘揚的精神;促進運河在高新科技條件下煥發青春;這筆珍貴資源還將為未來開辟一條風光綺麗的旅游熱線。 關鍵詞:大運河民俗;流經地舊民俗;沖擊及互補;文化蘊義;當代影響 京杭大運河，作為維系近古中國大一統局面的政治、經濟、文化紐帶，增強了中華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推動了中外經濟文化的交流，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繁榮，加快了運河區域城鎮化的歷史進程，營造了新的自然生態環境和人文資源環境，高揚起開放交流、自強不息的民族精神，是一份寶貴的文化遺產。
近千年歷史塑造，而自然形成多層面獨特的運河民俗文化，對于流經地舊民俗的沖擊是必然的，甚或是激烈的，隨后在長期的沖撞磨合的過程中最終得以相互接受、融合。這種自傳統社會中優化而成的，較具先進意識的民俗文化，對于當時的中國社會具有一定的鯰魚效應，對于整個中國文化而言有著重要的標示意義。有人預測，新世紀的中國，最浩大的工程將是對舊運河的改造與新運河的挖建工程。屆時，運河文化的內外功能及運河區域的精神文明建設問題，亦必將是未來社會的一大話題。本文擬對運河民俗的文化特色及內涵蘊義及對當代的影響做一番歸結整理，期冀引起對這一課題的廣泛關注。 一、運河民俗的文化蘊義 1.運河民俗的文化特色 運河民俗作為運河的溝通和漕運而由民眾所創造傳承的文化，在漫長的積淀塑造過程中，黃河文明、長江文明是其文化基石，又接受著流經地的古國文化和區域文化的影響，融匯了諸如吳越文化、荊楚文化、齊魯文化、秦晉文化、燕趙文化等，形成了獨具特色的運河文化。 首先，運河民俗的脊梁是工商業文化。運河的漕運作為近古的一種先進運輸手段和巨大的社會生產實體，頑強地表現出自己在商品流通、商品經濟中獨領風騷的風韻。它脅裹著一條經濟繁榮帶，在中國東部地區形成了一個南北縱向的強勁輻射域。元代以后，由于我國經濟重心的南移，北方政治中心在經濟上逐漸依賴于南方，所謂“百司庶府之繁，衛士編民之眾，無不仰給江南”。運河的作用開始由單純的軍事型向政治、軍事、經濟型轉化；到了明代中后期，由于南方商品經濟的發展，商品量大增，南北經濟交流越來越頻繁，漕運不單是在向朝廷運輸漕糧和貢品，而且成了商品流通的主渠道。漕運的貨暢其流，帶來了沿運城鎮的商業繁榮；商業的繁榮，則又帶動了手工業的發展，形成了良性的循環。漕運習俗、商業經營習俗、造船習俗、城鎮集市習俗、行幫會館習俗等等，無不體現著工商業文化的深厚積淀。漕運、商船，本身就包含著商業習俗在其中。 皇家的漕運從一開始，就允許漕丁水手帶“土宜”沿河貿易，只是每朝每代的捎帶數量規定有所不同。商船更是不必贅述。城鎮的建設，私人園林的修建，無不是因為商業的發生而出現的。如濟寧雅稱“江北小蘇州”，則是賴于地處大運河中段，由南北貨物集散之地的地利所致。商業繁榮，帶來手工業的發展，從而促進了流經地農村城鎮化的發展。譬如，運河北段的著名城鎮中，濟寧、聊城、天津、北京等都建有一條竹竿巷。北方不產竹，而竹器交易卻如此普遍，這類以竹器業為主的街巷名，深深烙有運河商業文化的印痕。游藝民俗，也有著工商文化的深刻烙印。有了商業的繁榮，才有了大市集、古廟會，以及供過往商人娛樂休閑的場所，也便有了游藝活動的場所，從而使游藝民俗得以發展和傳衍。京城滿族的八旗鼓，就是順著運河由北而南傳延開的，到山東的聊城、濟寧等地，則稱為八角鼓，沿運的商業重鎮中都有傳唱。 其次，運河民俗是包容百川的文化體系。