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中國經濟面臨國內結構性轉變和國際周期性調整雙重挑戰，從啟動國內需求、構建和諧社會、實現持續發展的角度出發，人們有理由追問：新時期中國需要怎樣的城鎮化，才能有效回應外部沖擊并形成經濟社會持續發展的動力源泉。
　　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起飛通常以工業化和城鎮化為主線，農業工業化、農民市民化和農村城鎮化可視為經濟社會發展的基本途徑，而多數國家的城鎮化是在市場自發秩序拓展、工業化與城鎮化大致同步的背景下推進的。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鎮化中的自發演化功能日益凸顯，在某種程度上依然具有地方政府主導、策動的特征。從客觀效應來看，地方政府主導的城鎮化進程對于促進經濟增長、做大經濟總量貢獻突出。改革開放以來，城鎮化中的勞動力再配置效應是引致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重要因素。
　　顯然，中國的城鎮化已經產生了顯著的增長績效，但在產業選擇、勞動流動和收益分配等方面依然存在問題，產業選擇偏差會降低就業創造能力，勞動流動受阻會抑制勞動配置效應，地價分配失衡會降低農民財產收益，而城鎮化的“涓滴”效應發揮會受到抑制，收入分配差距會漸趨拉大，居民消費能力提高和福利狀況改善也會受到影響。
　　2009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要以擴大內需特別是增加居民消費需求為重點，以穩步推進城鎮化為依托，優化產業結構，努力使經濟結構調整取得明顯進展”，其發展取向無疑是正確的，而現有的城鎮化在某種程度上與這種取向存在著偏差。如果說中國城鎮化的基點是促使多數社會群體分享結構轉化的紅利，促使增長從投資-出口主導轉向內需主導、特別是居民消費需求主導的話，那么地方政府主導、以GDP為目標且伴隨著農村要素單向流出的城鎮化就需要改進和完善。其改進方向也十分清晰，即更強調產業選擇與發展時的市場演化和自發集聚，更強調農村勞動力流轉時的就業拉動和身份融合，更強調農民對工資性和財產性收入的充分獲取，市場演化、身份融入和利益共享應是新時期中國推進城鎮化的理性選擇。
　　從政策取向看，決策層既重視城鎮化對經濟社會發展的作用，也意識到現有城鎮化進程面臨著諸多亟需解決的問題。中央強調要積極穩妥地推進城鎮化，提升城鎮化發展質量和水平，這體現了對地方政府主導下城鎮化低效率狀況的積極回應；強調要解決農村轉移人口的就業和落戶問題，放寬中小城市和城鎮戶籍限制，這體現了對城鎮化過程中流轉農民融入問題的有效回應。
　　未來，為了推進市場演化、身份融入和利益共享的城鎮化進程，我們應完善中央對地方的政績考核評價機制，淡化地方政府對城鎮化的直接規劃沖動，激勵地方政府提供公共產品、提高行政效率，促使企業根據市場信號進行產業選擇，促使居民根據市場信號進行空間集聚，這種基于市場演化而形成的城鎮化將更具有效益和可持續性。應以改善商業環境為切入點為企業發展提供條件，特別應打破行業壁壘、降低融資成本、完善稅負體制，借以促使民營企業發展壯大，持續增強城鎮化中的企業集聚能力和就業創造能力。應完善農村教育培訓體系，增加農民人力資本投資，提升農民在流轉中的報酬獲取能力，促使農民職業流轉和身份流轉逐漸同步化，促使農民個人流轉與直系家屬流轉逐漸同步化，以此解決農村流轉人口的福利供給和城鎮融入問題。應高度關注農民在土地收益分配中的“邊緣化”問題，在完善中央-地方財政管理體制的背景下，限定土地公益用途的范圍，弱化地方對土地財政的依賴，促使開發者按照及時、足額等原則給予農民利益補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