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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寫這篇文字已經很久，但仿佛總有一層隔膜，讓我不知如何開始，直到前段時間偶然翻出了一則網上的小短文，忽然云消霧散有了下筆的沖動，所以就從這則短文講起吧。
    一個印度商人與華貿易，但從未來過中國，一次應邀來到上海，因到達時間是夜間，因此并未注意什么。第二天早晨起來，當他拉開窗簾，看到外面的上海，大驚失色的喊道：“This is New York!!!”
    短文到此結束，下面眾多評議，當初看的時候也是滿懷自豪，但靜下心來，內心卻萌生出淡淡的憂郁。
    假設這個商人現在無論是到深圳、廣州還是中國的其它一線城市，可能都會驚嘆一句：“This is New York!!!”！
    或許有人會問，這樣難道不好嗎？說明我們發展了，進步了！是的，確實是發展了進步了。但是，是否有人考慮過這樣一個問題，如果中國的所有大城市都變成“New York”的話，那么我們自己的城市特色又在哪里呢？難道世界上所有的國際化都市都是“New York”嗎？難道繁榮發展的標準就是車水馬龍和鋼筋混泥土澆灌的幢幢高樓大廈或者霓虹燈下的歡歌艷舞？ 
    中國城市到底怎么了
    改革開放這三十年來，中國的城市（鎮）化發展迅速，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報告顯示,解放前中國只有132個城市，而到2010年中國城市總數已增長至657個，而城鎮級（縣級）更是發展到了2856個，從中國城市十二五剛剛開始，現在就有180多個城市提出，要建設國際化大都市，一輪一輪的比拼，城市越建越高，越建越大。
    但是在發展的同時，因過于簡單粗暴的看重GDP的增長，以致形成了另一種形式上的大躍進，千篇一律、千城一面的情況比比皆是，甚至于在對整個城市發展規劃的時候直接“拿來主義”——而且是不管不顧的拿來主義，什么調查分析，直接紙上談兵，名字一起，什么產業園區，什么創意園區，什么文化園區，什么主題公園……反正是什么流行叫什么，最終的目的還是賣地！賣地！例如不久前媒體就曾報道廣東惠州將奧地利的小鎮“哈施塔特”依樣照搬復制粘貼過來。當國外喊出一個“慢城”的概念，我們立刻跟上喊；人家拋出一個“低碳”，咱也立刻到處喊。
    又或者城市建設攤大餅、熬八寶粥，什么內環、外環、二環、三環……，短視野、低角度，衛星城接二連三的放，總之是城市越堵越擴，越擴越堵。
    很多大城市，西城剛搞了一個工業組團城市，南城就馬上拿出個商業組團城市。無論實際情況，無論軟件硬件，起步就是國際化、全球化，結果造成了很多重復性的建設再建設、浪費再浪費，土地價值不斷的刷新再創新高，新地王不斷出現，幾乎成為了每個城市的競相攀比的目標。
    整個城市就像攤開來的餡餅，但是餡兒卻集中在某一區域，于是各種不和諧的現象難以抑制地暴露，居住、工作、就學、醫療、衛生……等等一系列問題。接著就是“頭疼醫頭，腳疼醫腳”，于是繼續浪費大量國家資源和人民財富。
    這是大城市的問題，那么中小城市的情況呢？