京杭大運河，北起北京，南到杭州，它溝通五大水系，流經了6省市，全長1800多公里，經歷了千年的歷史塑造過程，成為南北水運的唯一通道，是中華民族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過程中巧奪天工的偉大創造，也是中華文明的豐厚積淀。運河民俗文化，有著廣深的內容。從先秦以來，由于各家文化思想的爭鳴和吸納，形成了多個文化圈，以東部地區而言，自北向南，形成燕趙文化圈、齊魯文化圈、荊楚文化圈、吳越文化圈，大運河恰好像一條絲帶將這些文化珍珠串連起來，形成一條獨特的運河文化帶。這條文化帶反映了封建后期傳統文化融匯的軌跡，容納了各個文化圈的特色。如：燕趙文化的粗豪與守信、齊魯文化的持重與豁達、荊楚文化的機巧與商才、吳越文化的靈活與敢為，還有秦晉文化的溫厚善理財等等。如此融匯升華成的運河民俗文化，呈現出中華文明的精髓。再者，運河民俗文化，不僅具有帶狀的形態，而且從整個運河流域及其延伸區域來考察，幾乎覆蓋了中國的東半部。 大運河把杭州、南京、北京等幾大文化中心聯為一體，吸納了古今中外文化精華，融匯南北中國各地風情民俗、飲食服飾、宗教信仰、官員禮儀等，形成了獨特的運河民俗文化。運河區域諸城鄉廣大居民有著共同的節日習俗，甚至各地的飲食習俗也因運河而廣泛交融。舊時，江南的揚州、江北的濟寧居民煮茶皆取運河之水，天津居民飲食亦“皆運汲于河水”。揚州富商宴席上“餌燕窩，進參湯”，德州人照樣把“燕翅席”作為高檔享受，曲阜的孔府宴中招待貴賓宴席為“魚翅四大件”、“海參三大件”，故海參、魚翅、燕窩、魷魚、火腿等貴重食品充斥于運河城鎮市場，如濟寧城區就有多家海鮮行。此外，像通州的雪酒、泰州的枯酒、高郵的木瓜酒、寶應的喬家白酒以及紹興老酒等，皆為諸市場上的尋常之品。同時隨著南北風情文化的趨同，甚至在行業語言中，流行著南北各地商人共同熟悉的江湖式的切口，舉凡稱謂、建筑、起居飲食、家具衣飾、動物、器械、人體、身份職業、行業、數目、姓氏乃至天文地理等方面，都廣泛使用暗語或特定的手式，此類詞匯數目達三四千個，成為運河區域民間文化的一個突出現象。各地會館是集貿易、娛樂、休閑、聯絡鄉誼為一體的重要場所。如明代北京的會館就有40余所，蘇州亦有40余所，另有公所120余處。聊城有八大會館，濟寧有三省、湖南、浙江、金陵、句容、濟陽等六大會館傍河而建，形成了頗具特色的運河會館和商幫習俗。更由于文化和宗教信仰的日漸趨同，中國傳統的宗教和外來的宗教沿運河兩岸迅速傳播。天主教自元明以來便隨著外國傳教士在運河區域的活動而得以傳播，臨清在14世紀已有天主教組織的建立。伊斯蘭教隨著回族同胞元末沿運河遷居，沿運重要城鎮均建有大小不一的清真寺，以及相對集中的回族居住區。運河地區廟會和古會相當繁盛，吸引著來自四面八方、遠至上千里外的數以千萬計的商旅和旅客，并形成獨特的都市文化，從而促進了運河地區的戲曲發展。從揚州到北京，融匯各地戲曲精華，形成了為各地觀眾認可的花、雅兩大部，同時，形成了數以千百計的戲班，北京有“京師優童甲天下”之稱，蘇州等江南城鎮則“學戲者甚眾”。民間藝術便在運河商品經濟這片土壤中茁壯成長起來，匯入運河民俗的大流之中。 運河兩岸以水、湖、山而聞世的古城名鎮，從南到北組成了以園林和庭院為主導的環境文化。杭州、蘇州、揚州以至濟寧、聊城、臨清、天津、北京等大中城市中，都有為數眾多的包括皇家園林、私人園林、別墅和亭館等園林景觀。這些園林作為豐厚的歷史遺產，在運河民俗中展現出華麗多姿的文化色彩。 運河民俗文化，如它的母體一樣，納百川之水而行舟，形成了包容性極強、特色獨具的文化體系。 