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鴻彝教授認為“中國社會體系歷經多次全國范圍的長期動亂，總是敗而不亡，破而又起，且復興迅速，對周邊異態文化的吸附與同化力極強，從未中斷，這與中國的城建體制、城鄉經濟的一體化有密切關系。”“中國城市生態與城鄉政治經濟關系，都不能也不應該用西方眼光去觀察，應該有中國人自己的闡釋，西方那種出發于“黑白二元對立”觀下的“城鄉對立、體腦對立、工農對立”說，在中國是沒有立論基礎的。”感謝陳鴻彝教授惠寄)
我們有五千年中華文明史，不同歷史時期有不同的城市面貌與城市功能以及城鄉關系，一直處于動態發展過程中，其中最大的變遷發生在“五代十國時期”，這以前的周秦漢唐是“城池—坊市”的結合體，實行封閉式靜態管理；這以后是宋元明清的“城池—街市”綜合體，實行開放式動態管理。中國社會體系歷經多次全國范圍的長期動亂，總是敗而不亡，破而又起，且復興迅速，對周邊異態文化的吸附與同化力極強，從未中斷，這與中國的城建體制、城鄉經濟的一體化有密切關系�，F在，讓我們來對這樣一部中華城市生態變遷史作一個簡單的追溯。
（一）城居：遠古華夏社群的聚合形態
人們知道，飲食、生殖與安全，是人類得以生存與發展的三項最基本的要求。原始人的生存條件極為惡劣，生存手段極為低下，對于群體生活的安全保障，也就顯得更為迫切，更為需要。邑落聚居，是原始群體的一種有效的安全保障體制。幾十萬年前，我國大地上生活的原始人，就懂得群體活動、群體自衛，逐步地學會了鉆木取火、構木為巢、穴居洞處、彈射猛獸，保衛群居的安全；后來又在居住區樹柵欄、掘溝塹、筑圍墻、加門閂等等，掌握了初步的安全防范手段。北京周口店的洞穴，西安半坡村的村寨，就提供了這方面的豐富實證。到四五千年前，即傳說中的炎黃堯舜禹時期，我們的祖先已經開始了城邑聚居生活�？脊虐l現，今河南輝縣孟莊、淮陽平糧臺、登封王城崗、湖南澧縣城子巖等處，都遺存著建于4000年前的城垣。城體多呈方城弧角，上窄下寬，外陡內斜，城外有寬闊的護城河（池），河上架木質吊橋，城內有貫城大道，城門口有門衛房，居民房每單元11平米，有規則地排列在大道的左側，右側則為公用建筑如神壇、廣場、大廳與手工工場場地及墓地。這一切，確證了古代文獻相關記載的歷史真實性。如：《竹書紀年》中記有關于“鯀作三仞之城”以抵御洪水對居民區的襲擊，《尚書.堯典》中記著：帝堯讓大舜“賓于四門”、管理四門(全城)的交通秩序與送往迎來，結果“四門穆穆”“賓至如歸”，全城生活井然有序。《易經》中寫著：上古神農氏“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日中為市，交易而退”�！妒酚洝分幸灿�“黃帝邑于涿鹿之阿，以師兵為營衛”等史料。這一切，說明早在四五千年前，我國社會就已進入城邑聚居、有序管理的發展階段了。城居，是華夏先民的初始的聚合形態，有序管理是它的主要特征。這種城居聚合形態，正是中國人“家國一體”社群觀念得以形成的文化基因。
（二）先秦時期，四民分居，城鄉一體
上古“國”即“城”，“ 城”即“國”，“國中”即“城中”，“國人”即“城里人”，而“城池”也就是“邦國”。城的外圍稱之為郊、野、邊、鄙，那是指耕作地、林草地；城池規模有大小、功能有高低，但都有足夠的耕作地、林草地與水源相配套，以保證城市正常生活之需。城內外當然有區別，但不存在城鄉區隔，“鄉”和“州”都是行政區劃名。
先秦各國，特別是眾多諸侯小國，那時還處于“城邦國家”甚或“酋邦國家”時期，動輒“遷徙”；而都城一遷，“全國”皆移。殷商、姬周之京城、春秋時宋衛陳曹許邢之類小國的都城，就頻繁搬遷著。所謂“諸侯三千”，就是有無數個各自領有的“城”、“邑”。那時一個“國家”的遷徙，其實就是其中心城池的遷徙，“遷都史”也就是“遷國史”�？鬃诱f的“興滅國”，就是幫助失敗逃散的亡國之人，重建一個都城，城中設宗廟、社稷壇，招集來居民，設上官長，立個國君，一“國”就恢復了。至若宮殿、坊市與民居，一時建不全，待機再充實；國都以外的土地讓農人去耕種，勢力所及，就是其“領土”，并沒有明確的“國界”。耕地實行“井田制”，開墾出的“井田”倒是有此疆彼界的。