    筆者曾經親身經歷了一個城市的變化，該城市人口由改革開放初期的25萬發展到40萬，改革效果明顯，一派欣欣向榮的發展態勢。其地處在相對偏遠的地方，交通并不便捷，但在新一輪的城市建設中，卻依然建立起足夠百萬級人口才能支撐的商業體系，全市集中精力招商引資，要打造高新科技的產業基地，力爭短時間內將城市人口擴大到百萬級別。而實際情況是，當地沒有高新科技人才的相應儲備；又因為地處偏遠，交通不便，很少又投資商感興趣；初期建立起來的商用樓盤或荒廢空置，或低價拋售，爛尾樓現象比比皆是。原本一片欣欣向榮的當地商業群體，被絞殺殆盡。原有企業因拆遷出讓土地，距離的加大，造成更多人力、物力成本的提升，利潤連連下滑。原本的城市居民，因保障城市發展，打造全新城市的舊城改造，重新購買新的居所，造成進一步可支配資金的減少。經過這一輪的城市擴張之后，不但沒有實現當初的目標，而且整體的城市的活力反而下降了。

    大中城市繁榮臃腫，小城鎮卻難逃低迷，中國城市到底怎么了？

    潛伏著的憂患
    高昂的土地，高昂的房產，高昂的基本生存成本，綠豆漲價、大蒜漲價、雞蛋漲價……，幾乎所有的東西都在漲，生活成本的壓力已經不再是大中城市的專利，而房產幾乎成了保值升值的代言。
這不僅讓人想起了所謂“日本失去的十年”，其中的確有很多情況與我們今天的情況非常相似。正如從世行歸來的林毅夫先生6月18日在北大舉行的“新結構經濟學”學術演講中所言，“目前中國的經濟發展狀況僅相當于1951年的日本、1977年的韓國和1975年的臺灣地區”。那么，當下既可能是一個最好的時期，也可能是一個最壞的時期。

    在“日本失去的十年”中，首先是日元的急速升值，由此導致日本生產企業的國際競爭力下降；但在日本國內由于投機氣氛的熱烈，股票上漲、基金高回報……使得投機活動幾乎涵蓋了所有的產業，當時的日本大眾甚至樂觀的認為，只要對土地的剛性需求存在，那么經濟就不會衰退，股票就不會下跌，而社會和市場也鼓勵人們不斷的購買股票，并聲稱從此股票進入到一個永不貶值的時代。
    幾乎所有的言論、經濟專家、學者都一邊倒似的看好日本膨脹的經濟泡沫，僅有少數反對的聲音認為土地的價格已經遠遠超過其實際價值，但日本人對投機的熱衷，顯示為土地的剛性需求，而正是這一點完美的掩飾了問題的嚴重性。
    從經濟學原理來說，土地價格上升，導致租用土地的工廠或寫字樓的企業盈利率下降，因此正常的做法是出售土地或節省資金購入債券，因此會帶來土地需求下降。根據供求理論，價格終將趨于均衡。
    但是日本企業普遍實行以帳面價值計算土地資產的做法，因此從表面上看企業的收益率也并無變化，而帳面價值與現實價值的差額就導致了帳面財產增加，從而刺激日本企業追求總資產規模而非收益率。
    當時為了取得大都市周邊的土地，許多大的不動產公司會利用黑社會力量等不正當手段奪取土地，從而導致了嚴重的社會問題。而毫無收益可能的偏遠鄉村土地也作為休閑旅游資源被炒作到高價。
    從土地交易中獲得的利潤被用來購買股票、債券、高爾夫球場會員權，另外也包括海外的不動產（如美國洛克菲勒中心）、海外企業收購、名貴的藝術品和古董、豪華跑車、海外旅游景點等等。當時這種資金被稱為“日本錢”（Japan Money）而受到世界經濟的關注和商家的追捧。當時隨著股票價格上升，日本國內購買法拉利、勞斯萊斯、日產CIMA等高檔轎車的消費熱潮也不斷高漲。
    1989年12月29日，日經平均股價達到最高點38915日元87錢，此后開始下跌，土地價格也在1991年左右開始下跌，泡沫經濟開始正式破裂。到了1992年3月，日經平均股價跌破2萬日元，僅達到1989年最高點的一半，8月，進一步下跌到1萬4000日元左右。大量賬面資產在短短的一兩年間化為烏有。
隨后土地價格跟著急速下跌，由土地作擔保的貸款也就出現了極大風險。當時日本各大銀行的不良貸款紛紛暴露，對日本金融造成了嚴重打擊。