第三，運河民俗中對神化人的崇拜多于對自然神的崇拜。翻開運河地圖，仔細檢索，你會發現沿線有許多的大王廟、關帝廟、禹王廟，而少有龍王廟。尤其是大王廟，一縣之中甚至會有五、六處之多。大王廟、關帝廟、禹王廟都是祭奉神化的人。禹王即大禹，關帝即關云長。而大王，各地所奉之神不一，且歷朝有別，元代有金龍四大王謝緒、晏公、蕭公，明代有宋禮、白英、黃守才，清代有朱之錫、栗毓美、王仁福、張有年等，這些都是傳說或歷史上的治水英杰。與沿海敬龍王、媽祖，東北三江及長江流域敬江神、黿神的海洋民俗和江河民俗有很大不同，運河沿岸百姓不再祭祀這些自然神，而虔誠崇拜祭奠這些活河神——大王，以為這些大王是可以降伏那些龍王、黿神等孽神的。從這一信仰習俗中更可深切地體會到運河民俗中“人定勝天”的氣格精神。 2.運河民俗對運河流經地舊習俗的沖擊及互補 運河民俗，既是以運河經營為軸心，從北京到杭州帶狀形流域文化，又不能簡單地等同于流經地舊民俗，與之有聯系又有一定區別。其區別，一是沿運地域民俗文化，是根植很深的古國文化的演變，而運河民俗文化，則是以近古開鑿運河為始，圍繞運河經營為中心而產生的特殊區域的一種文化，是在與沿運地域舊民俗的不斷撞擊和相互吸納中發展傳承而來的。二是運河因縱貫南北五大水系，諸多民俗圈風土文化各異，相互交流中，使得運河民俗呈現了南北東西文化匯融的特色，而距離運河較遠的內地民俗則是固守古訓舊制。三是運河民俗所顯現的是一種開放交流的文化精神，而流經地域文化則多墨守陳規、千年而一貫。 運河民俗對流經地地域舊民俗的沖擊是必然的，運河代表著溝通和開放，它所挾帶的文化信息是帶有某些沖擊力的，尤其是在古代封建思想禁錮頗深的北方地區。然后在不斷的沖擊中，呈一種互補匯融的狀態，達到一種相互交會共處的結果。如聊城運河岸畔山陜會館大殿中的那幅楹聯，反映出的就是這種在厚重的傳統文化中另露機鋒的味道。聯曰：非必殺身成仁問我輩誰全節義漫說通經致用笑書生空談春秋 這不是運河商人的開放文化對運河兩岸傳統文化的挑戰么？也鮮明地塑造出運河民俗文化與流經地習俗撞擊而形成的痕跡。古人云：北人騎馬，南人乘船。運河的開通，原來鞭策騎馬的北人，也搖起了槳棹，欸乃而行，且還搖來了南人行事的機靈和重商的觀念，流經地傳統的舊民俗文化便會出現一種“內固”、“外阻”的自我保護意識，由砰然撞擊而漸相磨合，由悄然吸納而變相融匯。如濟寧地處京杭運河中段，又是孔子的故鄉、儒學發祥之地，其傳統文化深厚，重仁義、尚倫理、尊中庸，使得民風質樸持重，“風流清高，賢良間出”。遵循著“動不違時，則不過用”的人生法則。元朝大運河開通后，濟寧這個不起眼的城市，因貫通的運河穿城而過，便繁盛起來。史載南北漕運最盛時，濟寧“市雜荊吳客”，有數以萬計的安徽、江蘇、浙江、湖北等省的商人、手工業者在此定居經商生產。他們創辦了大批商號行棧、手工作坊，如蘇州人戴氏創辦的玉堂醬菜鋪，專營南北糕點的蘭芳齋食品店，以編制竹器聞名的竹器業一條街——竹竿巷等。在他們來濟寧創辦商號作坊的同時，也將他們的文化觀念、生活習俗帶來，并在這異鄉推演發展。這樣，同時也開始了對當地民俗的強烈的沖擊。清乾隆版《濟寧直隸州志》載，濟寧過去“民風樸實”，“農夫稼穡，不習商賈之事”，至乾隆年間，則“風俗猶江河也，趨日下矣”，“四方舟車所輳，奇技淫巧所集，其小人游手逐末非一日矣”，過去從事農業的農民，現紛紛改業從商。還有的農民受工商業發展的影響，由種植糧食作物轉向種植經濟作物，如栽培煙草，州志這樣記述：“淡巴姑（煙草別名）之為物始于明季，本產遐方，今則遍于天下，而濟寧之產甲于諸郡，齊民趨利若驁。”