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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經濟圈是城市化發展的產物。在城市化的過程中，城市空間規模的擴張、城市數量的增多和城市經濟規模的擴大，有力地推動了都市經濟圈的發展。綜觀歐、美、日等地區和國家，都市經濟圈都是伴隨著城市化而出現的，而且在所在國都占有極其重要的戰略地位。 歐、美、日等地區和國家都市經濟圈的發展歷程 歐洲是世界城市化歷史最為悠久的地區，也是最先出現都市經濟圈的地區。倫敦1800年就形成了由中心城市和城市郊區所組成的都市經濟圈，圈域半徑約13公里，總面積約200多平方公里，總人口達260萬人；到1971年形成了由內倫敦、大倫敦、標準大城市勞務區和倫敦大都市經濟圈四個圈層構成的圈域半徑約65公里、總面積1.1萬平方公里、總人口1200多萬的都市經濟圈，是英國的經濟核心地區。到1990年巴黎都市經濟圈面積擴展到942平方公里，人口832萬；如果把巴黎市和7個郊縣看作巴黎大都市經濟圈，則巴黎大都市經濟圈占法國國土面積的2.18％，容納了法國全國人口的18.8％，聚集了法國國內生產總值的28％、就業人口的21.6％和對外貿易額的25％。 美國是繼歐洲工業革命開始后迅速推進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國家，形成了以紐約、洛杉磯、芝加哥為代表的三大都市經濟圈。紐約大都市經濟圈是以曼哈頓島為中心，覆蓋1萬多平方公里，囊括1800多萬人口的大都會地區，是美國甚至世界的經濟中心之一。1990年，洛杉磯大都市經濟圈覆蓋范圍內人口達到1300多萬，中心城市美國第二大城市洛杉磯人口達到310萬，是美國重要的軍工基地和文化娛樂中心。到1990年美國第三大城市芝加哥擁有市區人口298萬，芝加哥大都市經濟圈人口810多萬，是美國內地重要的金融、貿易、文化和重化工基地。 日本明治維新以后加速了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形成了以東京、大阪、名古屋為代表的三大都市經濟圈。東京大都市經濟圈是由內核區、中層區、外層區組成的半徑100多公里、面積3.7萬平方公里的城市化地區。2000年聚集了4130萬人，占日本全國人口的32％左右，是日本金融、貿易、制造業最集中的地區。大阪大都市經濟圈圈域面積2.7萬平方公里，占日本國土面積的7.2％；人口2000多萬，占日本總人口的16.5％，是日本第二大工業基地和西日本經濟中心。名古屋大都市經濟圈是以名古屋市為中心，包括岐阜市、豐田市以及四日市等環狀城市帶共同構成為一體的半徑達50至70公里的城市化地區。 歐、美、日盡管國情不同，但在經濟發展和城市化過程中都出現了都市經濟圈這種空間經濟形態，表現出某種規律性的東西。都市經濟圈發展具有明顯的階段性。綜觀歐、美、日等地區和國家的都市經濟圈發展歷程，可以將其歸納為以下幾個發展階段： 第一階段是“強核”階段。都市經濟圈都經歷了一個“核心城市”由小到大、由弱到強的發展過程。“核心”城市的人口規模，小的一般在二、三百萬，多的可以達到七、八百萬。都市經濟圈的戰略地位和經濟影響力與“核心”城市的人口規模和經濟影響力密切相關。比如，紐約、倫敦、巴黎、東京等具有世界影響力的城市都形成了具有全球影響的都市經濟圈。當然，并非所有中心城市都催生了都市經濟圈，只有那些發展條件優越，而且善于搶抓發展機遇的中心城市最終成為都市經濟圈的強大核心。“強核”階段的發展動力是工業化和城市化。在這個階段，歐洲國家用了200年左右的時間，美國用了100多年時間，日本用了八、九十年時間，表現出明顯的趕超發展的態勢。 第二階段是“外溢”階段。核心城市規模太大產生了一系列規模不經濟的現象，諸如交通擁擠、地價飛漲、環境污染、人居環境惡化等等，由此內生了一股“外溢”的力量，其動力是產業結構升級和城市郊區化。這個階段產生于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強化于四、五十年代。科技進步，特別是汽車步入家庭，是這個階段的明顯標志。政府的引導，比如規劃建設“綠帶”和“衛星城”或“新城”也起到了有力的推動作用。 第三階段是“布網”階段。