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社會科學院城市經濟研究所 唐茂華

 

　　摘　要：本文從生產性城市空間的發端、農業經濟的轉型、城鄉關系的變遷等方面揭示了東、西方城市化進程的差異性，并將之同中國的實際做比較，指出中國城市化進程既后起工業化國家的共同特征，也反映出作為東亞國家的地區性特點，還有與他國不同的大國特殊性。為此，需要審慎的分析，來探索建基于中國實際的城市化模式。

　　關鍵詞：城市化　　生產性城市　　農業經濟　　城鄉關系

　　城市化進程是伴隨著工業革命的推進而在近現代出現的人口和產業變遷的一種社會現象，由于工業化、城市化發動的具體條件和背景各不相同，東、西方的城市化進程表現出較大的差異性。為此，這里選取西歐國家（英、法）和東亞國家（韓、日）進行比較分析，審慎地辨析它們之間的差異，有利于我們進一步深化對于城市化問題的認識，尤其是避免削足適履，把建基于西方國家的發展范式作為唯一典范和一成不變的必然結果硬套到中國實際之中。

 

　　一、東西方城市化進程的差異性

 

　　1.生產型城市空間的發端：工業村莊抑或其他

　　伴隨現代經濟發展而來的城市化的直接表征是商業城市，更重要的是生產性城市的擴張，這是與早期宗教城市、行政城市完全不同的。工業革命以前的傳統城市與王權、宗教和安全密不可分。諸如，美索不達米亞社會中，祭司階層牢固掌握了物質世界的統治權，他們以神的名義控制了河渠、所有重要的剩余農產品的倉儲和分配；在埃及，法老掌握絕對的控制權，并自稱為神。前者圍繞城市生活和一套恒久的宗教體制運作，而后者以王室為中心。中國農業時代的城市以政治行政管理功能為主，“城”的分量不僅大于“市”的分量，而且“市”的部分明顯從屬于“城”的部分。這些傳統城市都是以絕對權力為基礎，通過強制性貢賦等形式來維持城市運行，而現代城市則建立在以交換經濟為基礎的資源配置手段之上。

　　但是現代生產性城市的發端并不盡然相同。英、法等西歐國家的現代城市是在原工業化時期“工業村莊”和傳統商業城市的基礎上發展而來，具有原發性特征。但是，以韓國為代表的后起工業化國家并非如此，其民族工業的興起幾乎與原工業化不發生聯系，早期的城鎮集聚地多是地方行政中心，外貿和市場中心發育滯后。韓國現代城市空間仍主要集中在這些傳統行政城市（首爾地區）和沿海開放地區。由于政府在促進產業發展中的主導作用，在城市化的初期階段，政府往往集中有限的公共資源于大城市的發展，這就必然導致了大城市的優先發展，而不是像西歐國家那樣工業中心是從“工業村莊”到“工業城鎮”，再到“工業城市”的自然演進。由此也導致了韓國首都地區人口的過度膨脹，這是發展中國家城市化進程中的普遍問題。為此，需要在分配城市公共投資方面與城市發展階段相適應，在經濟發展的中、后期階段，政府應把相當大的一部分投資分配給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發展。

　　2.農業經濟轉型：資本主義農場抑或小農經濟的延續

　　城市化的直接結果是農業人口的減少以及由此而來的農業經營規模的擴大，這普遍存在于各國城市化進程中。農場作為英國農業經營的基本單位，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推進，小規模農場持續減少，直接向資本主義大農場轉型。法國盡管小農經營持續時間較長，但農場經營規模仍持續擴大，特別是5公頃以下的小農莊大大減少，基本實現了土地的規模經營。目前，歐盟地區農業戶均經營面積達20-30公頃，美國家庭農場經營面積更是達到250-300公頃。與歐、美地區不同，東亞地區的農戶經營面積要小得多，盡管如此，隨著農村和農業人口的持續減少，農戶戶均耕地面積也有所擴大，韓國戶均耕地面積從20世紀60年代的0.8公頃提高到目前的1.39公頃，農業的規模經營和機械化程度不斷提高。因此，隨著城市化的推進，農業規模經營的強化是一條普遍規律。

