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

　　一部重要的著作是否會被視為某一領域的經典之作，一個重要的指標可能就是當一部新的著作出現時，評論家是否會急于把它作為衡量新來者的標準。在城市史領域中，劉易斯・芒福德的《城市發展史》無疑是這樣的經典之作。值得警惕的是一種由此而產生的情況：有些評論家會把它從衡量的標準變為贊美新來者的套語，這更是某些廣告商經常使用的手法。拿起約翰・里德的《城市》（郝笑叢譯，清華大學出版社，2010年1月）后很快就看到印在封底的這句話：“這是一次對城市為何以及曾經為何的全面探索，完全可以比肩于劉易斯・芒福德1962年的經典之作《城市發展史》（TheCityinHistory）。”警惕的念頭馬上油然而生，急于想證實的首先就是這種評價的真實可靠性。從最簡單的一個問題來看，這句話出現了一個錯誤：實際上，《城市發展史》出版于1961年而不是1962年，我想這是芒福德的真正閱讀者們不容易搞錯的。一個很小的錯誤更加深了我對它的懷疑，這是否也可以用來說明對“書皮黨人”應有所警惕呢？

　　實際上，即便只是匆匆讀完里德的這本《城市》，我認為它的確是一部很不錯的城市史著述，盡管我不會輕易地把它在學術上的地位與芒福德的那本相提并論。作者在書中對芒福德的研究多有引證，同時也試圖提出自己的看法，而在他這樣做的時候，經常也是建立在綜合其他學者的觀點的基礎之上。比如關于城市的產生是促進農業生產進步的原因而并非其結果（第16、26頁），表現出很謹慎的態度。由于該書完成和出版于2004年，作者對城市發展問題的觀察和研究也很貼近今天的現實。他指出：“發展中國家的一個主要問題是，他們的政府都趨同一致地認為，城市是經濟增長的啟動中心，他們以為這種增長更容易獲得外國投資者的青睞。許多國家的發展計劃都致力于優先投資建設大城市的環境，力圖吸引跨國公司的注意。大量的錢財花在政府辦公樓、會議中心、豪華旅館以及其他面子工程上，而像衛生保健、安居工程、水電供應或適當的下水系統等基礎需求，卻只得到極少的關注。”（第188頁）關于城市居民與政治的關系，里德也說得非常準確：“殘酷的現實是，掙扎在貧困線上的城市居民雖然在人口統計上占了大多數，但是他們沒有一點政治影響。”（第191頁）這些都是城市政治史的重要問題，可惜的是在我極為有限的城市史閱讀經驗中，類似的專門著述還是比較缺乏的。像迪耶・薩迪奇的《建筑與民主》（與海倫・瓊斯合作，李白云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7月）、《權力與建筑》（王曉剛等譯，重慶出版社，2007年5月）以及卡斯騰・哈里斯《建筑的倫理功能》（申嘉等譯，華夏出版社，2001年4月，尤其是該書的第四編“建筑和社會”）那樣的著述會對我們思考當代中國建筑的政治敘事大有啟迪，然而在城市史研究中，關于城市規劃的權力與政治統治的關系、城市生活中的公共政治問題與城市史的關系等等，畢竟與僅從建筑的角度來觀察有所不同。在里德的這本書中，第十八章“變通的政治”從提高城市住房福利、消除貧困的角度切入了城市公共政治的問題，從中可以看到做得較好的是瑞典的城市規劃與發展。在社會民主主義路線下，瑞典在二戰后沿著中間道路執行社會重建的國家計劃，其城市總體規劃就是以公共設施、公共服務為核心。但是作者也指出了一種變化的趨勢：到了上世紀九十年代，人們越來越不滿于平等的、然而卻失去了個性的城市規劃。

　　里德在最后一章論述城市與生態的關系，指出了不少存在于普通人認識中的誤區。例如城市生態與其周邊農村比較起來并非都是消極的、負面性質的，如樹木種類、植物的生長速度等實際上都是城市優于鄉村；又比如他在指出了城市所占有的巨大到不成比例的生態資源之后，認為不能把城市看作人類所犯錯誤的根源，甚至在這個問題上對芒福德也有所批評。他在看到城市的巨大弊病的同時，也看到了城市的未來；他在全書最后說的一句話是：“毋庸置疑，這個世界仍不完美。但是對于大多數人來說，城市是解決的手段，而不是麻煩。”他以此回應了在前言里提出的問題：沒有城市，我們能否存在？