西周創建后，把最大的城稱為“京”（鎬京），周天子居其中心。其次為“都”，是諸侯國的都城，侯王們的宮殿區占城市中心；再次為“邑”，為卿大夫屬地。京、都、邑的城池規模不同，有嚴格等級，但均按照“前朝后市”、“四民分居”、“坊里封閉”的原則設計，士農工商分片居�。�“士”居住在靠近政府的坊里中；農戶“附郭而居”，住在城池四圍的坊里中，農忙時勞動力要住到郊區的“野廬”中去；遇有戰事，一律回到城中。手工業工人和商貿之家則集中居住于專辟的“市坊”之內。農人分為三等，“三年易其居”，在政府主持下交換其土地與居所，叫做“轅田制”。商周時遼闊的中華大地，也就幾百萬人口，城邑“星羅棋布”于大河上下，江漢南北，自然是“小國寡民”的狀態了。那時，建個上萬人口的“城池”就很有規模了。
城池的建制，以“井田”為基準。“井田”制度是：用“耜”掘出的一塊土垡，其寬深廣各一周尺。以六周尺為一步，寬一步、長百步為一畝，百畝為一夫（約當現在的30市畝）。于是“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四為邑，邑四為丘，丘四為甸，甸四為縣，縣四為都，都四為同”，逐層核計，逐層組合，全國也就“大同”了。《考工記.匠人建國》中說：“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就是說，在一個“方九里（一邊三里）”的城池中，每邊開三個城門，城中修九橫九縱的大道，這將把全城分割成八十一個“坊”，由四民分居，有坊墻，做封閉管理。其中軸線上，左配祖廟，右建社稷壇，前為朝廷百官之府第，后為商貿之市坊，各占百畝之地。這種布局，一直影響到明清時北京城的整體設計。當然，這只是一種理想的人居模式，一種土地與人口的生態規劃。在實踐上，不可能都做到方整劃一，對不同地形地貌，在遵行規劃的原則精神前提下，進行折算與變通，這在《考工記》中也說得分明。
西周實行分封制，諸侯建都、卿大夫建邑，其動力都出于國土開發與政治控制，因而以長久的生存繁衍為第一考慮，在哪里選址、建多大規模，皆取決于水源和林草地。春秋各國都城，幾乎沒有建在山頭上的（與古希臘的城堡不同），咸陽（長安）、洛陽、晉陽（太原）、大梁（開封）、襄陽、郢都、壽春、臨淄等都會的出現，都與“水”有關，都建在大河之濱的開闊平原上，原因在此。這種城建體制，既使士農工商成為一體化有組織的群體，又有利于各自發揮潛力去開發、去開拓，說到底，它有利于帶動一方的經濟文化發展，比單純考慮攻防需要的“城堡”對社會發展要有利百倍。故到戰國時，十萬人口以上的大都會在華夏土地上己經紛紛涌現，而“攻城”“滅國”者也未必要以“毀城”“屠城”為手段了，攻入城池者只要“收其圖籍”就行了。政權易手，而社會生產力、社會體系不致有根本性的破壞。這是春秋戰國空前戰亂下經濟文化仍能大幅快速發展的依托之一。反觀歐洲，遲至十五世紀，名城漢堡、威尼斯，也僅有一、二萬人口，巴黎也只有六萬。這就凸顯了中國上古城建體制的優越性。
二、秦漢時期，城區坊里封閉，靜態管理，城外出現地主莊園
在秦漢大一統政治體制下，除京師外，各地城池失去了“城”即是“國”的政治地位，但作為地方政治經濟中心的功能則依然存在；其興建的動力更多地來自地方交通與商貿的需要。
秦代“廢井田”，又“集小鄉聚為縣”，推行什伍制和郡縣制，這就比建立在“井田”基礎上的城池更切合實際了。他們先勘探地形地勢、地質地貌，優先考慮的因素綜合水源、植被與周遭可耕地面積是否足夠廣闊，而控制水源又尤為關鍵；還要考慮攻守形勢，以進可攻、退可守為優。選定城址后作好全城規劃，優先建造城墻、護城河與城中政府的宗廟、宮室、貫城大道等主體建筑，建好要害部門與公用設施（糧庫、兵器庫、國庫、政府機關、坊市……），逐步推及民居。一時不能建的，也要規劃出空間，留待將來。這就保證了城市建設的整體性。從此，本地的特產，往往成為該城的“特行”“特業”，于是一批以特定物產出名的都市也就出來了。
漢代長安城的建制：漢人修建長安城，沿用了周秦以來的“街市分離制”。長安城內，居民區與商業區嚴格分開，居民住在一個個由坊墻包圍的“坊”里，不得向大街開門。坊門由專職人員把守，按時開閉。全長安160個坊，“屋室櫛比，門巷修直”，隔斷所有坊里間的邪徑偏道，不準翻越坊墻。入夜實行宵禁，不允許在未經許可的情況下出行或動用火燭，坊里不得進行任何商貿活動，商貿市場集中設在指定的幾個坊里。市坊也設坊墻，中設當市樓，有市長等管理人員主管市場的行政與治安。全城坊市配置勻稱，街衢巷陌，四通八達。全城八條主要通道，平坦寬闊，兩頭與城門相連。城外護城河上的大橋橋面與街道等寬齊平。中心大街幅寬50米，全長5公里，稱為馳道。馳道中間7米為皇帝專用御道，任何人不得妄自逾越。一般官民通行，走兩邊各5米的路面。馳道兩旁，開挖排水溝，遍植榆樹槐樹和青松，形成綠色林蔭。其外側又有各寬13米的人行道，作為公眾用路。陸機《洛陽記》：東漢洛陽“宮門及城中大道皆分作三，中央御道，兩邊作土墻，高四丈。唯公卿尚書章服從中道。凡人皆行左右，左入右出。夾道種榆槐樹。”城中，皇宮、宗廟、政府機關與達官府邸均為高墻深院，層層套設，戒備森嚴。這樣的城建體制，有利于社會層面控制，有利于城市治安管理，但卻把城里人的生活管“死”了。直到唐代安史之亂前，這種“街市分離”的城建體制與管理體制始終維持著，不曾打破。