　　從經營方式來看，農場經營有兩種，一是主要依靠家庭成員進行生產經營和管理的家庭農場，二是農場主雇工經營的經營性農場。即便是英國，也并非始終是經營性農場占據主導。在雇用勞動力價格低廉和農產品市場繁榮時期，17世紀中葉以后30公頃以下的農場不斷減少，100公頃以上的大農場顯著增加，大農場的雇傭經營處于有利地位。此時，農村社會出現分化，小部分成為農業資本家，其他則淪為工資勞動者。但到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由于農產品價格的持續低落和勞動力成本的提高，雇工式大農場制度走向衰落，自有自耕或部分自有加租佃耕作的中等規模的家庭式農場逐漸占據主導。至今，英國80%以上的農場沒有雇工。同樣，法國的家庭農場始終占據主導，這一點同樣適用于美國的農場經營。在東亞地區，由于土地面積較小，自耕農的小農經營占據主導。不難看出，不論是大農場經營的歐美，還是小土地經營的東亞，盡管經營規模迥異，但家庭經營都占據絕對主導地位。所不同的是，前者以較大規模的家庭農場為主，后者以較小規模的小農經營為主。也就是說，盡管農業經營規模不斷擴大，伴隨工業化、城市化而來的農業經濟轉型并不必然是歐美的大規模農場，在東亞地區則共性地表現為小農經濟的延續，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地區因素所決定的。

　　3.城鄉關系：一元緊密聯系抑或二元分割

　　在西歐，由于工業化的原發性特征，生產型城市是從工業村莊孵化而來，具有漸變的特征。特別是英國，“工業村莊→工業城鎮→工業中心”的城市化過程與“農村人口減少→農場經營規模擴大→農業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的現代農業和農村同步轉型并行不悖，由此城鄉之間呈現一元緊密聯系的特征，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的二元結構并未出現，即便是城市化進展緩慢的法國也是如此。

　　與之相反，在以韓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中，工業化經常是一種局部性或地區性現象，往往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經濟二重性。韓國在工業化發動階段，盡管也十分重視農業和農村的發展，但主要資源還是用于支持工業和城市的發展。同樣，自明治維新日本開始現代化到20世紀30年代，形成于德川時代的村落共同社會依舊保持著封閉的共同體性質，此前的現代化和產業化還只限于城市，幾乎沒有滲透到農村。根據庫茲涅茨的觀點，農業要為工業提供產品貢獻（包括糧食和原料）、市場貢獻、要素貢獻（包括剩余資本和剩余勞動力）和外匯貢獻。但實際上，韓國農業基礎較弱，農業主要是為工業增長提供所需的剩余勞動力，其所提供的產品、市場、資金貢獻都極其有限。相對而言，日本在經濟發展的初期階段，農業為工業化提供了一定的剩余資金，但農業被過度汲取后，其市場貢獻仍十分有限，為此主要通過“出口導向”開拓國外市場而非依賴國內市場。總而言之，西歐國家走的是一條城鄉、工農同步發展的道路。而相對而言，后起工業化國家則走的是一條先工后農、先城后鄉、先生產后分配的轉換之路，是一條“沒有鄉村發展的城市化和工業化”之路。在工業化發展到一定階段之后，再工業反哺農業、城市反哺鄉村。

 

　　二、同中國城市化進程的比較及啟示

 

　　以上的分析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它為中國城市化問題研究提供了一個開闊的歷史和跨國視角。對比這些跨國經驗，中國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必然也不先驗地遵循某一固定的經驗化程式，它既有后起工業化國家的共同特征，也反映出作為東亞國家的地區性特點，還有與他國不同的大國特殊性。

　　（一）作為后起工業化國家，中國具有趕超型城市化的一般特征

　　中國具有趕超型城市化的一般特征，尤其是其生產性城市發端于傳統行政城市和沿海開放城市。這就為解讀“二元結構”提供了一個有益視角，先行國家的工業化和城市化具有一元自然演進的特征，表現為城鄉、工農的同步轉型，而后起工業化國家則與之相反，是“強制”的結果。為了趕超先進國家，工業化不可能從內部自然產生，后起國家往往先集中主要資源和財力于大城市和工業的發展，形成“城市偏向”和“工業偏向”的發展戰略，這種“先生產后分配”的發展戰略不可避免地為城鄉收入差距、工農發展不平衡等二元結構問題埋下隱患。從這個角度來看，二元結構并非中國的特殊問題，而是經濟趕超戰略的結果。這種二元結構既表現在城市結構（大城市過度膨脹，如韓國首都圈）上，也表現在城鄉結構（公共投資的“城市偏向”和對農村資源的過度汲取）上，為此，適時消除“城市偏向”的發展戰略，形成支持中小城市、城鎮和鄉村發展的發展戰略仍是當前中國發展面臨的重大課題。