并錄有這樣的詩句：“新谷在場欲糜爛，小麥未播播已晚，……愚民廢農偏種煙，五谷不勝煙值錢。”從這州志記載的字里行間，不是可以感覺到運河民俗對濟寧當地習俗的沖擊，以及修志者所代表的群體對運河民俗的貶斥態度么。 濟寧人與南北商人經過長期的生活磨合，不同文化觀念、生活習俗不斷撞擊消長，最后達到相互融合滲透，濟寧運河民俗就是如此的結果。我們不妨舉幾例在濟寧周邊城鄉流傳的謠諺，來更為真切地體會一下其中的況味：“濟寧州太白樓，四歲的小孩操老頭”。操，方言，義戲弄。儒家童蒙書《三字經》有這樣一句：“融四歲，會讓梨”。而外鄉人對被商品經濟熏陶的濟寧人的貶斥和譴責，從這謠中可以品味出：四歲的小孩，不僅不“會讓梨”，竟還戲弄老者。被傳統封閉的小農經濟生活方式鑄造出來的濟寧鄉村文化，對開放的運河民俗文化所表現出來的強烈的排斥心理，由此可見一斑，這需要經過相當長一段時間的磨合，才能達到一種互諒互容、滲透融合的態勢。如：“買賣不成仁義在”。將“買賣”全揉進儒家“仁義禮智信”的底氣。“漫天要價，摸地還錢”。漫天要價，山東好漢的豪氣；摸地還錢，江南人的精細。兩種氣質在商業活動中居然可以巧妙地中和、協調。“先小人，后君子”，“當面點錢不薄人”。把利和義揉合得又是多么熨貼。 3.運河民俗對整個中國文化的意義
有人說，一部運河史就是大半個中國史。還有人說，如果沒有這條京杭大運河，中國東部地區的歷史文化就沒有今天的繁榮、文明和先進。是的，大運河貫通至今700余年，幾乎占我國有文字記載歷史的1/3；南北縱貫1800公里，橫向溝通五大水系，覆蓋面遍及大半個中國，流經地是中國人口最稠密、經濟最富庶的地區。大運河積淀的文化之深、范圍之廣、價值之高、影響之大，在人類任何一項工程中，都是首屈一指、無與倫比的。運河民俗文化所代表的東部地區，恰恰與中國西部地區形成強烈的反差，歷史上形成的價值觀念和倫理道德的差別，甚至影響著中國的歷史進步。儒家思想在運河這個搖籃中形成和發展，推動著整個中國封建社會的進程。運河民俗，是堪稱解開中華民族文化變遷發展之謎的一把鑰匙。
首先，在千百年來，生活在水上和在水一方的運河民眾，創造著極其豐富的物質民俗。漕運、河道挑浚、堤岸保護、閘壩管理等，在近古這些都是屬于世界先進水平的，經驗的積累，文明的傳遞，形成了各個層面獨特的生活方式，并一代代傳衍。大運河縱貫中國黃淮海平原和長江三角洲，是中國有名的小麥和稻米產區，形成了中國的“麥作文化”與“稻作文化”重要區域。大運河沿線是中國重要的經濟作物區，盛產棉花、桑蠶、竹子、油菜籽和黃麻。大運河兩岸擁有眾多的土特產品，聞名遐邇的有鴨梨、茶葉、金絲小棗、桃子、西瓜、槜李、楊梅和阿膠、白酒、黃酒以及被譽為“軟寶石”的青猾皮、小湖羊皮。大運河和它串聯起來的大江大河以及眾多湖泊，蘊藏著極其豐富的水產資源，是中國最早、最大的淡水魚捕撈和養殖基地，中國有名的三大鴨種——北京填鴨、高郵麻鴨和紹興鴨都產在運河線上。這稻作民俗、麥作民俗、土特產風物民俗、 漁俗、牧俗的大范圍交流形成發展，充實著中國文化的寶庫，張揚著中國古代文明的旗幟。 大運河的溝通促進了南北和全國手工業技術的交流和發展。滄州的鐵獅子不僅在中國冶金史上，在世界冶金史上都是獨占鰲頭的杰作。臨清官窯燒制的大青磚，專供明清兩代皇家建筑用材，在建筑史上寫下了重要篇章。揚州的手工業以銅器為最，淮陰、鎮江、無錫的造船業，都曾有過光輝的歷史。蘇杭的絲綢織造，更是歷久不衰的世界級水平。商業的發展，還帶動了城市的興起，今日全國乃至世界有名的北京、天津、揚州、鎮江、無錫、蘇州、杭州等歷史文化名城和工商都會，追尋其歷史，無不記載著大運河民俗的一份功勞。