漢代“京都賦”對周秦以來的都市生活作了立體勾畫，《京輔黃圖》對秦漢都會形態作了詳細的科學介紹，后人可以據之而重塑出“秦漢都城”來。
到東漢時期，隨著土地兼并的加劇，大地主在其壟斷占有的土地上，擇地建設“莊園”，把莊園建成生產生活資料能自給有馀的“單位”。莊園有院墻（寨墻），莊園主與他的依附人口如門客與家丁、佃農，住在院內。莊園除大田生產外，自辦教育，自行防衛，還兼營漁牧，開設各種手工作坊，產品不僅自給，大量的投放市場，用于交換，名品還遠銷到千里之外。莊園主們并不熱心于向城市建設“投資”，城市生活對貴族地主及其依附文人并沒有多少吸引力，各種“實力”倒是在向“莊園”集聚。城市經濟與莊園經濟呈互補態勢，沒有西方人所說的那種城鄉對立。
（二）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坊里依然封閉，生活開始活躍。
本期土地兼并嚴重，地主莊園、寺院莊園（北方是“門閥塢堡”）成了主要的社會經濟形態。莊園是封閉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體，由莊園主與其依附人口一起，構成以莊園為單位的“小社會”，自行組織生產與生活，教育與增殖。莊園-塢堡均自有“家丁”，能武裝自衛，所以往往挑戰基層行政權威，成為門閥統治的社會基礎。莊園的出現，使門閥地主從周秦領主生活的那種以“農村、農業、農民”為依托的“城邑模式”中剝離出來、游離出來，形成“田園詩”般的生活境遇，它更貼合中國士大夫的審美生活理想與生活情趣。六朝山水詩、駢文，便是這種社會生活形態的記錄�！洱R民要術》詳盡地介紹了莊園經濟活動，那里有園圃供應四季時鮮，有大田種植谷種糧食作物和經濟作物，包括藥材、油料、膠漆，應有盡有；還有用材林、薪炭林、防護林和漁塘與牧場；莊園內自辦酒坊、油坊、染坊、醬醋坊，自家做乳貉、果脯、醬菜、糕餅，自家握有保鮮藏鮮技術，發酵釀造技術、紡織縫制技術、嫁接閹割技術，甚至有制筆制墨制精鹽制膠漆的技術。這種追求，也在一定程度上反過來延滯了古代城市生活形態的演進，因為有錢的貴族地主不熱心于向城建投資，而是致力于營造山村莊園別墅去了。晉代的石崇莊園、劉宋的謝靈運別墅，即是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他們“封錮山林”，獨占性極強。每當軍政集團攻城掠地時，城池可能被摧毀，而絕大部分不處于“進軍路線”上的或戰場之中心位置上的莊園，則依然生產著，照舊生活著，甚至成為吸附災荒流民的“基地”。六朝時，北方戰亂頻仍，莊園塢堡便起著這樣的作用：莊園主要么死守塢堡，保存實力，保存戰后重戰的基本力量與文化種子，以求再生；要么組織流民，統率他們南下，找到合適發展的地方，便安頓下來，形成“僑居”社會，自行組織生產與生活，教育與管理，甚至處在地方行政管轄體制之外。“莊園”形態的出現，容納了巨大的農業生產力，是“小農經濟”與“自然經濟”的概念所無法涵蓋的。因此，一個莊園，就是一個小社會，其“自治”“自生”“再生”的能力是很強的。這是中國社會體系歷經全局性禍亂卻從未“中斷”的又一個秘密所在。
此時，城中貴族就以城外的私家花園、別墅來作補充；而政府府第作為城里的主要建筑，只能由國家財政投資興建，不當官就得退回，很難靠這種建筑來改變城市建設的總體面貌與城市群體的生活面貌。官員一退休，自動成為莊園主，此時并沒有“城鄉對立”的條件，盡管“差別”一開始就有。
隋與唐代中前期城內仍然實行“坊市分離”建制。一個都會，無論是商業都會還是一般行政都會，其中心部分都有高大的城墻包圍著，對外起防御作用，對內起拘管作用。城門有重兵把守，按時啟閉。城內居民分坊居住，以坊為單位進行管理。市門的啟閉與坊門的啟閉時間不一樣。當時規定：日中擊鼓三百下，市場開業；日落前七刻擊鉦三百下，閉門散市，停止一切交易。在市場內部，設有市署，由市令、市丞、錄事等專職吏役管理市場交易，維護市場治安。市署要負責規劃行、肆、鋪、攤位的安排，要負責評定與檢查物價，核定度量衡器，檢察處理紛爭、斗毆、擾亂秩序的行為。唐代長安有東市、西市，僅東市就有二百二十行。東都洛陽有南市、北市兩個市，南市有一百二十行，三千多個肆，四百余片店。