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重慶市決定，將把位于三峽庫區的萬州打造成擁有百萬以上人口的重慶第二大城。一個話題由此拋出：明天的萬州，在大城崛起的路上，能否探索出一條不同于主城區發展模式的新路？ 重慶籍學者、南京大學博士張瑾，曾在其出版的《權力、沖突與變革》一書中，令人耳目一新地提出：從歷史上看，重慶曾經出現過兩種大相徑庭的城市發展模式———“北碚模式”和“解放碑模式”。 萬州能否在借鑒“北碚模式”和“解放碑模式”的基礎上，創造出“萬州模式”？ 近日，本報記者輾轉于主城區與萬州區，采訪了一批對萬州歷史文化脈絡有研究的政府官員、文化學者、作家，就萬州發展模式的諸種可能性，進行了深入的探討。 如果萬州能在經濟崛起的同時，下大工夫，將其獨有的歷史文化特色予以發掘延續，響亮地提出“重慶文化雙星并耀”、“雙核共振”的口號，乃至提出文化發展與經濟發展并重的目標，可以大大提高萬州的城市知名度，避免在經濟崛起之后，其獨有的歷史人文脈絡被千城一面的洋樓復制品所消滅…… 記者 李星婷/文 張秀良/圖
萬州能否在借鑒“北碚模式”和“解放碑模式”的基礎上，創造出“萬州模式”？ 日前，重慶市決定，將把位于三峽庫區的萬州打造成擁有百萬以上人口的重慶第二大城。一個話題由此拋出：明天的萬州，在大城崛起的路上，能否探索出一條不同于主城區發展模式的新路？ 重慶籍學者、南京大學博士張瑾，曾在其出版的《權力、沖突與變革》一書中，從社會史與文化史相結合的視角，令人耳目一新地提出：從歷史上看，重慶曾經出現過兩種大相徑庭的城市發展模式———“北碚模式”和“解放碑模式”。 在21世紀初葉的今天，萬州能否在借鑒“北碚模式”和“解放碑模式”的基礎上，創造出“萬州模式”？ 近日，本報記者輾轉于主城區與萬州區，采訪了一批對萬州歷史文化脈絡有研究的政府官員、文化學者、作家，就萬州發展模式的諸種可能性，進行了深入的探討。 一種觀點認為，自重慶開埠以來，在歷史的長河中，萬州文化早已形成不同于主城區文化的地域特色，這種特色，反映在城市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果萬州能在經濟崛起的同時，下大工夫，將其獨有的歷史文化特色予以發掘延續，響亮地提出“重慶文化雙星并耀”、“雙核共振”的口號，乃至提出文化發展與經濟發展并重的目標，可以大大提高萬州的城市知名度，避免在經濟崛起之后，其獨有的歷史人文脈絡被千城一面的洋樓復制品所消滅…… 大城崛起的助推器 “應該說，早在十幾年前，國家就有了將萬州打造為繼重慶之后的第二大城市和區域性中心城市的定位和構想。”萬州區作協主席向求緯清楚地記得：1994年8月11日，時任國務院總理李鵬來萬州視察。當時向求緯在《三峽都市報》任記者，李鵬總理一邊爬上楊家街的大石梯，一邊指示：“萬州上接重慶，下聯宜昌，應該建為第二大中心城市。” 第二天，向求緯寫的關于總理指示的那條消息，便登在《三峽都市報》的頭版頭條。1997年，重慶直轄。然而，新興的直轄市百廢待興、自不暇顧。“自身很多建設都需要完善，也就顧不上萬州。”向求緯認為，若論“地利”、“人和”，萬州作為第二大城都已具備，但直到今天———把萬州建成第二大城整體要求的提出，才真正迎來了“天時”。 那么作為帶動重慶東北一“翼”發展的發動機，萬州又該以什么作為城市發展的推動力？ “首先應該是城市文化。”