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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華鎣市華鎣山廣場旁的居民住宅群樓，在夕陽、綠樹的映襯下顯得格外美麗迷人。
在江蘇高淳，中國第一個“國際慢城”，人們可以在油菜花地里愜意地騎自行車。
走中國特色城鎮化道路，積極穩妥推進城鎮化進程，需要堅持科學發展觀，避免國外所謂A模式的高耗性和B模式的消極性，實現質量與效益兼得，促進城鎮化健康發展。 城鎮化對一個民族、一個國家而言，實際上只有一次機會，因為隨著城鎮化進程的結束，城鎮和重大基礎設施布局一旦確定后，就很難再改變。聯合國的一份報告指出，雖然城市面積只占全世界土地總面積的2%，卻消耗著全球75%的資源，并產生了更大比率的廢棄物。正因如此，曾任聯合國助理秘書長的沃利·恩道曾經感嘆：城市化極可能是無可比擬的未來光明前景之所在，也可能是前所未有的災難之兇兆。所以，未來會怎樣，取決于我們當今的所作所為。 高耗之A與消極之B 美國地球政策研究所所長、生態經濟學家萊斯特·R·布朗認為，城鎮化和經濟發展的模式可分為兩種：一種叫A模式，另一種為B模式。前者是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的發展模式，其主要特征為：城市低密度蔓延、私人轎車為主導的機動化、化石燃料為基礎、一次性產品泛濫等。其結果是：美國以占世界5%的人口卻消費了1/3以上的世界能源。A模式無疑是造成現在地球“三高”，即高油價、高排放和高糧價的主因之一。 于是，法國學者塞奇·拉脫謝爾等人提出了所謂“反增長計劃”。該理論認為：為增長而增長對生物圈承受極限造成了極大的壓力，因而是不可持續的，生態危機尤其是溫室效應的持續惡化，使得反增長對縮減我們的經濟規模而言是必要的，也是值得的。因此，其目標應該是用一種非增長的社會來代替目前增長的社會。其基本措施包括：將物質生產規�；謴偷�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水平；農業生產小規�；�；減少能源消費等內容。他們反復強調：只要在社會與環境生命支持系統保持平衡的情況下，減少資產、人口及不必要的包袱，人類社會就可以在轉折和衰退的過程中保持“繁榮”。 而厄爾·庫克在《人類、資源與社會》一書中預言，人類社會將分三步“退回低能量狀態”：第一步是保護階段，通過減少浪費和奢侈，提高交通運輸工具和建筑物的有效利用；第二步是關閉部分工廠，減少服務項目，從煤中提煉甲醇燃料代替傳統燃料，藥品和酒精的大量使用等；第三步的特征是大多數的工人回到農場，出生率下降等等。這就是所謂的B模式。 發展中國家往往難以抵御A模式的誘惑。20世紀90年代初，西方國家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為拉美國家提供了一攬子經濟改革援助計劃。他們按照A模式思路，推行了以放松政府管制、加快大城市發展、削減社會開支、推行私營化等為主要內容的所謂“華盛頓共識”。但結果是，僅僅10多年的實踐之后，原本繁榮的拉美經濟體數次面臨崩潰。 “反增長計劃”與B模式思路同樣不可行。其一，它們并未觸及如何糾正資本貪婪的欲望，無疑會使富國與窮國、富人與窮人之間發生更嚴重的發展不平等、社會保障在經濟上失去可能性、高素質勞動力災難性地減少等，從而進一步加劇經濟危機，因為日益深化的不平等的根源在于資本無休止的逐利。其二，它們要求經濟巨頭們放棄導致其長期致富的傳統壟斷能源產業和生產方式，無疑是緣木求魚。而跨國企業對發展中國家原材料、能源等資源的剝奪和污染物轉移，還會加劇后者的政治危機和社會動蕩。其三，它們讓發展中國家減緩經濟增長來承擔發達國家在前幾個世紀工業化過程中排放的二氧化碳和污染物所致的今日發展高成本，不僅不公平，還會造成后者深陷貧困，并加劇社會危機。 也就是說，上述幾種模式都將無法扭轉資本無休止的逐利性對生態環境的破壞：首先，資本的本質屬性及其運動將盡可能地占有作為生產資料的自然資源，想方設法地掠奪這些生態資源直至其枯竭。其次，它會全力以赴地擴大生產規模。始于美國的次貸危機蔓延，便是最好的注解。再次，它會盡可能地提高勞動生產率和資源占有率，并自由流向那些獲利更多或資本更豐富的區域。最后，更為重要的是基于資本運動規律的社會必然會加劇“適者生存”式的惡性競爭。 正如英國劍橋大學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張夏準博士在《富國陷阱：發達國家為何踢開“梯子”》一書中所描述的那樣：遵循A模式而暴富的當今發達國家，必然會以地球資源和能源短缺為借口，試圖踢開那張使發展中國家爬到頂端（即發達繁榮）的“梯子”。