由此看來，商業活動是相當繁盛的，而管理也空前嚴密。至于民坊，則設有坊長(里正)，坊門由專人專管，按時啟閉，凡出入不時、所攜不物、衣冠不整、橫行喧呼、徑逾邪出、未報而用火者，都在查禁之列；居民不得向大街開門，平民與官府分坊居住，民坊與市坊截然分開。街坊中不得經商設鋪擺攤及背負叫賣；城市除寺廟旗亭外，沒有市民的公共娛樂場所。這樣，盡管長安為當時世界一大國際都會，白天中外游人學子商賈塞巷填街，但一入夜，便萬籟俱靜了。這時，巡街御史、武候鋪、各營衛士之輪值者，在每街每坊每角隅進行巡察、守候、偵查，發現可疑，立即采取措施。在如此嚴密而嚴厲的控制下，城市市民的生活秩序自然是平靜的。中國從未發生過城市居民暴動，這是原因之一。唐人“昨日入城市，歸來淚滿襟”之詩句，所詠的“城市”，指“城里的坊市”，而不是今人理解的“城市”。
六朝以來，城市規模與城市功能比此前有更大拓展，六朝故都的金陵千帆翔集，百業輻輳，成為古今有名的“煙粉地”、“銷金窟”，便是一例；而地扼長江運河交匯口的揚州，成為唐代繁華都會的代表，更突顯出商埠功能對城市的重要性，成都、荊州、鄂州、長沙、九江、蘇州、杭州的崛起，同樣得力于水陸商埠功能的發揮。
隋唐鄉村，依然是地主莊園為主體；但莊園主已蛻變成庶族地主，這與六朝莊園的門閥貴族身份相區別，他們在法理上是不能自處于基層政權的管理之外的；但莊園內部的管理與經營，依然是“高度自治”的。唐詩所反映的唐代社會生活，基本上是“地主莊園”的生活內容，真正反映城市生活形態的并不多。?
（三）從唐中期（安史之亂后）起，經五代到宋遼金元時期，城市打破坊里封閉，建設“街市”，實行開放式動態管理；以自耕農為主體的自然村落正式形成，推行“保甲”編制。
這時的突出變化是封閉式城建的解體。安史之后，各地“坊市”紛紛被打破，商業都會獲得發展的自由空間；五代后周政權，允許居民沿街設市，打破了坊市建制；宋初，依法拆除了坊墻，正式廢除周秦兩漢以來的“坊市”，開放了“街市”，變政治中心為多功能中心[政治、經濟、文化、交通、教育、消費服務中心]，實現了城市功能的重大轉型。張擇端以其《清明上河圖》記錄了這一歷史性躍遷。其后，東南沿海出現了一批以海外貿易為依托的城市如天城廣府與刺桐，刺桐（泉州）更躍升至與亞歷山大港齊名的國際商城。
宋太祖登基的第三年，即建隆三年(962)，正式下令拆除坊墻，沿街允許開設店鋪，實行“街市結合”的城建體制。這時開封城人口達百萬以上，城中沿街店鋪林立，計有六千四百余家，一變秦漢隋唐時期居民區與商業區截然分隔的狀況，實現了“街”與“市”的有機結合。京師與各地城市的營業時間，也徹底打破了周秦漢唐以來的“日中為市”的傳統，日夜經營，有早市、晚市、夜市之稱，而供各階層人士聚會娛樂的酒律、茶樓、勾欄、瓦舍，夜間依然營業……?著名的《清明上河圖》便典型地反映了這一空前的城市生活畫面。京師坊、市界限的突破，帶動了各地城鎮經濟生活的活躍，唐以來十萬人口以上的大都市有十來座，宋代發展到四十來座，而且都實行坊市交叉配置法。洛陽為北宋西都，繁華略如汴京。揚州控扼東南水陸運輸的要沖，商業尤為發達；杭州在北宋時已發展成東南第一州，廣州更發展成東方大港；鄂州居長江中游，成都居長江上游(當時人們以岷江為長江主源)，都是商品集散地。南宋定都臨安(杭州)之后，對舊城進行了大規模的改造與擴建，使之成為一個有六十平方公里的大城市，人口達一百萬以上。像汴京一樣，臨安城區建設，也采用了街市結合式：取消居民區的坊墻，允許百姓向大街開門，允許商賈在居民區經營，大街兩側可以擺攤設鋪開商店。街道空曠處，江湖藝人可以聚眾獻技。供市民娛樂的勾欄瓦舍處處興建；酒樓茶舍歌館以至妓院，一個連著一個，日夜經營；展示著這個京城一派消費繁華的景象。
汴京作為人煙浩穰之區，人物輳集，作偽百端，流氓無賴，橫行于街巷之中，滋擾生事。一些游手好閑之徒設立美人局，用娼優作為誘餌，引誘浪蕩子弟，趁機詐取錢財；至于“京師無賴輩相聚賭博，開柜坊，屠牛馬驢狗以食，銷鑄銅錢為器用雜物”者更為嚴重。繁華的商業區，公共秩序十分混亂，一些商販買賣貨物，以假充真充好，騙取錢財，被群眾痛斥為“白日賊”。靠商業為生的牙人也遍布東京，他們勾結官吏，侵漁百姓，哄抬物價，走私漏稅，滋擾市場。一些官吏也常借助權勢發財，他們相互勾結，在東京市場上形成一股強大的勢力，有的武裝走私，偷稅漏稅；有的賤買貴賣，牟取暴利�！独m資治通鑒長編》卷四四九記載：知青州資政殿學士王安禮，“在任買絲，勒機戶織造花隔織等匹物，妄作名目，差兵搬擔，偷侵一路商稅，上京貨賣，贏掠厚利，不止一次”。另外，商業區比比皆是的茶樓、酒肆為無技無能、好吃懶做的閑人提供了生存場所。?
