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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指出“推進城鎮化健康發展是優化經濟發展空間格局的重要內容，要有歷史耐心，不要急于求成”。城鎮化作為我國擴大內需的最大潛力和經濟增長的新動力，在新常態背景下需要走出“唯速度論”歧途，告別“舊模式”、打破“舊思維”，轉變“舊形態”，樹立問題“新導向”，堅持制度“新改革”，主動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實現城鎮化新發展。 一是走出“唯速度論”歧途，要讓“健康增長”成為新常態。從我國城鎮化進程來看，改革開放以來城鎮化速度不斷加快，1978－2013年城鎮化率年均增長約1個百分點，高于同期世界城鎮化速度約0.6個百分點；特別是1996年城鎮化率突破30%進入城鎮化加速階段以來，每年增幅均超過1個百分點，平均達到1.37個百分點（見圖1）。然而我國城鎮化在快速推進過程中出現的一系列問題，表明城鎮化質量不高，需要思考城鎮化“速度”與“質量”如何協調發展。在新常態下，我國城鎮化速度需要“量”、“質”并重，不宜提出諸如過去針對GDP增長的“保7、保8”等類似指標，而是通過設置城鎮化率合理增長區間，因地制宜，分類引導東、中、西部地區城鎮化率健康增長，宜快則快，宜慢則慢，不盲目攀比速度，避免“城鎮化運動”。 二是告別“以土地換發展”舊模式，要讓城市約束性發展成為新常態。地方財政過度依賴土地出讓收入，“賣地”成為地方政府熱衷之事，以至于城市“攤大餅”式擴張和新區、新城不斷涌現，不僅浪費了大量耕地資源，威脅到國家糧食安全和生態安全，也加大了地方政府性債務等財政金融風險。“空城”、“鬼城”等現象，就是其負作用的有力注腳，城鎮化單純依賴土地增量擴張難以為繼。習近平總書記要求要像保護文物一樣，甚至像保護大熊貓那樣保護耕地。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提出嚴控增量、盤活存量、優化結構、提升效率，切實提高城鎮建設用地集約化程度，通過合理劃定城市“三區四線”，合理確定城市規模、開發邊界、開發強度和保護性空間，防止城市邊界無序蔓延。城市發展正由“擴張型”向“約束型”轉型。 三是打破“單打獨斗”舊思維，轉變“一群城市”舊形態，要讓城市群成為新常態。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城市集聚地區各城市間往往各自為政，產業同構、斷頭路等現象較為普遍，甚至是“以鄰為壑”，競爭多于合作，大于合作，實為在空間分布上相對集中的“一群城市”。習近平在聽取京津冀協同發展專題匯報時強調，要打破“一畝三分地”舊思維，努力實現優勢互補、良性互動、共贏發展，為“單打獨斗”的“一群城市”向“集聚效率高、輻射作用大、城鎮體系優、功能互補強”的城市群轉變明確了方向。以城市群為推進城鎮化的主體形態，完全符合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城鎮化一般規律，也符合我國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的基本特征，有助于優化城鎮規模結構，促進超大、特大、大、中、小城市及小城鎮協調發展。 四是樹立問題“新導向”，要讓“城市病”治理成為新常態。隨著城市人口數量不斷增加，人口、資源與環境矛盾加劇，特別是北上廣等超大城市，交通擁堵、霧霾等“城市病”問題日益突出，迫切需要加快治理。比如，在緩解擁堵上，一方面要加快產城融合，對中心城區“做減法”、對新城“做加法”，促進職住平衡；另外一方面要倡導公共交通支撐和引導城市發展的規劃模式，建立以“公共交通為導向”的土地開發模式，努力實現城市空間的“精明增長”。
五是堅持制度創新，要讓改革成為新常態。大量農業轉移人口難以融入城市社會，市民化進程滯后，是我國城鎮化過程中遇到的最大難題，也直接關系到能否實現人的城鎮化。2014年7月出臺《關于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標志著戶籍制度改革進入全面實施階段；日前正處于公示階段的《居住證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明確“同城同待遇”，表明穩步推進城鎮基本公共服務常住人口全覆蓋，進入法制化、規范化、程序化發展新階段。新一輪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即將出臺。重要領域、關鍵環節改革好戲連連，不斷釋放制度紅利。一些直接影響城鎮化的突出問題，正一步步從體制機制上得到破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