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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煩惱與幸福 當下，廣東正處于幸福與煩惱交織的過渡期。
2008年開始的金融危機，逼使廣東率先轉型，在過去五年中廣東選擇了騰籠換鳥、雙轉移、大部制改革、社會管理改革等一系列轉型發展方式，目的就是要尋找一條通往幸福的大道。之于整個中國，廣東更多地扮演著探路者的角色。2010年，《小康》報道廣東，主題定為“廣東政改探路”；兩年后，再次將視線投向廣東，我們看到“廣東殺出血路”。
廣東省第十一次黨代會期間，《小康》記者專程奔赴廣東，在對三十余位黨代表、官員、學者、專家、政情觀察者進行深度采訪后，了解到提出“幸福廣東”的目標，是因為廣東現在正面臨著“成長的煩惱”，諸如區域失衡、環境透支、土地告急等等。廣東“成長中”最大的“煩惱”可以歸結于一句話——30多年的傳統發展模式已經走到了極致。
最終廣東選擇通往“幸福”的路徑被旗幟鮮明地標注為——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
在與深圳市市長許勤、佛山市市長劉悅倫、韶關市市長艾學峰、湛江市市長王中丙和汕尾市委書記鄭雁雄進行對話后，“幸福廣東”的實施路徑愈加清晰：它允許腳步放緩，但絕不容許停滯不前，因為它骨子里依然存有“殺出一條血路”的精神和“勇當排頭兵”的追求；它拒絕“饑不擇食”，呼喚“科學發展”，因為它相信機遇絕不會從自己手中溜走。
在當下和未來很長一段時間里，在廣東，沒有什么比幸福更重要。但是別忘了，“幸福廣東”前面還有個動詞—它的名字叫“建設”；“建設幸福廣東”之前，還有一個“條件”—“加快轉型升級”。
廣東突圍
在轉型期的艱難時光中，廣東經濟、社會、行政三大轉型同時出擊。從“解放思想”到走向“幸福廣東”，廣東黨代會上僅用1000多字濃縮過去5年的經歷，而其間曲折起伏，廣東殺開血路的過程仍給人諸多啟迪
“幸福廣東”這個詞，在去年初召開的廣東省委十屆八次全會上，被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汪洋提出來后，又在今年5月召開的廣東省第十一次黨代會上顯示出極其強大的活力與生命力，黨代會報告中25次提及“幸福廣東”，有評論認為這是“更深層次的政府轉型境界”。
提出“幸福廣東”的目標，是因為廣東現在有很多“麻煩”，區域失衡、環境透支、土地告急、人口超負、資源短缺……廣東“成長中”最大的“煩惱”可以歸結于一句話——30多年的傳統發展模式已經走到了極致。
《小康》記者在采訪廣東多名政界人士、政府智囊及時局觀察者之后了解到，汪洋在2007年12月到任廣東之前，就對廣東進行了大量、全方位的了解，他認為廣東當時面臨的最棘手問題是產業轉型升級的難題，于是在吹響廣東新一輪思想大解放號角之后，很快把廣東推進了加快經濟轉型的新時期。
然而，汪洋并沒有意識到廣東會有那么多的“大麻煩”，直到2008年，一場始于次貸問題的美國金融危機開始波及全球，中國經濟外向依存度最高的廣東省首先被卷入國際金融危機的“風暴眼”，突如其來的風暴，對廣東的沖擊比想象中更加殘酷。如此困境，廣東的官員們沒有想到，汪洋也沒有想到。
廣東面臨的轉型難題次第展現，在安徽、重慶均有過主政經歷，并在國家發改委、國務院擔任過要職的汪洋，在治粵五年的路徑選擇上屢有變化，在民間稱為“三大改革”全面鋪開之后，最終廣東選擇通往“幸福”的路徑被旗幟鮮明地標注為——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
這是1992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確立以來，南方再次做出最強有力的回答！