即以A模式為樣板來推行政策和制度，并向發展中國家介紹所謂的“好政策、好制度”（即B模式），以此來阻止發展中國家的發展。事實上，以資本運動主導的全球化促使了幾乎所有戰略性資源、能源和糧食價格的飛漲，這比B模式更為有效地踢開了這張“梯子”，而不少發展中國家的人民還以為是由于能源與資源供給的不可持續性而導致“梯子”自己斷裂。 顯而易見，地球上的國家，尤其是發展中的大國如果按照A模式發展，無論是糧食、能源、生態環境還是交通狀況，都將是不可持續的。而B模式或“反增長計劃”的根本點在于，采取消極的城鎮化、機動化和工業化來取消對資本運動的一切限制，以資本選擇來替代民主運動。簡言之，即讓發展中國家減緩發展速度來補償A模式所造成的資源枯竭和大氣污染，為西方發達國家地位的鞏固和強化作陪襯；讓低收入階層對自己的處境“安貧樂道”，為支撐富裕階層的奢華生活而作出犧牲，最終達到使“資本民主”在發展中國家暢通無阻的目的。 C模式思維體現統籌兼顧 雖然C模式并無先例可援，但通過總結A模式的歷史教訓和判斷B模式的現實缺陷，可為我們提供初步的思維框架。 首先，C模式必須立足于提高民眾的生活質量，促進社會和諧而不是資本的逐利，使其成為社會生產活動的根本目標和動力機制。這意味著無論是經濟生產的組織，還是社會財富的分配，都將采用一種更傾向于以人為本與代際公平的新策略。各種炫耀性消費、一次性消費、過度消費被適度消費所取代，充斥于當代社會的消費主義文化逐漸被傳統的節儉適用美德所導引制約。“消而不竭”的資源利用新社會契約將逐步均衡“買斷賣斷”的傳統市場交易模式的缺陷。貫穿于生產和消費者之間的生產、消費、回收、翻新、提倡再利用的循環經濟真正確立。 第二，生態社會和經濟可持續性將最終取代單一的經濟發展，成為各級政府首要的政策目標。也就是說，在城鎮化的進程中，應充分保護物種多樣性、傳統農業耕作方式、自然地形風貌、歷史社區特色、文化遺產等具有正外部性的不可再生資源與優秀的傳統文化和經濟模式�，F代的生態文明意識將伴隨“天人合一”的原始生態觀而廣泛覺醒和創新。 第三，經濟增長的推動力從傳統的消費、出口和投資轉向符合生態文明的綠色消費、內需為主和對可再生能源、循環經濟、生態修復和環境保護的投資為主。只有使單位國內生產總值的“含能量”與“含資源量”持續下降，并由此產生強大的“綠色競爭力”，才有可能戰勝和超越A、B兩種模式。 第四，土地作為生態環境的“底板”，需要在人類的自身需求與維護生物多樣性之間進行公平的分配。對自然界的一切生物和人類社會而言，土地分配的公平與否，不僅意味著資源的占有，而且也涉及生存空間的公平。作為“財富之母”的土地也必然應該是“公平之母”。 第五，可再生能源應用與建筑一體化將引發建筑革命。隨著社會的進化，建筑將占全部能耗和排放污染物、溫室氣體的50%以上。從家庭的載體——住宅，到最大的人工構筑物——城市，一切建筑都應遵循與自然共生、社會和諧、對生態環境最小干擾的原則進行規劃、設計、建造、運行和更新。建筑與它們所組成的城市將充分利用各種可再生能源，循環利用短缺的資源。能源消費主體與生產場所“合二為一”的“分布式能源系統”將與傳統的集中式能源供給系統展開競爭。在此基礎上，真正意義的城市甚至“零排放”社會將蔚然成風。 第六，伴隨著城鎮化的深入推進，逐步實現出口導向型發展戰略向內需消費和服務外包相結合的模式轉變。資源、能源和初級產品的出口本質上是一種國家利益和權利的讓渡方式�；谌招略庐愋畔⒏锩�“全球服務”應當比“世界工廠”更適應中國的資源稟賦。在此基礎上，結合生態農業和柔性生產體系的勃興，倡導農產品、農副產品和大宗基本商品供求關系的就近均衡，從而有效節約運輸能耗。 由此可見，C模式是在堅持發展的前提下，既充分利用市場機制的高效，又能低成本地補償其負面影響的新型城鎮化模式。這種對A、B模式摒棄和超越的新模式，是一場經濟、政治、社會等諸領域的深刻革命。 C模式在中國實施具備一些有利條件：其一，“天人合一”的原始生態和傳統文化價值觀。有國外研究表明，東方民族的人文背景與西方人有明確區別。西方人往往只將注意力集中在某個主題上，而東方人則更注重背景和環境。這種視野的綜合性自然會導致“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追求和以利他的方式來處理人與人、人與自然的沖突。這也是為什么在A模式全球流行的今天，中國主動提出“生態文明”，以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方式來進行中國的城鎮化和工業化之文化成因。 其二，無自身利益的政黨與國家治理結構。