　　多年來，閱讀芒福德的《城市發展史》（倪文彥、宋峻嶺譯，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1989年10月。值得一提的是，該中譯本初印只有2230冊！），總與我對廣州市的城市改造、舊城拆建等城市公共問題的關注與批評密切相關。最近公布的廣州舊城改造規劃極為驚人：在十年內完成對約五十四平方公里的歷史舊城的拆遷改造，涉及六十萬人口的拆遷、投入超過一千億元的真金白銀……這樣大的改造規模在中國當代城市史上是少有的。十年后廣州老城安在？多少老廣將會倚欄看劍淚濕青衫？這些揪心之問都使人難以釋懷。芒福德把人類的命運與城市的文化價值觀緊密相連，這種觀念的基本核心是：人類憑借城市作為階梯，一步步地提升自己、豐富自己；人類的城市要化力為形、化能量為文化、化死物為鮮活的藝術形象、化生物繁衍為社會創新。我認為，從神的文化到人的文化，關鍵的相通之處是敬畏、升華和愛，而這正是在我們的城市改造中最被忽略的價值觀。

　　肯尼思・科爾森的《大規劃――城市設計的魅惑和荒誕》（游宏滔等譯，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06年2月）中譯本封底又出現了芒福德的《城市發展史》，不過這次要顯得比較有深度――認為《大規劃》是在精神實質上類似《城市發展史》，同時提到的還有另一部也被公認為經典之作的簡・雅各布斯的《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金衡山譯，譯林出版社，2005年5月）。這里所謂的“精神實質”具體指的應該是科爾森在書中表現出來的對城市的精神品質的關注和研究，從人類對城市大規劃的熱衷追求中揭示出人類無法實現的空想的性質，以及城市大規劃的荒誕與破壞性，自身所包含的自我毀滅機制。從基本觀點上看，科爾森的思想路數既來自于芒福德、雅各布斯等經典著述，同時也來自于對人類的思想、概念與現實之間的悖論的洞察。科爾森在書中經常引述芒福德和雅各布斯的觀點，并進行評述。“導言”部分的開頭花了很大篇幅討論那兩部經典著作的異同點，尤其是在規劃問題上的異同點，給人的印象是他會在規劃問題上奉行折中主義的方法，他說：“我堅信有一種折中的辦法能同時給芒福德和雅各布斯兩人以榮譽，同時我也希望接下來的事就是使《城市發展史》和《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能夠同時被研究。”（第13頁）

　　我認為與芒福德相比，雅各布斯的批判性特點更為鮮明。在《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的“導言”中雅各布斯表達了對處于正統地位的城市規劃理論的不信任與不妥協的批評態度，并且表達了對于研究城市如何運作的真實過程的強烈關注。作者深惡于城市規劃者大權在握，卻對真實的城市一無所知，認為他們走到了“最大破壞力的極端”（第12頁），這是對于城市規劃者最直率的批評。她主張讓城市擁有多樣性和自然萌發的活力，讓老建筑在新生活中繼續發揮迷人的魅力，讓人行道成為安全的、有助于人們自由交往的生活舞臺――所有這些，不正是我們今天在老城改造的宏大規劃交響樂的壓制下力圖發出的聲音嗎？目前世界上許多老城歷史環境保護與發展經濟都有比較成功結合的先例，如倫敦地區有八百多個歷史保護區，像考文特花園、圣保羅大教堂區域等都是在保護與變化中取得較好的平衡規劃。這些規劃往往是在長達數年或十余年的時間中由英國遺產保護機構、各種民間團體、開發商、民眾、建筑界和政府反復協商、不斷修改而形成的，例如圣保羅教堂區的舊城改造方案前后經歷了近一百次的修改才得以完善。這些成功的改造其實正是印證了當年雅各布斯的信念和理想：充滿活力、多樣化和用途集中的城市孕育的是自我再生的種子。中國規劃網北京3月30日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