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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炒股的關系，開會時間都變短了。以前周權單位常常開一兩個小時的會，現在不到一小時就結束了，領導也急著回去看大盤。
“發靠譜的消息給領導，領導賺了錢肯定很高興，也不會虧待我。現在紀檢查得這么嚴，沒幾個人敢送禮了。推薦好股票給領導，誰也說不出什么來。” 2015年以來，每天早上，華東某省省直機關干部趙林一打開電腦，就習慣性地把QQ設為離線狀態，然后看一下股市行情。他的辦公室電話有來電顯示，如果是基層單位來的電話，他經常不接，“很多事兒沒那么著急”。 一天，趙林剛打開電腦上QQ，還沒來得及改狀態，一個基層單位的人二話不說，上來就給他發來一個大文件包，有好幾百兆。他只好接收，可是辦公室網速太慢，傳了好久都沒傳完，最后還讓他的電腦死機了。等趙林重啟電腦時，股市大盤開始迅速下跌，趙林有些郁悶，“我那只股票，晚拋了半個小時，損失了幾千塊錢。” 趙林是眾多中國黨政機構中炒股的一員。2015年以來，中國股市的大起大落，牽動著新老股民的心，其中也包括許多在黨政機關工作的公務員。不少人在工作之外，已將炒股當成賺外快的不二手段。 雖然公務員法并沒有禁止公務員炒股一說，然而，炒股一般需要在工作時間段。相對于其他的行業，公務員的職業身份較為特殊，而他們所在的黨政機關涉及政策的制定和公開，往往會對股市行情造成影響，公務員炒股的是與非，遠比其他行業的股民炒股要復雜。 “炒股已經是公開的秘密” “部委里炒股的以年輕人為主，老同志多半就是讓家人炒了。”國務院某部一位副處長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上班看股票也沒有時間，事情太多，而且經常在內部網絡里辦公，看股市還要切換到外網上，不太方便。” 據這位副處長了解，國家部委對炒股并沒有限制。但是規定，只要是干部提拔，必須申報財產事項，其中也包括股票。去年他所在的部就有幾位司長，因為財產申報的手續不合規，任命暫停，一直拖到年底才解決。“半年對司局長們的仕途，是影響很大的。”他說。 在省級機關里，公務員討論股票比較忌諱。“我們下午三點才上班，中午利用休息時間看股票完全沒問題。別人也不好管我，但我肯定不能明目張膽地看。”省直機關干部趙林發現，越往基層辦公氣氛越發活躍，“在街道辦他們會公開討論股票。” 許多黨政機構有明確規定，工作期間不能做工作以外的事情。南方周末記者通過采訪發現，為了杜絕購物、聊天等現象，許多基層單位在工作電腦上做了設置，根本無法登錄淘寶和炒股的頁面。還有單位對無線網絡實時監控，讓公務員也不敢隨便用單位的網絡炒股。 湖北省一位政府部門工作人員透露，“湖北政府部門工作有明確規定，上班時間不能炒股。之前我們單位用電腦可以查看股票信息，但是現在不行了。”山東某市發改委的主要負責人也透露：“我們明確規定不允許工作時間炒股，而且會建立個人信用檔案，對違紀的人進行相應的處分。” 許多人只能通過手機，并且使用自己的流量看股市。對于大多數公務員來說，上班通常較忙，不可能實時關注大盤走勢。有人會交給證券公司或親戚朋友按時按點跟蹤，自己打理的人，則完全要看股市行情好壞了。“股市好的時候，買來放在那里也能賺錢。”一位稅務系統公務員說，“如果遇到大盤不穩的時候，就會特別擔心。在辦公打字的時候，會忍不住瞄一下手機屏幕，想想該如何抓住逢低買、逢高賣的點。送個文件，走在路上，等電梯時，也會忙里偷閑掏出手機看看大盤。” “底層公務員，做的多是事務性工作，炒股對此類人的工作影響不大。”長三角某市政府公務員小唐覺得，“比如說，你今天要協調一個調研，明天組織一個培訓，要打電話發通知等等，炒股影響不了這些工作。” 有時候，一個單位的領導也熱衷于炒股，工作必然隨之發生變化。華東某省會城市公務員周權負責單位行政事務，有時候他問領導：下午的會是不是安排在兩點半開？