此外，茶館、酒樓為了招攬生意，公開在店內安置妓女，以吸引顧客。安置妓女的茶館，當時稱為“花茶坊”。大的酒店有“濃妝妓女數百，聚于主廊槽面上，以待酒客呼喚，望之宛若神仙”。一般酒店則有“下等妓女，不呼自來，筵前歌唱，臨時以些小錢物贈之而去。” 由于安置了妓女，便有一些浪蕩子弟，為妓女而來，追歡買笑，搞得茶樓酒肆烏煙瘴氣，一片混亂。勾欄瓦子作為娛樂場所，也成為“庶士放蕩不羈之所，子弟流連破壞之門”。(見《夢粱錄. 瓦子》)紈绔子弟、市井無賴、閑散軍卒，聚集于此，滋擾之事頻頻發生。
南宋初，幾萬、幾十萬的北方災民一批批流向江南、流入臨安；中原地方貴族豪門三教九流 人士都涌入這個“臨時都城”，于是流氓無賴，滋擾生事，大街小巷，怪事叢生。據《武林記事》等書記載，元宵佳節，滿城笙歌，燈火繁華，車馬闐擁，不可駐足。于是有無賴子執五色印，上刻“你惜你，我憐你”數字，專門打印在姿色年輕女子背上，羞辱游玩士女。奸黠之徒，設美人局，招引浪蕩子弟，詐取錢財。有柜坊賭局，結黨作弊，巧偽百端，勾聚賭徒錢物；有“水功德局”，以求官、覓舉、遷轉、交易為名，假借聲勢，坑騙群眾。至于剪脫衣囊環佩，穿窬竊箱，更是不可勝數；而且結成團伙，“各有稱首”。市場經營，也是“以紙為衣，銅鉛為金銀，土末為香藥”，公行詐騙。牙人市儈勾結吏役，侵漁百姓，走私漏稅，結伙生事。人們說“破壞尤甚于汴都”。——這類治安問題，是宋代消費經濟、市井文化迅速發展的衍生物，帶有明顯的時代特點。?
總之，五代以后，出現經濟都會（商埠、產業），出現“專業街道”，有了公共生活設施（報時、水井、道路照明、集會場所…）、公共安全設施（消防、報警、負責秩序管理的崗、鋪）、公共消費場所（餅屋、歌館、酒樓、茶室、典當、妓院、賭坊）、公共文化娛樂場所（勾欄、瓦舍、街頭表演場）、公共活動場所（街市、廟宇、賽會、游樂）、公共服務場所（如理發、沐浴、廁所、出租交通工具車馬舟船轎、出租宴會餐飲器具、出租婚喪嫁娶儀仗之類）；還有公共[自由]擇業場所如手工工場、服務業行業之類。從此，消閑性、游樂性節日活動與群體聚會日漸增多增大增廣。城鄉生活形態激烈分化。北宋汴梁（開封）、南宋臨安（杭州），還有揚洲、泉州，是當時政治文化中心城市與經貿交通中心城市的兩種典型代表。這樣，周秦漢唐的“坊閭封閉、靜態管理”過時了，于是政府實行分廂管理，街道上先后設置了廂公事所、軍巡鋪與防隅巡警，成立了專責消防隊；居民戶以街道為單位編號登錄，實施“開放式動態管理”。城市經濟的統帥作用得到強化，巨額的商品外貿，也必需以廣大鄉村腹地為依托。城鄉命運的關聯，從來沒有兩宋這樣密切。
此時，以自耕農為主體的自然村落正式形成，推行“保甲”編制。鄉村生活以小農之家的自然聚居為主軸，形成自然村落，散布于有農田的地方。但純粹依賴種植大田作物為生的農民并不多，大量民戶都有“家庭副業”，不僅溝足自身需要，更為國家工場、外貿企業提供源源不決的初級產品，支撐了大規模特業城市的生存。唐詩、宋詞與傳奇、話本中，有這種社會生活形態的生動記錄。
（四）明清時期，城鄉經濟分趨，市民運動興起
明代城市出現“市民階層”。以特色產業、規模產業為依托的城鎮星羅棋布。城鄉生活形態進一步分化。農村務農為主，但各具特色的地方性家庭副業、家庭手工業（如編織業）發達起來，作為農業經濟的補充，也作為城鎮“工場手工業”的后備而存在，構成城鄉間的新的經濟紐帶。明人小品、傳奇戲、小說、筆記文反映了這個時期新出現的生活面貌、社會變遷。