市規劃設計院高級工程師趙芾提出：如今，經濟是城市發展的“發動機”，文化則是城市發展的“助推器”。 “‘區域性中心城市’的定位，應是廣義的、綜合的，既指區域性經濟中心，又指區域性文化中心。”萬州區文聯主席陳志也認為，文化的繁榮和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一個城市的品位。提升城市品位，是擴大萬州影響力的必然選擇。我國的蘇州、麗江等地，正是靠著對城市歷史文化資源的保護和開發，靠著對其特色文化的弘揚和強化，擴大了城市的影響。 在三峽庫區，萬州位于重慶主城至宜昌的中點，庫區的中心。地處我國中西部的結合部，是東中部通往西部的“橋頭堡”，也是建設中的大武漢都市區和成渝都市區之間的重要節點。 “如果以萬州為圓心，以300公里為半徑，將覆蓋三峽庫區全部和鄂西、陜南、湘西和黔東北約8萬平方公里范圍，共計29個縣市。萬州是這一范圍唯一一個超過50萬人口的大城市和最重要的商業城市，具有廣闊的市場腹地和輻射區域。因此建設區域性文化中心已經具備一定的現實基礎和人文資源優勢。”陳志認為。 但如何尋找出萬州自身的城市文化特色，是目前萬州需要思考的問題。 兩種城市模式大PK 在2007年，《三峽都市報社》曾發起過一場“叩問萬州，你的魂在哪里？”的大討論。“討論持續了差不多一年，報紙開辟專欄、論壇、座談會，多方人士都參與了大討論。”陳志說，雖然爭議頗多，但保持萬州的本土的特色，是大家基本達成的共識。 趙芾認為，歷史文化資源是一個城市文化品位的重要表現，是一個城市文化個性的生動體現。那么萬州在建設第二大城市的科學規劃中，應當竭力延續城市文脈。 讓我們暫且把眼光投向離我們并不遙遠的1926年—1937年的重慶城。那十年間，重慶也正呈現出濃厚的新舊雜存的轉型特征。 重慶土生土長的南京大學博士張瑾，則在其《權力、沖突與變革》一書中，從社會史與文化史相結合的視角，提出在重慶曾經出現的兩種發展模式。 一種是由當時劉湘21軍統轄下、重慶市市長主持的頗具現代意義的市政建設。幾年之間，重慶在解放碑一帶開辟了新城區，修馬路、建公園，有了電燈電話自來水；高樓大廈拔地而起，出現了影院、劇場、咖啡室、西餐館，白日里有汽車在馬路上行駛，入夜霓虹燈閃閃爍爍。重慶也被稱為“四川最摩登”的城市，有“小上海”之稱。 然而這種竭力模仿上海、內陸“小上海”的“解放碑模式”，也被外省人批評是“都市繁榮，虛有其表”。 于此同時，重慶也衍生出另一類現代生活的“北碚模式”。這一模式由卓越的社會改革家盧作孚創造，也在相當程度上“輻射”重慶。 盧作孚在注重學習上海的城市建設與科學技術的同時，也引進江南先進的教育。因此，“北碚模式”主要從兩個方面展開，在當時的重慶頗具獨創性。一方面吸引新的經濟事業，盧作孚任總經理的民生公司，相繼投資北川鐵路、天府煤礦公司、三峽染織廠等企業。 另一方面，北碚在建設之初就創辦了圖書館、公共體育場、溫泉公園、嘉陵日報館等，以后又建立西部科學 院等社會公共事業和科學文化機構。可見盧作孚那一代知識分子的發展理念是經濟與文化并舉，實業與教育同步。 在重慶市區感覺沮喪的東北著名愛國實業家杜重遠，在北碚卻耳目一新。與表面繁華的“小上海”重慶市區相比，沒有高樓大廈的北碚街道清潔整齊，人們儉樸奮發而有公德心。以北碚為中心的地區，是“一個生產的區域，文化的區域、游覽的區域”。 萬州模式的歷史沿革 萬縣的城市建設，同樣始于上世紀20年代中后期。 