2008
煩惱中的“雙轉移”路徑
“如果東莞今天不積極調整產業結構，明天就要被產業結構所調整。”2008年3月底，汪洋在東莞，說出了這句日后讓許多廣東官員反復“咀嚼回味”的話。當時，很多基層官員并未意識到這句話的分量和這句話背后的形勢。
汪洋那次對勞動密集型企業比較集中的東莞進行調研，現在也被當地官員解讀為“雙轉移”政策醞釀實施的一個關鍵“節點”。“所有這一切，都為后來制定‘雙轉移’戰略文件埋下了伏筆。”廣東省政府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汪一洋對《小康》記者說。
汪一洋是“雙轉移”文件起草組的具體負責人，他口中的“所有這一切”其實可以追溯到2007年12月11日至13日，汪洋履新廣東后的首次調研。在欠發達的清遠市，汪洋看到很多貧困人口沒有工作，便產生了人口、產業“雙轉移”的初步想法，他要求“珠江三角洲發達地區要認真幫扶欠發達地區，切實解決好珠江三角洲勞動密集型產業向山區轉移發展等問題”，并鼓勵山區企業做大做強，為解決貧困地區勞動力轉移就業做出更大貢獻。
“這樣雙向的轉移，既可實現就業，又可實現產業轉型升級。很快，我們就按照汪洋書記提出的要求起草了文件。”汪一洋回憶說，“當時著眼于縮小區域差距，后來發現‘雙轉移’對轉型升級有很大幫助，實現了產業結構升級、城鄉區域協調、勞動力素質提高‘一石三鳥’的目標。”
30年前以“殺出一條血路”的氣魄走在中國改革開放最前沿的廣東正面臨著越來越大的發展壓力，外源型經濟特征逐步顯現，自主創新不足、在國際產業分工中處于中低端位置，“人口紅利”效應遞減、產業工人隊伍素質提升緩慢，經濟全球化中的金融風險日益增大，都是廣東面臨的“成長煩惱”。
一場關系廣東經濟轉型的“標志性動作”——“雙轉移”的大幕漸漸拉開。
2008年3月，東莞借“解放思想”之機，將醞釀多年的區劃調整重新燃至沸點，然而不久后，這件事還是在“雙轉移”的洪潮中漸趨平淡，后來有報道說，汪洋在東莞調研期間，和時任東莞市委書記劉志庚一起散步時對他說，“區劃調整的事情可以先放一放”。
言外之意，“雙轉移”才是一件“等”不起，更不能“放”的大事情。
在距離東莞僅一個小時車程的廣州，汪一洋正和從省勞動保障廳、經貿委、外經貿廳等單位抽調出來的幾位同志一起，加緊“寫材料”。這是在全國兩會開始前，時任廣東省省長黃華華布置下來的任務。在前期調研基礎上起草的“雙轉移”決定初稿的框架、內容都得到了好評，黃華華從北京開會回來后只提出：要加大推進“雙轉移”的吸引力、壓力和支持力。
到了2008年4月，“到2012年珠三角地區人均GDP增長率要高于GDP增長率2個百分點左右”的考核目標等加大吸引力、壓力和支持力的想法已經落到了紙面上，但這份“看起來很美”的“雙轉移”文件，汪洋卻并不急于實施。
汪洋的擔心，來自于文件的“可操作性”，于是，接下來的一個月內，廣東省的省直相關部門又制定了《廣東省產業轉移工業園發展資金使用管理辦法》《廣東省產業轉移競爭性扶持資金績效管理暫行辦法》等八大配套文件。
一切準備就緒后，2008年5月24日，廣東省委、省政府發布《關于推進產業轉移和勞動力轉移的決定》，八個配套文件也同時下發。
然而，被定義為“解放思想學習討論活動第一個重要成果”的“雙轉移”，卻從誕生之日起就伴隨著爭議與質疑。
2009
“冬泳”遭遇阻力
2007年12月，剛到任的省委書記汪洋告誡廣東的干部，“必須認識到，再不解放思想，銳意進取，用改革創新來解決這些問題，廣東排頭兵的位置將難以自保，全面實現小康的目標將難以實現。”在25日的廣東省委十屆二次全會結束之后，廣東隨即成立了全省“解放思想學習討論活動領導小組”，汪洋親自任組長。