明代城市突出點是布局上的大幅展開。東南沿海城市經濟迅速發展，南京、揚州、蘇州、杭州、松江、廣州，佛山鎮、武昌鎮、景德鎮，都以生產發達、市場繁榮著稱于世。松江府投放市場的棉布“日以萬計”，蘇州“郡城以東，皆習機業。”景德鎮“廣袤數十里，業陶數千戶……萬杵之聲殷地，火先燭天，夜令人不能寢。”這個時期，造船業、絲織業、棉紡業、制茶業、制瓷業、礦冶業、制鹽業等行業高度發達，并在相應地區形成相對密集的特色產業，以中心都會為核心，帶動廣大農村腹地，匯成一種前所未有的生產力。生產者、經營者們在比速度、比產量、比質量、比營銷、比運輸、比信息、比技能的大規模兢爭活動中，早已突破自然經濟狀態下個體經營、封閉保守的千年舊習，形成了相互依賴、相互聯結的利益共同體，出現了以私營作坊、手工工場為基地的勞動力密集組合和以行會為紐帶的利益集團。它們擁有雄厚的人力、物力資源，其中任何一個環節的“異常”，都直接牽動廣泛的產供銷系統而作用于整個社會。密集的勞動群眾，自然會產生新的政治要求，新的生活要求；加之大量失業農民進城謀生，在“出賣勞動力”的新型雇傭制下正在向“產業工人”蛻變，這些一無所有的人被高度組織起來，機器設備成了他們的生存依靠，對社會經濟變動保持著極度的敏感；他們最善于作有組織有目標有計劃的群體斗爭；到明代中葉便已形成一股強大的時代沖擊波，震撼著封建統治秩序。這是社會公益社會正義社會輿論形成的經濟基礎，因而構成歷代以單門獨戶為管理對象的“舊式治安體制”所難以對付的新生社會力量。
同時，城市經濟發展后，生活方式也發生了深刻變化，除工商產業外，社會服務性行業更見興隆，賭場、妓院、酒樓、茶社、戲館、飯莊、旅店、當鋪、銀號、柜坊…….應有盡有，不應有的也都孳生出來了，它不能不深刻地改變城市生態與市民心態，人們的生命追求、審美意識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觀。物欲的膨脹隨著少數人財富的高額積累而呈幾何級數的上升，也不能不加劇社會的不平衡而帶來社會成員間的激烈沖突；而活躍于消費經濟、消費文化中的幕僚政客、文人士子、師爺家丁、奸商牙儈、江湖藝人、閑散軍卒、社會流民、幫閑伙計、僧尼丐幫，又構成了城市生活的另一股勢力，他們成份最復雜、思想最易變、行為最敏捷，而破壞力也最明顯，成為孕育新型治安事故的溫床。
明代城鄉經濟分趨明朗化，大型工場作坊向城市集中。當時，基層110戶為一里，其中選丁糧多者十戶為長；其余百戶組成十甲，各有甲首。每年由里長與甲首一人統管一里一甲公事，十年輪換一遍。在城以坊為單位，在郊區以廂為單位，在鄉村以里為單位，編制戶口籍冊，一式四份。一份黃冊，上報戶部，其余三份分別由布政使(行省)、府、縣保管。各地的里甲長要協同“鄉里老人”和弓兵，盤查過往行人，捕獲逃軍逃犯，查禁私鹽，維持地方治安。地方武裝組織有鄉兵、鄉勇、土兵、民壯等名目，由本地官紳率領操練，遇警調用。各地鄉兵皆有專長技藝或習用兵器，是鎮壓農民起義與少數民族起義的工具。明末崇禎帝就調用川軍、遼軍鎮壓過李自成起義，比正規軍有用。戚繼光為了抗擊倭寇，也曾訓練鄉勇礦工，發揮了重要作用。
為了強化對社會基層的政治控制，明代在王陽明的倡導下，在南方還推行了《十家牌法》。以十家為單位，要求每家門前置小牌，上書人丁若干，注明身份(某官、某職、某差役或習某技藝，作何生理等)，田產、租賦、家庭人口、有無殘疾、是否在家、緣何外出等情況，審核確實之后十家匯總編成一冊，留縣待查。每十家要自報本甲內平常有偷盜不軌行為者，記名于《舍舊圖新簿》，待改正后，同甲之人具保，才能入“正冊”。不報者同甲之人均有連帶責任。同甲之人，每月酉時各家照牌輪流查察，查察有無去向不明的人，防止來歷不明者投宿。平時要勸止爭訟，催征賦稅，聯防聯保。除與保甲法相輔而行的《十家牌法》外，王陽明還搞了一套《鄉規民約》，要鄉里民眾一體遵依。立約之人，定期集會，審議合約成員中“彰善糾過”事宜，而且規定了一套近乎宗教儀式的繁瑣禮儀，目的只有一個：“滅心中賊!”王陽明說：“滅山中賊易，滅心中賊難。”他要從思想上、精神上泯滅群眾的任何反抗意識，維持明政府所需要的統治秩序。
清代延續了明中后期的城鄉分離局面。以特色產業為依托的城市、以水陸交通為依托的商埠和以軍事駐屯為目的的衛鎮，遍及全國。這在內地愈見其發展之勢，以“驛”“鋪”“鎮”“衛”“所”“集”“寨”“營”“屯”“店”命名的小市鎮越來越多、越來越密集，象征著社會的發展。