史料記載：1926年，四川軍閥楊森入駐萬縣，改萬縣商埠局為萬縣市，將其軍部、省長行署設于此。萬縣在下川東的經濟、政治、文化中心地位便被確立下來，遂成為“川東門戶”。 楊森認為當時的萬縣，“入其國，田野不辟，教化不修；入其市，道涂泥濘，塵穢山積”。為適應開埠需要，于是仿歐美，規劃新城，開始大搞市政建設。城區拆遷去城垣，自東向西發展，先后新建一馬路、二馬路、三馬路等15條馬路和萬安橋、福星橋、并開辟鐘鼓樓、南津街兩處新市場，興建西山公園。 此外，楊森還將城區主要街道兩側的房屋由原先的平房改建為3—4層的樓房，楊家街口和南門口兩處寬大的石梯碼頭，也在此時建成，舊城面貌為之改觀，形成了萬縣市新的城市格局。 “萬州以前還有一些高大的穹頂、柱式建筑，但當時的西洋建筑現在只剩下鐘樓了。”趙芾說。 在90年代以前，萬州城市基本維持著以二馬路為核心，以周邊勝利路、環城路、新城路、太白路、一馬路、三馬路等為主的格局，城市面積大約10平方公里。 “碼頭上楊家街口那數百步的大石梯，寬約百米，巍峨宏偉，沿梯滿是密密麻麻地茶館、各色小攤，總是擺滿了萬州本土產的特色產品或者三峽石。來來往往的客人，無論如何都會買一點回去。”向求緯說，如今，一二三馬路都已經隨著碼頭沉沒在江水下，但記憶從未抹去。 正是有這樣的“北碚模式”的基礎，如今，萬州一些有識之士提出：能否以過去的積淀為基礎，打造不同于以往城市發展歷程的萬州新模式? 移民文化：古城萬州的一抹明艷亮色 記者 李星婷/文 張秀良/圖 文化萬州，一個可以激發人諸多想象力的概念！說到文化萬州，就不能不回溯一下星華燦爛的萬州歷史。 “吳越同舟江山固，蜀道難行多險阻。”萬州自古就是文藻之地，公元前在此聚居的巴族人民留下了燦爛的巴族文化。而自從宋玉在《高唐》、《神女》兩賦之中第一次虛構了關于巫山神女的云雨艷夢之后，李白、杜甫、黃庭堅、陸游等歷代詩人多曾游歷萬州，留下燦如繁星的篇章。 不過，隨著時代的變遷，三峽庫區文學創作，也由自然風物向著社會風貌擴展，反映著社會的發展和進步。 千年文脈未曾斷 外地人來到萬州，不能不去“太白巖”。這里，是萬州最著名的歷史文化景區。 巖石似一架屏風，東西展開，全長3公里，有“萬州第一山”之稱。樹木依巖層疊，青綠相間，整個萬州城便依這座山峰而生。相傳，李白曾在此巖筑室讀書，留下“謫仙醉乘金鳳去，大醉西巖一局棋”的千古佳話。后人便于此巖建有李白祠，故名“太白巖”。 “渡遠荊門外，來從楚國游。仍憐故鄉水，萬里送行舟。”李白曾在萬州留下這樣的詩句。“南浦尋梅雪滿樓，西山載酒云生履”、“巴童巫女竹枝歌，懊惱何人怨咽多”，或直抒胸臆、或低詠吟唱、或揮毫放歌，白居易、劉禹錫、黃庭堅等大文豪，也在萬州留下了不少千古不朽的詩詞歌賦。 “不同的視角、不同的情景、不同的心境、不同的風格，三峽總是文人騷客取之不竭的寶貴文化資源。”重慶三峽學院三峽文化研究所所長程地宇說，進人二十世紀，郭沫若、劉白羽等著名詩人，也分別以現代詩歌或散文的方式來言說長江三峽的無窮風光。 然無論以何種方式，都難以窮盡長江三峽的風流與風光。《萬州·文化志》記載：僅以長江三峽之中的第一峽來作為創作對象的諸多國畫為例，就出現了《瞿塘峽》、《夔門風雨》、《瞿塘夕照》這樣一些蜚聲國內外的山水之作，以及《烏江晨霧》與《大寧河剪刀峽之晨》這樣的潑墨渲染的山水之作。 梳理萬州文化，不能不說說“自成一統”的萬州的文學藝術。 