中央黨校教授、著名的黨史理論研究專家陳雪薇一直密切關注著“汪洋粵政”，這位曾給汪洋講過課的教授認為，解放思想大討論“做得很出色”。她還注意到，2010年9月，汪洋在一次講話中提到，“個別地區對推動轉型發展的緊迫性在減弱，甚至出現了舊體制‘復歸’的苗頭，‘不愿轉’、‘不能轉’、‘不會轉’的問題還不同程度存在。”
在陳雪薇看來，汪洋是經過調查后，才首先在廣東干部中“統一思想”的，經過“解放思想”大討論，廣東官員們的思想至少統一了85%。原廣州市委書記張廣寧在這次廣東黨代會期間曾袒露自己當時的心態，“我當時還想，廣東、廣州的發展挺好的，很多工作走在了全國前面，覺得還不錯了。”他笑著說，“但是汪書記說，要用世界眼光、國際視野來看這些問題，要與香港、新加坡、首爾等國際先進城市比，這樣一比，馬上看出了廣州的差距。”
很多官員都有類似張廣寧一樣的心路歷程，從不解到理解。盡管如此，“雙轉移”仍遭遇阻力。在解放思想學習討論中，東莞是汪洋的聯系點，而東莞，也成為日后“雙轉移”推動阻力“相當大”的地方。
廣東人普遍講究的是“落袋為安”，有人想不通，日子過得挺好，為什么要“轉移”呢？只要有錢賺，何必跟著“瞎折騰”；還有人擔心，有著“世界工廠”之稱的東莞，一旦把企業轉移出去，會不會形成產業空心化？即便要轉移，也要看準時機和地點，選擇好轉移的方式；東莞還一度傳出“提高房屋租金促使低素質勞動者回鄉創業”的說法，引發了一些企業和部分外來人口的不滿……
一個更為直接的表現是，在直接對口東莞企業轉移的韶關，真正來自于東莞的企業卻并不是很多，東莞市政府層面雖然支持對口轉移的決心很大，但到了鎮一級就會遭遇阻力，村一級更是“堅決不轉”，一方面，村鎮擔心舊企業走了，新企業不進來，“沒錢賺”，便不愿企業離開；另一方面，企業也并不積極。
東莞之外，廣州、深圳、珠海、佛山、中山等“產業轉出地”，也都或多或少地遇到了一些“麻煩”，有的是企業不積極，有的是官員不想動。
“雙轉移”的爭論持續數月之后，2008年下半年，一場影響全球的金融危機波及中國，在其他省份還沒有感受到“寒意”的時候，傳統加工制造業比較集中的廣東已遭到嚴重沖擊，許多小企業還沒進入“嚴冬”便紛紛倒閉，大量失業農民工提前返鄉。
廣東的“雙轉移”面臨更大的考驗。
除了來自“下面”的阻力外，還有來自“上面”的壓力。2008年12月初，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把中央的經濟方針清楚明晰地概括為“擴內需、保增長、調結構、惠民生”。
按照中央的政策精神，“保增長”要放在第一位，“調結構”則是長期任務。此時此刻，作為中國經濟的“帶頭大哥”，廣東省是要堅決貫徹中央精神，“調結構”讓位于“保增長”，還是要繼續在爭議中推進“雙轉移”呢？
此前，汪洋在出席廣東省特區工作會議時說，“我也想了，廣東改革開放30年，走的是自己的路，讓別人議論去吧。現在仍是這樣，走我們自己的路，科學發展的路；不管別人怎么說，雙轉移要堅決，騰籠換鳥要堅決；千萬不要因為要保增長，不管什么都繼續上。”
據一位接近廣東省委省政府決策層的知情人士透露，金融危機寒潮襲來后，廣東高層仍然對執行“雙轉移”的意志堅決，因為在他們看來，中央精神是對于全國而言的，而廣東省經濟規模大、增速高，特殊的省情決定了廣東必須把“調結構”放在首位。而汪洋也認為，金融危機讓市場的倒逼機制發揮作用，企業是在市場里面生存的，市場逼得企業沒有了銷路和訂單，企業就必須要轉型升級，所以金融危機反而是廣東經濟轉型的最好時機。
“廣東寧愿速度慢一點，也要忍住陣痛，后來廣東堅持轉型的做法實際上得到了中央的支持。”上述知情人士說。2008年11月，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廣東調研時特意給珠三角打氣、加油和鼓勁，在看到一些工廠開始嘗試自主創新，有了自己的品牌和核心技術后，強調要“支持中小企業實行產業轉型和結構優化升級”。