領導想了想說：還是3點半開吧。原來下午3點股市才收盤。通常的情形是，3點一過，各路股神就開始到各個辦公室串門，點評當天股市行情。討論個半小時之后，大家的心情才能平復，這時去開會才最有效果。 因為股市的關系，開會時間都變短了。今年6月份，周權參加單位的半年總結會，“會開始的時候，領導就先說，具體你們做了哪些工作就別談了，你們的總結報告里，我都看到了，抓主要的問題說說。”以前周權單位常常開一兩個小時的會，現在不到一小時就結束了，領導也急著回去看大盤。 “對于公務員來說，每天處理的都是事務性工作，感覺能力在退化。所以對于蓬勃向上的股市來說，成了我們短時間內實現財富積累的絕好辦法。”周權對南方周末記者說，“而且公務員時間比較固定，上班沒有那么繁忙。無論是領導還是下屬，炒股已經是公開的秘密。” “開庭時在漲，庭審結束跌停” “我就炒了5萬塊錢，都沒管過，直接讓同事幫忙炒。”東北某市檢察院的李力群在大盤好時，想多投些錢進去。他沒有太多積蓄，便努力做丈母娘工作，但怎么也做不通。 李力群認為，這主要是因為“北方人比較求穩，不敢賭”，“你看不少地方公檢法系統辭職的很多，我們院一個都沒有。很多名校畢業的，都甘于每月賺四五千塊錢”。 相對而言，南方人炒股的膽子更大。在中國社會中，經濟越發達的地區，那里的人越注重“人”的本身，而不是注重社會屬性。“南方人更注重金錢，因為金錢能帶來生活質量，北方人則更喜歡面子、地位等社會標簽。”長三角某市政府公務員小唐覺得，“我們這里有許多家境富裕的公務員，他們對升遷、應酬等等并不真心關注。只要是下班或者周末，他們都關掉手機，專注于健身、愛好和家庭。” 省直機關干部趙林就處在富庶的江南，他發現，“領導是無人不炒。行情好的時候，我身邊百分之五六十是公開炒股，至于悶頭自己炒的，就沒法統計了。” 一些金融機構也瞅準時機，專門向公務員打開了炒股的方便之門。行情火爆時，浙江某地級市商業銀行開辦“白領通”業務，主要針對公務員和事業單位員工。“他們銀行的人，就到我們單位或者食堂門口發單子，宣稱隨借隨還，處級能借50萬，科級借30萬，利息按天算。”省直機關干部趙林說，辦卡的手續也很簡單，銀行只看收入證明，單位蓋個公章就行了。 有了這張“白領通”，電腦上鼠標一點，錢就來了，鼠標一點，錢就還了。趙林炒股相對保守，他只借銀行的錢打新股，打不到就把錢還上，但他有個同在政府機構工作的大學同學，看到同事買的股票由5塊漲到十幾塊時，也眼紅了，便借了銀行的錢炒股。“他在將近5000點的時候買入，進去就套住了，一直到現在，虧了17萬，他發誓說再也不玩了。”趙林說。 南方某地方法院法官鄭欣欣進入股市時，還是今年2月份，那時候真是買啥都能賺。到了5月份，股市上賺的錢比工資還多，當時他和朋友開玩笑說，如果股市一直這么火，辭了職就炒股票得了。那時候，鄭欣欣發現單位上大家午休或是聚會，關注點基本都在股市上，一般都是“哎，某某股不錯，值得買點”，或者是“哎，某某股后來漲到那么高，拋早了”。 然而，股市在沖到5000點時開始迅速回落，許多公務員就此被套。“這幾個月真是跌慘了，我前前后后投進去5萬多，都套牢了，本來上周五差不多都要回本了，結果這個星期又虧了。”鄭欣欣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我投入的算少的，其他人投幾十萬上百萬的都有，常常是許多法官開庭前買的股票還在大漲，當天庭審結束時發現，股票早已經跌停了。” “跌的時候我也不傷心，因為是大家都跌。如果就我一股跌，那肯定要哭的。”讓長三角公務員小唐感到慶幸的是，雖然股市大起大落，但他現在還是賺了幾千塊，“主要是中途買車，把錢提出來了，所以才躲過一劫”。 因為股市有漲也有跌，許多原來在股市上盈利的，后來變成了賠錢。趙林單位有個副處長，上半年他炒股大賺了一筆，買了輛車，“他高興得逢人就說，這個車是我賺的。后來行情差了，我們就問他，股票怎么樣。