　　（二）從擴大外部需求來看，大國經濟是中國發展所面臨的特殊方面

　　農村大量過剩勞動力的轉移和就業仍是當前和今后相當長一段時期內中國城市化的重要內容，在以市場交換為基礎的現代經濟中，城市就業機會的增加以產品需求的擴張為基礎，從跨國經驗來看，無論是英國的海外貿易還是韓國“極端”的出口導向戰略，都表明了海外市場對于發動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重要性。然而，這不可避免地存在兩方面的問題：一是過分依賴海外市場需求，容易受到國際市場的波動，不利于經濟的平穩發展。以韓國為例，其經濟高增長伴隨著高波動，1966年韓國經濟的增長率為12.7%，1967年即下降為6.6%，1969年再次上升為13.8%，1970年又下降到7.6%。二是初級產品出口不僅不利于優化貿易條件，而且容易引發貿易摩擦和惡性競爭。為此，韓國經濟從20世紀70年代起，逐步實現了從勞動密集型向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轉變。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正是采取了一種模仿小國經濟出口導向型的發展模式，然而中國這個人口大國、經濟總量大國和出口大國所面臨的市場處境并不盡然相同，2004年中國外貿出口首次突破萬億大關，外貿依存度也隨之躍上了全世界其它大國無法比擬的高度，而其他經濟大國（日、美、英等）外貿依存度則通常很少達到30%。為此，這就注定中國的出口導向戰略必須和小國經濟有所差別，不能僅僅依靠國外市場，需要建立自我主導型的經濟發展模式，通過挖掘內需來增加為國內服務的市場需求，增加就業機會以加快城市化進程。

　　（三）作為地區性因素，小農經濟的困局仍是中國城市化的重點和難點

　　勞動力的轉移并不是城市化的全部內容，與勞動力轉移相對應的農村、農業轉型是城市化進程的另一重要面向。我們已經知道，與傳統觀點相悖，經營性資本主義農場只是歷史上出現的偶然“片斷”（英國工業化早期），家庭農場才是經營常態。而作為地區差異，西歐和美國的經營面積要大得多，東亞地區的農戶經營面積非常小，特別是中國，這就形成典型的小農經濟形態。因此，建基于英國經驗的農村社會分化（農業資本家和工資勞動者）顯然不適用東亞社會。

　　在日、韓、中為典型代表的東亞國家中，工業化和城市化發動的早期階段，農村勞動力大量過剩，為城市和非農產業提供劉易斯所說的無限供給的“不變制度工資”勞動力，此時農村人口兼業的條件較為惡劣，兼業也是作為農村生活的一種補充來維持最低的生活水平。但當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隨著非農就業機會的增加和工資水平的提高，僅靠兼業收入即可維持生活，由于單純農業經營獲取的收入十分有限，農業僅作為次要部分或作為資產來擁有。以日本為例，1960年專業農戶、一類兼業農戶（以農業為主的兼業農戶）、二類兼業農戶的比例（以兼業為主的農戶）各占1/3。到了2000年，這一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專業農戶和一類農戶迅速減少，二類農戶急劇增加到67%，已非真正意義上的農家了。由此導致從事農業生產的主要是婦女、老人等家庭輔助勞動力，農業勞動力呈現劣質化（接班人、繼承者不足）和空洞化。其根本癥結在于農業結構中重要組成部分的農業人口急劇萎縮，但與之相對應的農戶數卻僅是緩慢減少，這就限制了農業經營規模的擴大化，這既是日本、韓國當前面臨的共性問題，也是現在和將來中國可能面臨的小農經濟困境。

　　以上通過回顧英、法、韓及日本等國的跨國史實，并最終同中國的特殊國情形成對比，從而將中國城市化進程所面臨的背景從后起工業化國家、大國經濟和東亞地區屬性三個方面予以分解，既從歷史和跨國經驗中得到一些借鑒和啟示，也揭示出中國城市化所面臨的特殊性，這些都需要我們審慎的分析，來探索建基于中國實際的城市化模式。中國規劃網天津3月13日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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