商業貿易習俗、手工業生產習俗、城建居住習俗，在運河岸畔推演了多少個春秋，影響了上千年工商業的發展、城市的建設格局，促進了沿運的資本主義萌芽的出現及工人階級的誕生，創造了沿運城市河城相依的一大特色，增添了中華文明的光彩。其次，物質民俗文化的高度發展，必然伴生有精神民俗的奇偉壯觀。北京的故宮博物院，不僅是中國，也是世界上現存最大最完整的古建筑群，占地面積72萬平方米，擁有9千多間殿宇、樓閣和殿堂。巍峨的天安門城樓，今天賦予嶄新的生命，成了中國的象征和12億中國人的心臟。故宮與天安門的一磚一木，都是大運河上民眾不辭辛苦千里迢迢運來的。故有“漂來的北京城”的說法。 大運河民俗還為中國橋梁史寫下了光輝一頁。大運河上，有最具歷史意義的通州八里橋，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的最后一仗就發生在這里；有最長、最美的蘇州寶帶橋，53孔，長317米，如長虹臥波，美不勝收；有唐代詩人張繼吟誦過的楓橋，橋以詩名，詩以水名，一首《楓橋夜泊》不僅傳遍了運河南北，還傳到異國他邦，成為千古絕唱。大運河是一條活的橋梁博物館。大運河又是一座罕見的古塔陳列室。有磚砌的、石造的、磚木結構的，還有鐵鑄的；有樓閣式、密檐式、亭閣式；還有喇嘛塔、過街塔；高高矗立在大運河畔，敘說著歲月如水。還有爭奇斗妍的表演藝術——北京的京劇、吳橋的雜技、揚州的評話、蘇州的昆劇和評彈、杭州的越��；還有楊柳青、東昌府、桃花塢的年畫；揚州的木板刻印；精美絕倫的玉雕、漆器工藝，等等等等。最后，運河民俗文化具有著鮮明的開放色彩，作為一種由中國傳統社會自身經過優化組合而形成的、較具現代色彩的新型文化，在中國傳統農業社會結構中標立出一種新穎的文化模式。 說運河，人們往往把長城扯在一起，說是在中國版圖上二者寫成了一個大大的“人”字，陽剛的一撇是長城，陰柔的一捺是運河。實則不然。在此，我們姑且將長城與運河作一個粗放的比較。若以吳王夫差下令在江淮間開鑿邗溝為運河之始的話，運河與長城幾乎誕生于同一個時期。作為長城，不管是春秋戰國間燕、趙、秦的修筑，還是秦始皇兼并六國修筑萬里長城，以至后來的明代三次大規模的修筑，其目的就是一個：防御北部兇奴族騷擾和鄰國的侵襲。然而客觀上也妨礙了多民族之間的往來和交流，在民族心理上是消極的影響。而大運河，則是客觀上各水系的溝通，從而大大開闊了人們的視野，加強了各族人民之間的團結和統一，給民族心理上造成了積極而深遠的影響。俗話說得好：山性使人塞，水性使人通。似山樣兒的長城，造成的必然是閉關鎖國，是水的運河帶來的自然是南北的溝通，東西的貫接，為中國這個多民族大國各民族友好交往、相互了解學習、發展文化提供了條件。 京杭運河，貫通了中國的南北，且連接著海岸與京城。故而，亦成為我國與世界交流的重要通道。古代的中國人走向世界，有兩條通道：一為西北大陸上的絲綢之路，東起長安，向西過河西走廊，經今塔里木河北面或南面，再西抵地中海東岸，轉至羅馬各地；另一為東部海上絲綢之路，由京城或沿海港口起，通往東南亞、西亞、日本和東非、南美各國。大運河，則正是連結這兩條絲綢之路的立體交叉高架橋，又是古代水上高速公路。外國使者、商人、留學生、旅行家等，進入中國西去長安或北上北京，都是取道大運河往來的。山東德州有個蘇祿國東王墓。那是公元15世紀初，太平洋上的蘇祿國東王率領了340余人的大型代表團，帶著珍珠、寶石等禮物，浮海訪問中國，在北京受到明成祖的盛情款待。