有西方政治家認為，如果世界上真正發生新能源革命的話，發起國很可能是迅速發展的中國，因為在大多數西方國家，無論是掌握決策權的議會還是擁有執行權的政府，都很難擺脫利益財團的控制。而在中國執政的共產黨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作為思考問題和開展工作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正是這種“超然”地位，因而有能力真正肩負起發動和推進新能源革命和城鎮發展模式的轉型。 其三，特殊的土地公有制使得資本對自然資源的掠奪在中國尚未形成堅實的基礎。 不過，C模式必須是動態、開放的發展模式，必須善于吸收世界其他民族生態文明的成果形式，并不斷地自我更新與優化。 讓生態文明與其他文明和諧發展 今后15至20年是我國城鎮化持續發展時期。正確選擇通向生態文明和其他文明和諧發展的路徑，是C模式最終能否實踐的關鍵。 首先，堅持與完善現有城鄉土地公有制，強化城鄉規劃調控，為有序城鎮化鋪設軌道。我國是以占全球7%的耕地來支撐占全世界21%人口的城鎮化，這意味著在城鎮化快速發展時期，絕對不能低估資本對土地資源掠奪的強大能力，必須十分注重耕地的保護與節約，一以貫之地落實“緊湊”和“多樣性”的城鎮建設方針。 其次，以生態文明建設為指針，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促進城鄉差異化協調發展。發展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的農業是我國農業現代化的必由之路。我們應保存與弘揚農村優秀傳統建筑和文化、自然生態的耕作模式、潔凈水與土壤、優美的自然景觀等資源，為城鄉的可持續發展奠定基礎。 再次，規避經濟全球化之弊，推進新型工業化，構筑健康城鎮化新動力。在經濟全球化的驅動下，城市之間對人才、資金、技術的爭奪日趨激烈。在這種形勢下，發展中國家的城市有被國家邊緣化之虞。我們需要立足于以人為本和環境立市，著眼于加快以人力資本與信息技術相結合的新型工業化發展，構成城鎮化的新動力。具體而言，需要加大科技投入，大規模引進國外科技創新梯隊和留學科技人員，并給予優厚待遇和良好生活工作環境，為奠定新一輪國家創新能力的勃興創造條件。 第四，多方位推進可再生能源應用，積極推進綠色建筑和低碳城市建設，提升城市以及國家競爭力。在建筑層次上，全面推廣綠色建筑（具有節能、節水、節材、節地等功能，建筑全生命周期循環利用，室內環保性能優異的建筑）；在社區層次上，強調社區生態文明和特色魅力再創；在城市基礎設施層次上，推進可步行街道、綠色交通等；在城市（鎮）層次上，實踐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倡導生態城（鎮）；在區域層次上，通過生態城市聯盟和有效的區域規劃管制促使生態環境共保、資源共享、綠色發展動力共構和基礎設施共建，促使各類人工構筑物和生產、消費活動最大限度地節約資源和減少污染物排放，最大限度地與可再生能源的利用相結合，最終促進低碳城市和區域的蓬勃發展。 第五，保護和開發利用歷史文化與自然遺產。中國的秀麗山川、城市與村鎮存在著大量歷史文化遺存，這些不僅是造就城鎮和區域特色的主要載體，更是城鄉可持續發展的寶貴資產。在城鎮化大潮中，應提高全民意識，修復和保護好此類不斷增值的高等資源，將使我們的子孫永續利用這些綠色資源。 第六，從合理分配城市空間資源入手，強化交通需求管理，促進城鎮化和機動化和諧發展。機動化對于有序城鎮化歷來都是“雙刃劍”。應充分發揮城市規劃分配交通資源的作用，優先發展公共交通，繼續發揮“自行車王國”的優勢，構筑具有機動化能力的綠色交通體系。 第七，積極應對日趨嚴重的水危機。在我國，水資源的空間分布不均以及水污染日益加劇，成為健康城鎮化的一大障礙。當務之急是要在城鎮治水、供水策略的選擇上，減少對“大截、大排、大調”工程治理的依賴，倡導從開發—排放的單向利用轉向循環利用，從單項治理轉向水生態的整體優化，從簡單對洪水截排轉向與洪水和諧相處，從過度依賴遠距離調水解決城市供水需求轉向就地循環再利用。 第八，踐行科學發展觀和有序城鎮化必須立足于區域整體來統籌資源利用、環境保護、產業布局和重大項目建設。其基本手段是將原先囿于城市內部的規劃調控，擴展覆蓋到城市群涉及的區域，應進行對環境資源影響最大的人工構筑物——城市和城鎮群，才能以最小的生態環境影響來獲取最大的城鎮化收益。中國規劃網北京4月30日電 (責任編輯：白雪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