城市功能的“外溢”和城市人口的“郊遷”，使城市建設的理念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大都市郊區不再是中心城市的附屬，而是大都市經濟圈不可缺少的重要功能區。建設城郊一體化的基礎設施網絡，包括軌道交通、高速公路、航空樞紐、海港樞紐、能源供應、水資源供應、污水處理、垃圾處理等等是這個階段的重要任務。歐、美、日等地區和國家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就基本上高質量地完成了“布網”階段。 第四階段是“整合”階段。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環境保護主義在全球盛行，實現可持續發展和增強大都市經濟圈的全球競爭力成了國外主要都市經濟圈發展的戰略任務。要實現這兩個目標，必須有效地整合大都市經濟圈的功能，包括資源整合、產業整合、功能整合、管理整合等等。歐、美、日等地區和國家的情況不同，采取的整合手段不同，發展模式也不同。一般地說，歐美國家十分重視發揮非政府組織的作用，而日本則十分重視發揮政府的規劃和引導作用。 第五階段是“耦合”階段。都市經濟圈經濟發展和規模擴大促使若干都市經濟圈相互重疊、滲透、融合，形成了規模更大的都市經濟帶。在歐洲地區，著名的都市經濟帶有倫敦—伯明翰—曼徹斯特都市經濟帶和巴黎—鹿特丹—魯爾都市經濟帶。在美國，著名的都市經濟帶有波士頓—紐約都市經濟帶和芝加哥—底特律都市經濟帶。在日本，著名的都市經濟帶有東京—橫濱都市經濟帶和大阪—神戶都市經濟帶。這標志著都市經濟圈的發展已經進入了更高級和更成熟的階段。 我國城市發展盡管歷史悠久，但直到改革開放前還一直處于“強核”階段。上世紀90年代以來，北京、上海、廣州等城市相繼進入“外溢”階段，出現了都市經濟圈的雛形。本世紀初，珠三角、長三角、京津冀三大都市經濟圈先后進入了“布網”階段，并面臨著“整合”的艱巨任務。總體而論，我國的都市經濟圈還處于初級階段，與歐、美、日等地區和國家的都市經濟圈有較大的發展差距。 都市經濟圈發展的特點和規律 比較歐、美、日等地區和國家以及我國的都市經濟圈發展，可以發現其具有規律性的特點：第一，都市經濟圈多分布在大的平原地區。平原地區開發歷史較早，適合人居和大規模的產業布局，城市建設的成本較低，是都市經濟圈滋生和發育的主要地區。比如，倫敦都市經濟圈發育在倫敦平原；芝加哥都市經濟圈發育在北美五大湖沿岸平原地區；東京都市經濟圈發育在東京灣平原地區等。而我國的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都市經濟圈，也都在平原地區。第二，都市經濟圈的發展有大的經濟中心城市的驅動。可以說，大的經濟中心城市是都市經濟圈發展的“心臟”，驅動了整個都市經濟圈的運行。有時，驅動都市經濟圈運行的可能有多個經濟中心城市，如東京都市經濟圈的東京和橫濱；大阪都市經濟圈的大阪和神戶；珠三角都市經濟圈的香港和廣州；京津冀都市經濟圈的北京和天津等。第三，都市經濟圈一般都有大的港口。港口是都市經濟圈發展的門戶。世界上主要的都市經濟圈都有大的港口，比如，倫敦都市經濟圈的倫敦港（泰晤士河的出海口）；巴黎都市經濟圈的巴黎港（塞納河上的港口）；紐約都市經濟圈的紐約港；東京都市經濟圈的東京和橫濱港；我國的長三角都市經濟圈的上海港和京津冀都市經濟圈的天津港等。第四，都市經濟圈內部有嚴密的組織和分工協作關系。都市經濟圈的經濟建立在內部嚴密的組織和分工協作基礎之上，從而構成了一個完整的地域分工協作網絡，其標志是城市基礎設施完善，交通聯系便捷，專業化功能區遍布，生態環境良好，分工協作有序，空間管制得力，經濟運行高效。第五，都市經濟圈一般是跨越行政區的經濟區。都市經濟圈的發展往往突破了行政區的界限，成了跨越行政區的經濟區，因而存在著大量的跨越行政區的協調任務。歐、美、日等地區和國家與我國的行政區劃體制不同，都市經濟圈內部行政市的數量比我國同樣規模都市經濟圈內部行政市的數量要多，跨行政區協調的任務更為繁重。總之，歐、美、日等地區和國家大的都市經濟圈都已經進入成熟發展階段，而我國的都市經濟圈尚處于發展階段，有待通過“整合”實現協同發展。