中央釋放的更加鮮明的“支持”信號是，2008年12月，國務院批準實施《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指出要加快發展先進制造業、構建現代產業體系、走新型工業化道路。這些內容與廣東實施的“雙轉移”思路十分吻合。
而彼時，最讓廣東高層官員“得意”的是“別人過不了冬，而我們卻在冬泳”，如此，“整個市場便都是我們的”。
2010
“不允許不改革”
57歲的汪洋，雙鬢已經斑白。無論是在北京的全國兩會上，還是在廣東的第十一次黨代會上，都會有數不清的鏡頭對準他，只要他稍有“動作”，會場內便瞬間響起一陣“咔嚓”聲。
無論會上、會下，和廣東省的官員、智囊、專家、學者，甚至媒體記者們談及他們的這位當家人，大家幾乎一致的感覺就是“與人為善”和“開放開明”。
2012年5月9日下午，廣東省第十一次黨代會，廣州市委書記萬慶良談及學習報告后的體會時說，“這五年的實踐我們深深地感到省委決策科學，統領有力；汪書記火眼金睛，統籌先機，見微知著，舉重若輕，長袖善舞，出招指路，致使廣東人民致富。”聽到這里，坐在一旁的汪洋笑著說，“說得我都不好意思了。”隨后，黨代表們用持續了較長時間的熱烈掌聲來表達心聲。
兩個月前的3月5日下午，全國兩會，廣東代表團開放日，有記者提問汪洋，請他評價烏坎事件。“你們為什么對烏坎事件這么有興趣，你能不能回答我一下？”汪洋笑道，“你能不能說一下，我采訪一下你行不行？”當記者表達了“烏坎事件對于目前深化政治體制改革有著一定的積極的借鑒作用”的觀點后，汪洋坦言，“我們發言受法律保護，你發言也受法律保護。其實今天有思想準備大家會問烏坎事件。”
對外部世界保持了廣東高層官員一以貫之的開放、平和心態的汪洋，其實也常常“語出驚人”。“政府不能去救落后的生產力”、“我們國家機關里面，當公仆的氛圍越來越弱，當老爺的氛圍越來越濃”、“領導干部要做‘人官’ 不做被老百姓罵的‘狗官’”、“我們必須破除人民幸福是黨和政府恩賜的錯誤認識”等“汪氏言論”，常常被廣為傳播。
但汪洋主政廣東的五年間，強調最多的還是“改革”。
2007年12月1日，汪洋第一次在廣東闡述“解放思想”時表示，“改革開放是廣東的魂。廣東靠改革開放起步，也靠改革開放起飛；靠改革開放贏得今天，也只能靠改革開放贏得未來……”
一年之后，汪洋提出“允許改革失敗，不允許不改革”的理念。
“不允許不改革”，給一直走在廣東“領頭羊”位置的深圳提出了新命題，2010年，在深圳特區建立30年的重要歷史節點上，汪洋給深圳出了三道題，“立起了什么”，“能做什么”，“再干什么”，不僅是深圳，也是廣東乃至中國改革將要面對的命題。
在剛剛結束的黨代會上，汪洋代表廣東省第十屆委員會向大會作報告，他指出，要“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廣東省政府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汪一洋透露說，這個題目，去年11月汪洋就確定下來，當時不少專家建議，把“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這樣的說法改為“堅持改革開放”或者是“弘揚改革開放”，但汪洋仍然堅持了最初的說法。
汪洋五年來在不同領域所做出的一些改革和探索，被廣東省社科院競爭力研究中心主任丁力形容為“刀尖上跳舞”和“摸著石頭過河”，因為要觸動到某些“既得利益”者，所以“十分艱難”。
2011
還能“摸著石頭過河”嗎？