萬州區文聯主席陳志告訴本報記者：近代萬州文學大致經歷過五個重大時期。第一時期為1905年前后，也就是晚清至民國之初，由于下川東政治、經濟、文化中心逐漸移至萬州縣，萬州文化也開始呈現繁榮。 1920年-1930年代，那時的萬縣開始建立個體私營書店，出版木版印刷品，無聲電影和有聲電影也依次在萬縣放映。而“五四”前后的新文化運動，在萬州的文學、藝術領域，也有明顯地影響。1926年“九五”慘案后，萬縣文藝界也廣泛作劇作畫揭露英帝罪行，文化藝術步入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時期。 解放后，五六十年代，萬州文化再次進入一個蓬勃發展的時期。全國知名的萬州詩人何其芳，其所作新體詩《生活是多么廣闊》，曾激勵了一代人。而解放前，因為商賈云集，經濟繁榮，萬州戲曲曲藝活動也日益活躍。在1920年，京劇開始傳入萬縣，開創四川省京劇演出之始。湖北“福順班”、許多川劇名角、上海的“角兒”潘鼎新等，都先后來萬州發展，亦多次云集萬州演出。抗戰結束后，很多都留在了大后方。 “所以直到今天，萬州有三峽歌舞團、川劇團、曲藝團、京劇團、藝術館等五大專業文藝團體。一個區縣擁有如此完整的文藝團體體系，是很少見的。”《移民金大花》的編劇劉國偉說。 萬州文學的黃埔軍校 1980年代，萬州文學在經歷文革的沉寂之后，又開始野火燒不盡的蔓延之勢，各種大型文學活動頻繁。 “當時的四川省萬州區轄九縣一市，有一大批文學青年滿懷對文學的熱愛。但各縣之間因為地理偏僻、交通不便，對外界信息、寫作技巧都缺乏了解。大家深感加強聯系溝通的必要。”向求緯說，經多方籌集，1982年，大家在開縣仙女洞舉行了一次長達40天的溫泉筆會，堪稱萬州文學界的“黃埔軍校”。 那一次，梁平、城口、云陽、巫山……萬縣區下轄的各縣文化局都推薦了學員前來學習。李一痕、楊禾、殷白……《四川文學》、《青年作家》、《甘肅文學》等國內各大知名文學雜志主編也被相繼請來，為當年那些熱情洋溢的青年做文學講解、培訓。 課間互相討論交流，黃昏的時候去河邊、林間漫步，與當地民眾聯歡、載歌載舞……“當年我為溫泉寫了一首詩，并譜了曲，至今是該風景區表演的保留節目。”向求緯說，那是讓很多人都難以忘懷的一段美好歲月。而那一時期的施榮良、熊建成、柏銘久等學員，后來都成為萬州文學界的中堅力量和人才基礎。 那以后，萬州文學界便常常舉行筆會、采風、征文評獎等活動。“大家常常在月色的沙灘下，聽濤聲拍岸，一起暢聊構想。”作家歐陽玉澄說，直到現在，萬州文學界依然保留著茶會、聚會等傳統，每當自己或者別人有什么構思，也會拿出來討論，大家提想法。 1979年，萬縣地區創辦《三峽文藝》，更是為新人新作的涌現提供了創作園地。此后，1985年，三峽小說創作研究會在萬縣市成立；1986年，萬州相繼成立文聯、作協。1987年，成立三峽青年詩歌創作研究會、三峽散文詩作研究會、三峽文藝評論學會。“白帝詩會”、“下川東鄉土文學探討會” 等文學研討會也相繼舉行。 正是在這種創作氛圍下，李喬亞、冉小光、何佳等一大批優秀作者紛紛涌現。《喊峽謠》、《魂祭七曜山》、《下川東游擊隊傳奇》、《南浦恨》、《萬縣野碼頭》等以三峽為題材的長短篇小說，以及詩集、散文，都相繼問世。重慶作協主席黃濟人曾這樣評價繁榮的萬州文學：“萬州文學創作是重慶一股不可或缺的生力軍。” 曾在城口工作近十年的向求緯在談到自己的文學創作時，這樣認為：“如果說大巴山給了我創作的堅實土壤，而峽江給了我創作靈感的源泉”。