歐、美、日等地區和國家是城市化先進國家，盡管國情與我國不同，但所走過的城市化道路與都市經濟圈的發展經驗對我國都市經濟圈發展還是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第一，重視規劃的引導作用。都市經濟圈在聚集經濟和人口、創造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貢獻。但是，過度聚集產生的負面效應如交通擁、地價飛漲、生態環境惡化等也不容忽視，為了彌補市場經濟缺陷，歐、美、日等地區和國家都十分重視規劃的引導作用。20世紀40年代，為了防止倫敦城無限制膨脹，英國議會制定了“綠帶法”，并在其外圍規劃布置了9座新城，促進了城市人口的向外擴散，不僅推動了倫敦大都市經濟圈的發展，而且促進了倫敦—伯明翰大都市經濟帶的形成。1994年。大巴黎地區制定了總體規劃，將保護生態環境放在首要目標，將區域劃分為建成空間、農業空間和自然空間三種空間，提出三種空間應彼此兼顧，相互協調，共同發展。東京大都市經濟圈在發展過程中也存在著中心城區的“攤大餅”擴展。1959年第一次首都圈規劃就參照倫敦模式在建成區周圍設置寬度為5至10公里的“綠帶”，并在其外圍布置衛星城。1976年提出分散東京中樞管理職能，建立區域多中心城市復合體的設想，規劃了筑波、多摩、港北、千葉四個新城。近幾年，中國發改委組織專家分別編制珠三角、長三角、京津冀三大都市經濟圈發展規劃，標志著三大都市經濟圈的發展規劃已經上升到國家戰略高度。 第二，重視組織的協調作用。歐、美、日等地區和國家在實施機制上進行了創新。日本為了強化規劃的權威性，往往把規劃上升為地方法律，極大地強化了規劃實施的力度。歐美，特別是美國則十分重視跨行政區的協調組織或者都市區政府的作用。紐約大都市經濟圈在城市郊區化過程中存在著郊區無序開發、缺乏公共服務中心、休閑和綠色空間被侵占等問題。為了城鄉協調發展，涌現出了大量區域協調組織，既有政府支持的組織，也有民間成立的非贏利組織。比如1898年成立的大紐約市政府、1929年成立的區域規劃協會、上世紀60年代成立的紐約大都市區委員會等等，它們積極倡導區域規劃和區域合作，在區域規劃和區域發展協調機制形成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值得說明的是，這些跨行政區的協調組織或者都市區政府的存在，并沒有剝奪地方政府的權力，而是對傳統行政管理體制的必要補充。它的存在極大地強化了規劃的科學性、民主性和權威性，并使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成為可能。我國的三大都市經濟圈所缺乏的并不是規劃，而是缺乏像日本那樣把規劃上升為法律，并嚴格執行規劃的制度，也缺乏像歐、美國家那樣形式多樣的協調組織或者都市區政府，這正是我們所要借鑒和改革的方向。 第三，重視自覺運用經濟手段進行宏觀調控。都市經濟圈的發展離不開上級政府的宏觀調控作用，特別是尊重市場經濟規律，自覺運用經濟手段進行的宏觀調控。在這方面，歐美國家，特別是美國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值得我們借鑒。在洛杉磯大都市經濟圈，聯邦政府的宏觀經濟調控手段很有特色。在聯邦政府和州政府授權下成立的南海岸大氣質量管理區主要負責管理區域的大氣質量規劃，包括交通擁擠控制規劃和土地利用規劃。1970年的聯邦清潔空氣法提出了不同污染物的聯邦標準，達不到這些標準的城市將受到懲罰，如聯邦資助的減少。這就極大地強化了南海岸大氣質量管理區的權威地位，并間接促進了地方政府在環保領域內的區域合作。在華盛頓都市經濟圈，華盛頓大都市政府委員會（都市區政府）的作用有目共睹。長久以來，美國聯邦法律要求交通、住房和環境撥款通過區域組織予以分配，那些不參與這些組織的地方政府沒有資格獲得聯邦撥款。這就極大地調動了都市經濟圈內地方政府參加大都市政府委員會的積極性，并間接促進了都市經濟圈內的區域合作。我國的珠三角、長三角和京津冀三大都市經濟圈，長久以來習慣了行政命令式的宏觀調控。美國運用經濟手段進行宏觀調控的做法值得我們學習。（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中心研究員）中國規劃網北京3月13日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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