汪洋的第一個課題是粵港澳合作，出任廣東省委書記后，汪洋與港澳兩地最高官員罕見的高頻率互訪，引起了外界的高度關注。對于汪洋“用世界眼光”謀劃粵港澳合作的表述，一直關注珠三角發展的專家、學者們也給予了極高期待。一個積極的成果是，在汪洋和曾蔭權的共同推動下，港珠澳大橋取得突破性進展，三地政府在2008年2月28日宣布已就大橋工程融資問題達成共識。
摸到第一塊“大石頭”的汪洋，開始尋找廣東發展的下一個突破口，他選擇了深圳。2008年夏天的深圳，正處于一場百年不遇的大暴雨和一場起源于網絡的“輿論風暴”中心。
5月22日，深圳市政府在線網站登出《深圳市近期改革綱要(征求意見稿)》，提出深圳要用3年時間，建設一個民主法治、廉潔高效的服務型政府，其中包括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諸領域的19條改革內容，而前8條均指向權力機構的體制改革。不久后，《中共深圳市委深圳市人民政府關于堅持改革開放推動科學發展努力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示范市的若干意見》發布，同樣涵蓋了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個方面，并將“大力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上。
很快，“深圳將差額選舉市長”、“深圳要搞政治特區”的消息傳了出去，被境外媒體不斷放大。不過，汪洋卻明確否定了深圳要搞 “政治特區”的說法，在那年3月調研深圳的時候，他只是對深圳的干部強調，“深圳要繼續發揚敢闖敢冒的精神，拿出‘特’的意識、‘特’的思考和‘特’的措施”，“深圳特區不僅要在經濟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方面走在前列，還要在社會主義民主法治建設方面走在前列”。
據公開報道，汪洋發表了這番講話之后，深圳市領導指示一定要拿出有突破的方案來。但誰也沒有想到，深圳更大的“風聲”還在后面。
2009年7月31日，時任深圳常務副市長李鋒宣布深圳市機構改革方案時，會場內靜得出奇，這是一次被稱為 “改革開放30年來力度最大的一次”機構改革。(2010年2月《小康》“廣東政改探路”報道)
這次廣東黨代會上，汪洋則特意參加了深圳組的討論會，“黨代會報告中把廣東二字換成深圳完全適用。從某種意義上講，(報告)很大程度上是為你們所寫的。”汪洋指出，如果深圳不堅持市場經濟改革，優勢將不能保持。
還有的地方，本無心“摸石頭過河”，卻意外地“摸到”了分量最重的兩塊“大石頭”。這個地方，便是佛山。
2009年，深圳大部制的爭議還未平息，一個多月后，人們開始用“石破天驚”形容9月16日出臺的順德機構改革方案。被稱為“改革明星”的佛山市順德區，進行了一場被認為是中國當下“最大膽”的“黨政大部制”改革。
但現在看來，“順德只是改革的尖兵，或者說它是改革的孤軍。”廣東省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廣州市社科院研究員彭澎認為，只要順德的改革不推廣，就面臨著“走不遠”的困境。而更加現實的問題是，順德的改革，即便是在佛山的其他地區，都難以推廣。“所以，相對于順德的黨政合一而言，南海區的政經分離實際上是進步了，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南海走在了順德的前面。”丁力坦言。
無論是順德試水黨政合一為政府“瘦身”，還是南海試驗政經分離給農村“松綁”，都在改革的深水區“觸摸”到了中國改革分量最重的兩塊“大石頭”——一個是政府職能轉變，一個是農村治理改革。