明清追求經濟收益的商品性生產和省際經濟交流的展開，這絲毫不比歐洲的“國際貿易”遜色。這里，起帶動作用的是棉業的興起。棉業是清代新起的行業。棉作不適宜也不需要占用像糧食那樣多樣而大量的地畝。明代后期，初步形成華東、華北、華中三大優勢棉區的雛形。清代糧食和棉花構成了一對可以相互替換的產業項目，這加快了棉作向優勢產區轉移、集中的過程。于是，棉花棉布的集中產區（如江蘇等地），就能以所產棉制品與糧食的優勢產區（如長江中上游省份）進行跨省區的互相交換。到18世紀，這種跨區域的比較優勢互相交換的經濟格局終于形成。這是以前歷朝都未曾出現過的。它在不增加耕地、肥料甚至任何投入的情況下，僅僅依靠布局的調整，即可擴大可能性的生產地域，提高社會的總體收入。它是對土地的深度利用。清代的珠江三角洲、東南沿海、四川盆地，以及華中、華北棉區的中心地帶等處，人口在高速度地增長、生產上卻不再依賴土地的擴大墾辟，而仰賴于土地深度利用的水平之提高，如種植高收益的經濟作物。它們在保持糧產優勢的同時，開辟一定規模的新的優勢產品；或干脆代之以高產值的經濟作物。這類地區顯示出清代農業的一個主要成就，代表著近現代中國農業的發展方向。對于欠發展地區來說，其主要的困擾不是糧產不足，而是糧價低廉、銷路有限，又沒有新的優勢作物可供發展。應該指出，中國現代的經濟發展與這種經濟格局有著直接的承續關系，它到今天也沒有過時。必需指出：西方世界史上，連西歐境內數國之間16—19世紀間有限的商品流通也被作為“資本主義國際市場”來夸飾，其實無論其流通的幅圓、頻率、質量、規模，從哪個角度也趕不上南宋，何論明清！要知道：西歐列強的疆土總共不過200萬平方公里，也不過就相當于長江中下游地區而己；況且還土邦林立，不存在大范圍的物資調度與調控，匱缺限制了他們抵御災害的能力。
經濟發展的可行途徑不僅可以到糧食生產以外的經濟作物中去尋找（如煙草、桐油、漆、蠟、膠、香料、草藥、苧麻、染料），也可以到農業以外的工業發展中去尋求。當然，這是指“傳統工業”而言，明清的礦冶業（采煤、連同鐵器、五金）、制造業（連同造船）、制鹽業（連同茶、糖、煙、酒、醬、榨油）、絲織業（連同棉紡、麻織）、印刷業（連同造紙、出版）、鑄幣業（連同金幣、紙幣）都已是世界一流的產業。《天工開物》被法國人視為“帝國工業的百科全書”，絕非偶然。
明清時期，傳統工業有了相當的發展，它依靠一種廣泛而分散的發展方式，提供了當時世界三分之一左右人口的工業產品需要。特別是清代江南出現了一個相對集中的、以工業所得為主要收入方式的“傳統工業區”。這里農民的最后收入表現為工業產值（如出售紡織品所得）；其工業收入遠遠大于農業部分（請比較紡織品所得與出賣棉花的收入）。因此工業在這里已不是所謂“副業”，而是主業；其經濟重心也不在農業，而在傳統工業。其收入之高，使得在這類地區出現了全國最高密度的人口。它展示了經濟發展的又一個現實可行的途徑，即發展“鄉村工業”，揭示出土地對于人口承載量作幾何級數增加的可能性與現實性。
清代國民經濟的上述發展，表明中國在清代已超出基本食用品的“產品生產”階段，而跨入更高的經濟階梯，即全面發展經濟，在工業發展中謀求出路。這樣看來，中國的“工業化”要求，便不是19世紀中業以后由外國傳入，更不是20世紀晚近才有的新鮮主張。它是立足于本身歷史發展的既存事實，至遲在18世紀便已經啟動了。
在數千年歷史里，中國持續地維持了經濟的不斷發展。至18、19世紀之交，更以占世界不足十分之一的有限耕地，養育了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這在世界歷史上是獨一無二的，其經驗當然具有世界性和超時代性的價值。今天，中國人如果要迎頭趕上世界先進囯家，是不能不首先“認識你自己”的。
（五）清末民初，向近代城市轉型，培育新的社會結構
