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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軍：還是回到汽車與城市這個話題，很多城市都崇拜立交橋，你有何評價？
楊保軍：它是以車為本，人是不會喜歡的。城市的主角是車了，于是去建立交，車堵到下一個路口，然后再建立交，就像抽鴉片似的。
香港也有車，但控制使用，通過公共交通吸引人，上下班不開車。提高公交服務水平，限制小汽車的使用，這是我們遲早要做的。
我去倫敦，印象很深，就是讓居民選擇出行，開車進城要收費，這減少了三分之一的小汽車出行。他們認為這還不夠，因為人的出行是有慣性的，像在哪里見朋友、到哪里吃飯、去哪家銀行，這些成了習慣就難以改變。在倫敦開車30分鐘可達的地方，大家就認為是方便的。這怎么辦？于是展開入戶調查，問你平時都愛去哪里，告訴你在你所在的區，步行5分鐘就有你喜歡的地方。這就改變了出行方式，步行的比例就提高了。另外，動員社會知名人士步行或使用自行車、公交，因為他們的影響大。在學校告訴孩子們，全球氣候變暖意味著什么，為什么要減少排放量。動員學生不讓家長開車送他們上學，并展開評比。讓大學生去說服教授，說能不能不開小汽車而去乘公交車。教授說他要帶的資料多，所以要開車，學生說我們幫你帶，教授就不好意思了，就不開車了。僅幾年的時間，倫敦的出行情況就有了明顯的變化。他們的汽車保有量在增長，但汽車的出行卻沒有增長。我想，我們遲早也會這樣做的。
王軍：再回到城市規劃這個專業，你都有哪些建議？
楊保軍：就是要重新回到城市規劃的本質。城市規劃是為了創造美好的生活，在這個前提下才會有正確的技術。不同的時代，賦予規劃不同的任務，但無論如何，規劃不是簡單地發展經濟。資本是敏感的、強勢的，它會忽略公平，但規劃師要講公平、要講長效。如果沒有人去考慮整體的、長遠的事情，城市就會被糟蹋了。如果歷史悠久的城市被毀于一旦，我們怎樣向后人交代？
規劃法規可約束地方變更規劃的行為，但公共參與更為重要。城市是大家的，不能只由政治精英、技術精英，或者是開發商來決定城市，不能聽不到市民的聲音。應有法定程序來規范公共參與，只有市民擁有了相當的選擇權和決定權，城市才可能搞好，因為只有他們最熱愛自己的城市。政治精英、技術精英、開發商可能一下子就走掉了，我們去論證的并不是我們生活的城市，而只有市民在那里不會離開。
(責任編輯：瑋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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