一個在廣東政情觀察者們看來“很有意思”的細節是，在佛山“摸到大石頭”之前，汪洋一度對東莞寄予厚望，2010年初的省委十屆六次全會，東莞13個中心鎮的鎮委書記竟然首次被獲準列席會議。東莞這邊“東方未亮”，與其發展模式幾乎完全不同的佛山那邊卻“西方亮”了。
有“石頭”摸也好，無“石頭”摸也罷，處于中國改革前沿的廣東已經開始了“探路”的艱辛歷程，2011年底，在總結廣東省體制改革工作經驗時，汪洋表示：廣東要更加堅定地走改革之路。
2012
在“三圈演義”中尋找“不一樣的道路”
2008年12月，在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周年之際，國務院把珠江三角洲區域發展規劃上升為國家戰略。廣東借此機遇，提出要加快形成“廣佛肇”經濟圈、“深莞惠”經濟圈和“珠中江”經濟圈。汪洋指出，完成好、落實好這些任務，就是一個字——“干”！
轉年2月，深圳、東莞、惠州三市率先簽署《推進珠江口東岸地區緊密合作框架協議》；4月，珠海、中山、江門三市簽訂《推進珠中江緊密合作框架協議》；6月，廣州、佛山、肇慶三地完成《廣佛肇經濟圈合作框架協議》的簽署。至此，虎踞珠江口東岸、扼守珠江口西岸和共飲一江水的“三圈演義”布局初步成型。
2008年的經濟數據顯示，“廣佛肇”圈GDP達13220億元，占全省的37.16%，實力最強；“深莞惠”圈GDP緊隨其后，達12797億元；“珠中江”圈則劣勢明顯，GDP僅為3628億元，實力偏弱。
與“珠江口西岸核心城市”珠海的經濟總量偏小、帶動作用尚不明顯密切相關的是，和“廣佛肇”、“深莞惠”的熱度相比，“珠中江”顯得極為低調，在廣東省第十一次黨代會的記者招待會上，江門市委書記劉海甚至表示，被劃為珠中江區域的江門，應該主動跳出區域束縛，迎接廣佛經濟輻射，“珠海、中山的經濟難以帶動江門，我們跟廣州、佛山就是一條西江之隔，要主動靠近他們。”
但這并不會讓珠海感到尷尬。
3天之后，珠海市委書記李嘉當選省委常委，使珠海在政治上有了更多的話語權。讓珠海更有底氣的是，困擾珠海發展的交通問題得到很好的解決；橫琴新區在納入國家戰略后，被公認為是在廣州南沙、深圳前海和珠海橫琴三個國家級開發區中發展最為迅猛的一個。
關于珠海，廣東省社科院競爭力研究中心主任丁力有自己的一套“理論”，他把珠海比作一個沒有長開，但是很有幾分姿色的漁家少女，雖然長相清秀，但卻不性感，所以引不起市場對她的興趣。而這個沒長大的“漁家姑娘”又有著繞不開的“少女情結”，怕人家占了自己的便宜，所以一度關起門來自己發展，從改革開放的最前沿變成了產業轉移的最末端。
“但不能否認的是，‘珠海模式’最大限度地體現了汪洋書記的科學發展觀。”丁力分析說，“珠海環境保護得好，天藍、水藍；土地資源沒有耗盡；單位土地面積產出高；宜居；老百姓的收入水平也比較高……所以，放眼珠三角，最讓汪書記滿意的是珠海的發展模式，因為這里最能體現汪書記的執政理念。”
自從汪洋主政廣東之后，每年的四月，他都會到珠海進行專題調研。在珠海，汪洋每次都強調“科學發展”：2008年點題珠海“走出一條與珠三角地區其他城市不一樣的道路，率先探索建設生態文明的發展道路，爭當我省科學發展的示范市”；2009年鼓舞珠海“一個生態文明新特區、科學發展的示范市蓄勢待發，前景可期”；2010年寄語珠海成為“廣東發展新的增長極、科學發展的排頭兵”；2011年勉勵珠海“努力創造科學發展的珠海模式”；2012年則表示，珠海代表了廣東未來的發展方向，并提出了“科學發展走新路，‘十二五’崛起看珠海”的總體要求。
如果說珠海是在珠三角地區嘗試著走一條“不一樣的道路”，那么廣東省則是在全中國范圍內探尋著走一條“不一樣的道路”。“雖然廣東是中國第一經濟大省，但是區域發展卻極不平衡，貧富分化嚴重。”中共中央黨校陳雪薇教授5年前就表示過對“廣東最大問題是沒后勁”的擔憂，現在，她同樣擔心廣東會不會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問題。