    我們是否也同樣存在著這樣的危機呢？通過對“日本失去的十年”的了解，其根本問題是由于大量的投機，使得土地價格遠超過其實際價值所產生的。
    類似的事情，我們也同樣在經歷著（詳見《文化不應只是旅游的外衣》一文），為了簡單的追求GDP，各種園區，各種主題公園……層出不窮，其根本就是土地消費。以至于前一段時間還有人發出過“買樓就是愛國”的言論。
    雖然我們國家的體制與土地所有權，有別于日本，但不能不說這確實是一種潛在的憂患。
    而這一憂患亟需早日預防和解決，否則就會進一步威脅30多年的改革開放取得的成就，甚至國家穩定與安全。

    何去何從
    我們國家的科學技術水平尚未全面達到世界領先水平，一味注重第三產業的發展，忽視或者無視一、二產業是非常的危險。三產是服務型產業，我國的三產對其他國家進行服務的比例較低，主要是為自身服務，那么如果沒有一、二產業的支撐，所謂的三產就是空中樓閣，雖然三產的利潤要遠大于一、二產業，但這些利潤對于國家來說并非真正的財富，其僅僅是數字、是泡沫。
    最近，反復提及的改革需要“頂層設計”，正是解決這一問題的良方，從全局的角度出發，完善和指導具體的改革方向及措施。
    當然經濟上的問題成因很復雜，這里不做過多累贅。從城市本身的角度來概述，千篇一律的城市建設，萬城一面的城市規劃，一個沒有自身文化內涵的城市，就如同一個沒有靈魂的軀殼。
    那么如何讓城市改變萬城一面的的狀況？這同樣需要頂層設計，通過對城市文化的頂層設計，有針對性對城市自身的文化系統性地研究，對其特色文化進行放大或多元化處理，將其特有的文化元素融入到城市發展、建設中來，合理并前瞻性的進行規劃、布局，形成特有的城市風采，同時帶動城市特色產業，發展自身特色產業鏈，不斷自主創新，提升科技水平，穩固基礎，才能扎實前進，也才可能如林毅夫先生所言，如果我們能夠延續改革開放后的經紀發展模式，未來20年中國還是有潛力以每年8%的速度增長。
    不久前，筆者于京交會開幕式時拜會了中國城市文化戰略規劃專家、北京華人商領文化建設機構董事長陸元彬先生，在與陸元彬先生交流時，才得知陸元彬先生已經開始在中國城市文化頂層設計上開始了探索，并形成了“激活——擦亮——落地”三步六字循環規劃理念。在其對湘潭的案例中，陸元彬先生正是采取了城市文化頂層設計這一方法，通過對整個湘潭的文化頂層設計，從城市建設、旅游、項目確立，產業園區，商團開發……為湘潭的項目落地和城市發展做了詳盡的規劃（注：因陸元彬先生對湘潭的具體服務尚屬于保密期間，這里筆者不宜過多闡述，但筆者真心希望像陸元彬先生這樣能夠站在城市文化頂層設計高度的大師越來越多，只有這樣才能引領中國城市走出迷局）。
    在一般人的概念中一提到文化，總認為非常的空洞，沒有實質的存在；但其實不然，如同一個沒有文化的企業難以生存一樣，當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之后，必須要以文化為指導，才能夠進一步保持經濟的良性發展，沒有文化作為引導，就如同人沒了靈魂。也正是因為如此，十七屆六中全會提出了國家的文化大發展大繁榮戰略。
    文化是一個國家和一個民族的靈魂，同樣每一座城市都有其獨特的文化，只有將其獨特的文化把握準，才能形成其獨有的精神，如同北京精神一樣；只有發揚其獨有的精神，激活擦亮其獨特的文化，才能給一座城市帶來全新的活力和生命。
   （注：作者系伯明翰大學經濟學碩士、王子策劃工作室首席顧問）中國規劃網北京6月20日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