這批生長于三峽的作家們，他們的創作，因為始終植根于三峽這塊沃土而豐饒。 移民文化大氣磅礴 “事實上，船工生活、自然風光不過是三峽庫區文學所要觀照的主體之一，90年代后，在移民潮涌之下的 移民們，與船工們擁有著同樣艱辛與豪爽的人生。”萬州區委黨校副校長鄔云峰提出，有著許多極富人性而又鮮為人知的感人故事的移民們，需要更多的述說，也逐漸成為三峽文學關照的主體。 據萬州城市規劃師萬放對本報記者介紹：20世紀初，萬縣開始跨河沿長江發展，但主要在長江北岸。共和國建立時城市建成區不足4平方公里。上世紀70年代末，人口也只有20多萬；但1993年后，特別是三峽百萬大移民的短短十多年間，萬州老城全部淹沒，新城面貌日新月異，水陸空交通四通八達，重慶第二大城市格局基本形成。 “正是兩次大的移民浪潮，把萬州城區面積擴大了數倍。”鄔云峰也提出，萬州有80%是城市移民，萬州現在的天城、五橋、龍寶新城區中的居民，絕大多數都是從巫山、巫溪、城口等庫區縣，和湖北利川、四川達州市等組成的“新移民”。 三峽移民，“移”出重慶第二大城市的同時，也“移”出了一座移民文化之城。隨著庫區及周邊地區“新移民”的涌入，三峽文化、土家文化、巴蜀文化、荊楚文化等，都開始集聚到這座城市里來，豐富著萬州的城市文化內涵。萬州，因此成為三峽移民文化最集中、特色最突出的一座城市。 “竹琴、巫舞、彩船、花燈、連簫、金錢板、花鼓等品種十分豐富。”鄔云峰說，因為移民眾多，萬州各種非物質歷史文化遺產、民間藝術也種類繁多。 而在萬州如今的城市建設中，先后建成的高筍塘商業廣場、龍都廣場、心連心廣場、三峽移民廣場等城市大型廣場，已經成為移民文化集中展示的平臺。每天早、晚，以移民為主體的數以萬計的萬州市民，在這些廣場上演唱《三峽夢》、《三峽小雨》、《三峽我的家》等萬州人創作的三峽移民歌曲，跳起移民舞蹈。 在這種時代背景下，萬州文學也有了相應的轉變。 破舊的方桌、餐具、茶杯、蒸籠。初春的早晨，美麗的雙河古鎮浸染在晨曦的微光中。有人挑著擔子匆匆走過小茶鋪里，金大花坐在灶前生火……由萬州走向全國、并獲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的《移民金大花》，正是將感動世界的三峽移民故事，搬上了舞臺，謳歌了舍小家為國家的三峽移民精神。 該劇創作者劉國偉坦言自己一開始并沒有找到創作方向。直到有一天，他偶然在碼頭一家餐館吃面，老板娘是個寡婦，是即將搬遷的移民，來來往往的吃面的人大多也是移民。 “老板娘講了很多不愿搬走的苦楚，和自己的矛盾心情。”聽了老板娘的故事，劉國偉深受觸動。此后三天，他一直呆在餐館里，主動掏錢請來往的人吃面，唯一的要求就是請他們講自己的經歷和感受。劉國偉后來又陸續到巫山、云陽等移民鄉鎮去采風，聽到更多移民的故事，了解了更多移民干部的辛酸。 迄今為止，《移民金大花》演出220場，收獲了220場眼淚，場場爆滿、場場感動。“其主創人員和演員大都來自三峽庫區腹心的萬州區，演員本身就是移民，更能體會移民的酸甜苦辣，因此帶有火辣辣的生活氣息，情真意切，質樸感人。”陳志認為，將歷史的演變通過個人的遭遇反映出來，這種立足于人生哲思的高度，來對移民大潮進行獨立的藝術表達，是三峽移民文化崛起的標志性事件之一。 (責任編輯：白雪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