他說，哎呀，這個車還是我自己花錢買的。” “推薦好股票給領導，誰也說不出什么來” 公務員即便都熱心炒股，但中國的官場文化決定了，多數只是在見面或者休息時，隨口寒暄。除非關系很近，同事之間對于每個人投入多少錢進入股市，都是諱莫如深。 “炒股很多時候是一個交際性質的話題，和英國人談天氣差不多。”長三角公務員小唐發現，“那種泛泛的聊法、調侃性的多，玩笑性的多，真正深入探討股市的少。” 公務員炒股隊伍中，玩票性質居多，只要想炒，總會被拖進一兩個熟人建立的微信群里。北京市公務員小麗就被拉進一個老鄉群里，跟著一個清華教授炒，“清華教授智商超高，往往是今天買明天賣。后來我跟不上他的節奏，干脆放著不動了。結果現在，我買的很多股票都停牌了，沒停牌的都虧了。”小麗說。 當然，也有非常懂股票的人。李雪紅從大二時就開始炒股，一開始只是投入一兩千，后來逐漸加碼。去年她大學畢業，成為一名宣傳系統的公務員，但依然熱心炒股。隨著去年底的股市大熱，她把資金增加到了五萬。 作為一名剛工作一年的公務員，如果不包括每月一千三的住房公積金，李雪紅一年收入五萬多，而把錢放在股市她最高能獲利50%。在她看來，股票作為一種理財投資可以增加收入，“股市好的時候，有錢為什么不賺？公務員如果單純靠工資謀生，說實話有些困難。” 張樂也是一名剛畢業不久的大學生，如今他在山東某地級市政府部門工作。張樂在大學期間就開始模擬炒股，在一個“模擬大賽中”還得了第三名，獲得了600元獎金。剛開始工作時，他爸爸給了他5萬塊錢炒股。同時，張樂還幫同樣做公務員的爸爸炒，因為對股市有所研究，即便遭遇今年的股市暴跌，爸爸幾十萬的投入至今還在盈利。 張樂有各種QQ群和微信群，有人時常在里面分享一些小道信息。今年剛過“五·一”不久，一個朋友給他發來信息，讓他買某只的股票，第二天拋。“這個朋友是一個平常說話做事非常靠譜的人，一般沒有把握她不說。”張樂隨后就把這個信息透露給單位的主任，主任也買了，第二天這個股票果然漲停了，他和主任都賺了不少。 在張樂看來，“發靠譜的消息給領導，領導賺了錢肯定很高興，也不會虧待我。現在紀檢查得這么嚴，沒幾個人敢送禮了。推薦好股票給領導，誰也說不出什么來。反正不光我一個人，別的同事也會推薦給他的。” 省政府公務員趙林研究股市很深，今年美國股市行情好，領導還讓趙林幫忙開通了美股賬號。“開美股賬戶并不容易，我為此做了很多研究，還直接打電話給美國，用英語跟對方交談開戶的事宜。”趙林說。 對于公務員炒股的現象，一位接近中紀委的人士認為：“如果是工作期間炒股，是屬于工作紀律的范疇。應該由各個單位的辦公室或者記考勤的部門來要求。” 中紀委早先在通報各地糾四風情況中，常有工作紀律一項，各地也會報來諸如工作時間看淘寶、炒股、吃早餐等等情況。“后來領導便提出要求，工作紀律監督不能代替黨紀監督，不能拿這個來湊數。”上述接近中紀委的人士透露，“從今年開始就沒有工作紀律方面的通報內容了。” 但是，隨著智能手機的普及，完全禁止公務員在上班時間炒股，也變得幾無可能。“從技術層面看，炒股真的沒有辦法禁止。用手機炒股多方便，即便有人來暗訪，直接把手機調回主界面，怎么查？”在長三角公務員小唐眼里，“誰能保證自己永遠不用辦公電腦聊天、看電影、看網頁？誰敢保證電腦絕不私用呢？” 公務員的工資在社會中處于中等，他們普遍抱著和普通百姓一樣的心態進入股市。但是，由于公職在身，即便是炒股也是不能說的“秘密”。 “我如果是平頭百姓，就可以大張旗鼓地滿世界說我炒股的情況，但公務員不行，歸根結底還是‘身份’的限制。”一位參與炒股的公務員向南方周末記者坦言，“炒股雖然不是做生意，但即便危害再小，影響再小，它畢竟是一項經濟活動，除了有違反紀律之擔憂，也會給人留下工作態度不好，清正廉潔的價值取向偏離等印象，嚴重的話，在考評和升遷等問題上也會有不利影響。”
（文中采訪對象為化名） |
一場“藍色”經濟戰將打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