東王一行在北京逗留27天，才乘船經大運河南下回國，不料船行至德州，東王突然病逝。明成祖聞訊后，立即派遣禮部官員前往賜祭，舉行了隆重的葬禮，并尊重蘇祿國的信仰，派中國的回民幫助守陵人員照應陵園寺廟。清雍正九年（1731），應蘇祿國的要求，準予守陵人員子孫入籍中國�，F在，東王的后代已發展到30多戶130多人。他們和本地居民和睦相處，早已變成一家人了。 大運河沿線，從南到北，從城市到村鎮，大大小小的清真寺建筑綿延不絕。全國有名的四大清真寺，有兩座就建在運河城市中，一座是揚州的仙鶴寺，一座是杭州的鳳凰寺，還有泉州的清凈寺和廣州的光塔寺，也正處在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港口。這些寺院，正是歷代從海上來中國經商的阿拉伯商人和僑民為聚禮而興建的。至今，伊斯蘭教仍是中國的三大宗教之一。由此引發聯想，長城的“對外閉鎖”與運河的“對內搞活”似乎已經喻示了近古中國這個超穩定帝國的理想追求與大體宿命。 二、運河民俗文化的當代影響 1.歷史上運河民俗的社會效用 首先，運河民俗開放交流的特質，增強了中華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使運河流域成為我國人口最稠密、文化最發達的地區。在這個區域，居住著除漢族以外的回、蒙、滿等數10個民族。作為京都門戶的通州，自元代起就有回民遷居，至明清時期在城內東南隅已形成一個回民聚居區。江南重鎮鎮江，亦是從元代就僑寓居住有蒙古、畏兀兒、回回、也里可溫、河西、契丹、女真等民族170余戶達上千人。其它如臨清、濟寧、天津、淮安、揚州、蘇州等更多“五方雜處”之民。京杭大運河將中國東部的北京、南京、杭州等幾大文化中心聯為一體，極大地促進了運河區域的文化發展，成為人才薈萃之地，文風興盛之區。自宋元以來，運河地區便書院林立，山東地區在明代有書院50余所，清代發展到75所。沿運城市中，如天津、淮安等地還最先設立了專供商人子弟學習的“商學”。宋代杭州刻書最為精良。明代南京國子監、蘇州府、淮安府的刻書業最為繁盛。聊城等地亦有發達的刻書業、印刷業、制筆業等。清代的刻書局則以揚州、江寧、蘇州、杭州等為最著名。清代有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杭州丁氏“八千卷樓”、吳興陸氏“皕宋樓”、聊城楊氏“海源閣”等四大私人藏書家。運河也是造就人才最重要的地區之一。據清代統計，通過科舉而獲取功名的位于運河區域的江蘇、浙江、安徽、直隸（包括順天）、山東五省區最多，有清一代的會元、狀元、榜眼、探花和傳臚的人數，江蘇即有184人，浙江137人。 其次，運河民俗促進了古代商品經濟的繁榮，形成了中國歷史上規模巨大的南北（包括東西）物資大交流，密切了全國市場的聯系，同時加速了內河與海上交通的發展，推動了中外經濟和文化的交流。繁榮茂盛的運河經濟帶的形成，推動了全國經濟的發展。以大運河為干線的銷售網絡將巨額商品送達全國各地各類市場，打破了地域商業的閉塞狀態。明清時期，來往于運河上的有漕船、快船和馬船以及各種民船。即以當時漕船1.2萬只，每船每年運轉4次，所攜帶被官府認可每船可帶私貨60石計算，每年總運量達300萬石，相當于漕運總量的3/4。由官府管轄的快船、馬船等私帶客貨更多，常達90%左右，至于民船運量更是難以估計。運河市場與全國市場聯系的廣深發展，對封建經濟的繁榮有明顯的影響。運河北段以臨清、天津、通州為中轉市場，與東北地區和西北地區市場聯系起來。