2012年4月，經國家統計局最新核定，廣東在一季度實現的GDP總額為11510.80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比上年同期增長7.2%，廣東增幅近年來首次低于全國平均水平，而且廣東21個地市的成績單中，東莞、深圳、廣州等地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此后，備受外界關注的是，在廣東省第十一次黨代會上，汪洋的報告中沒有出現一個阿拉伯數字，報告共16000多字，講成績的不超過1000字，全文充滿憂患意識與危機意識。汪洋認為，廣東經濟社會已經步入轉型期，過去支撐廣東快速發展的經濟技術和社會條件已經或正在發生重大改變，如果把握得不好，就有可能跨不過“中等收入陷阱”，出現停滯和倒退，已經取得的發展成果也有可能斷送。
雖然并不認為第一季度的廣東經濟數據“很難看”，但廣東省統計局局長幸曉維仍表示，“會不會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確實是需要廣東認真思考的一個問題。”在接受《小康》記者采訪時，幸曉維分析說，過去廣東的工業是靠“三來一補”企業發展起來的，是附加值低、勞動密集型的產業結構，現在靠資源擴張、人力資源要素投入、投資拉動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所以廣東前幾年就提出要轉型升級，要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改變廣東過度依賴出口的狀況，“以前廣東的出口依賴度大約是156%，現在下降到106.8%左右，這樣一個過度依賴出口的經濟結構，必須要防止發展到一定程度時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幸曉維說。
今年3月，由中國社科院副院長李揚、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所長裴長洪等編著的《廣東經驗：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一書發布，李揚表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一個世界性難題，通過總結廣東經驗，可以找到一條破解難題的路徑。廣東省社科院院長梁桂全也表示，“我不敢說廣東已經完全破了題，但是至少我們已經探出了一條路，成效已經逐步顯露出來。”
而廣東各界對于省委書記汪洋的普遍評價是：這五年來，他打開了一條通道，把廣東的發展和中國未來改革可能的趨勢最大限度地統一起來，并且在未來改革上，還保持了廣東的前瞻性，使廣東改革走在了中國改革的最前面。
“汪洋書記這些年在廣東創造的價值，不能簡單地理解為他給廣東帶來了多少個大項目，也不能用廣東創造了多少財政收入來衡量，這些都不重要。”丁力說，在廣東，幾乎每個人都會告訴你，“比GDP更重要的，是幸福”。
創造幸福 “我們必須破除人民幸福是黨和政府恩賜的錯誤認識，切實維護并發揮好人民群眾建設幸福廣東的主動性和創造性。”這是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在黨代會上提出的“幸福觀”。中國規劃網廣州6月12日電
（編輯：趙巖）
(責任編輯：白雪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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