同時，北部邊疆地區的產品，如人參、木耳、皮張、氈貨、木材、松子、東珠、馬匹等，亦由陸轉河大量銷往內地及南方。又如陜西、寧夏、大同等處客貨，也皆由南北運河輾轉運遞。運河南端，以杭州為中轉市場，與江西、福建廣東等東南沿海區域市場聯系起來。如廣東、福建等地的貨物，便多由商賈通過陸路或水路運至杭州，再裝船沿大運河至北方，同時北方各地的貨物，也多在杭州下船運上述地區。杭州還作為運河沿線與海上聯系的重要港口市場，通過這里把各類商品銷往暹羅、呂宋等東南亞地區或日本等地。還有，如唐宋以來中日高僧往來于揚州，鄭和下西洋的龐大船隊啟錨于劉家港等等，無不與運河民俗有關。 2.運河民俗與我國現代化建設 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已進入快車道，現代化交通設施發展日新月異，陸上、空中運輸日趨快捷方便，但大量的貨物還要依靠少污染、低消耗、低成本的內河航運。國家在綜合運輸網規劃中，東部地區安排了五縱五橫運輸主通道，京杭大運河是五縱之一，主要承擔北煤南運任務。在國家內河航運網規劃中，京杭運河又是唯一一條將淮河、長江、錢塘江溝通，并組成全國千噸級航道網的聯絡通道，占有重要地位。隨著國家經濟實力增強，以及運河建設和南水北調工程的進展，設想2020年左右，京杭運河這一寶貴遺產將再度輝煌。屆時千噸輪船過長江、跨黃河直達首都，運河將承擔一億噸左右的長途物資運量，區間運量更多，相當三條雙線鐵路的運量，成為東部地區最大的運輸通道。如此，大運河經濟帶將成為新世紀世人矚目的區域開發熱點地區，積淀千年的運河民俗文化，亦將成為新世紀的熱點。運河民俗如何在當今社會中實現文化功能上的現代轉型，便顯得特別重要。它不僅是推動經濟增長的補充要素，而且本身即是現代化事業中的必備要素，而不僅僅是所謂的“文化搭臺，經濟唱戲”云云。 因此說，重整大運河的同時，也要重新審視現今已存在的運河民俗文化，以期相互促進，相得益彰。 首先，深入研究中國人民對運河的自然、社會探索的行為軌跡和精神追求，為重振運河雄風，建設“大運河經濟帶”提供可資借鑒的東西和可待弘揚的精神。 其次，加強運河民俗文化的研究，會促進運河在高新科技條件下煥發青春。西方發達國家在二戰后用高科技武裝內河航運，使運河在現代條件下仍舊起著經濟命脈的作用。這很值得我們思考。 第三，運河民俗文化作為一筆珍貴的資源，可以用來開辟旅游事業。我們希望運河民俗旅游線能被海內外游客接受下來。像運河這一人文遺產如不及時開發和利用，就會喪失目前這一歷史性難得的機遇。 第四，運河民俗的研究，將給政府決策者治理國家提供可資借鑒的第一手材料，對現代化建設產生直接影響。古人有云：“為政之要，辨風正俗，最其上也”。（漢·應劭語），衣食住行，是人類四大生存條件，運河民俗的主體屬于“行”文化，亦即社會性交通文化。因此，它與其它交通文化一樣也有著三大屬性：一是開放性，打開各個地理上的、政治上的封閉區域；二是兼容性，將所過的地域的社會存在的合理部分不抱成見地包容進來；三是伴生性，即以交通線為生命線去拉動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各個方面。使運河民俗文化重新回到中國現代文明、世界現代文明的先進行列中去！ 來源：《濟寧師專學報》高建軍 (責任編輯：瑋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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