清末以降，我國實現了又一次“城市轉型”，向近代城市的重大轉型，它發端于西方殖民地在“開放口岸”城市、“使館區”、“租界地”的市政改造，起步于洋務派在上海、武漢、長沙等地的“市政建設、市政管理”之更新。這時，上海、武漢、長沙、九江等地相繼有了由現代建筑、商號形成的寬闊街市、行道樹、路燈，這些是近代城市的標志性景觀。從此，中國城市有了自來水、現代公交車、現代公廁，有了郵政、電燈、電話、下水道、消防站、垃圾站，有了大型商場、大型旅館、大型游樂場，又有了游藝廳、電影院、戲院、公園、體育場、大會堂、公共圖書館、博物館、展覽館之類。這時，“上海灘”報人滿街跑、買辦處處有，操“洋涇濱”英語者比比皆是，興中會、光復會相繼成立并積極活動起來，以留學生為主干的新型知識分子隊伍也開始出現。更新鮮的是有了新的產業，“大型工廠”、“大型公司”成了“現代城市”的“身份證”。
城市市政面貌的改觀還在其次，最重要的是城市新型管理模式的出現，新生社會力量的出現，新型職業群體與新型社團的出現，以及近代產業與產業經營思想、經營理念的興起與扎根。產業家隊伍與無產者隊伍的開始形成，這才標志著“城市領導鄉村”的時代的真正到來。
這方面，不妨以上海為例說明之。
1901年1月29日，避禍在西安的“老佛爺”以光緒名義發布《上諭》：要求大臣“各就現在情形，參酌中西政治，舉凡朝章國故、吏治民生、學�？婆e、軍政財政，當回當革，當省當并”提出建議，下決心“預備立憲”。她連續下令，要求“興學校以廣教育、辦巡警以保治安，行自治以申民權，練新軍以固國防”。光緒三十四年（1908）十二月頒布《城鎮鄉地方自治章程》，規定要舉辦學務、衛生、巡警、善舉、籌款、編查戶口等。其變法之深度、廣度、速度與成效，都超過了三十年洋務運動與1898年的百日維新（按：“洋務”也是她本人于1875年咸豐帝死后、全面聽政時啟用李鴻章而推動的）。此時出現了上海地方自治組織、湖南地方自治組織、武漢、天津自治局等，他們均有實績。其中，上海“工部局”做出的成績最為顯著。
“上海城廂內外總工程局”成立于1905年10月。因本地精英李鐘玨、葉佳棠等有見于租界管理之善而發起，經蘇松太道（即俗稱之“上海道”）袁樹勛之核準而成立，其領導集體“議事會”、“參事會”成員（76人）耒自市區各善堂、書院、警務及各鋪段董（商人），由投票公推組成。它是上海商界、學界的自發組織，是“地方精英權力的制度化”。按照核準的批文：“所有馬路、電燈以及城鄉內外員警一切事宜均歸地方紳董公舉。”開辦不到兩年，即辦成了填河、筑路、電燈、水廠等公益事宜，部分地段設置了警察，成績卓有可觀。隨之又擴大了參事會，各善堂、助學所、南市商會、北京商會、地方自治研究會、地方公益研究會、東南城聯合會、西北城聯合會均各舉職員參加。這又大大促進了上海新生力量的成長。1911年辛亥革命前后，上海有名的產業家有：祝大椿、朱志堯、虞洽卿、嚴信厚、孫多森、王一亭、朱葆三、徐潤、曾鑄、沈縵云、朱開甲、蘇本炎、于城等人。
宣統元年（1909年6月16日）公布《城鎮鄉自治章程》，工程局自愿辦理“選舉局”之任務，通過上海市選民的公選，轉型為“自治公所”，這就納入了清末立憲新政的軌道，成為推行自治的機構。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經滬軍都督府同意，成立了“上海市政廳”，主要領導成員即由“自治公所”轉制而來。它主辦過一次“臨時選舉”，兩次“普選”。李鐘玨任市民政局總長后，其重要舉動即是下令拆除了上海建筑350年之老城墻。他把墻基修成了公路，城磚用于砌城內河道的硬岸和城中的下水道。
上海拆墻之舉是近代史上城市轉型的標志性事件。拆墻，使上海完全擺脫了“舊城”的感觀。上海城建于明嘉靖年間，周長9里，城內居民20萬。光緒三十二年正月（1906.2.19）工程局李鐘玨、郁懷智等提出拆城之議，引發爭議；反拆派認為不利于治安，地方士紳曹驤等人說：“城內地方遼闊，員警既未大備，又無租界之團練兵艦嚴密保衛，如無城墻保護，奸賊更易生心，后患何可勝言。”反對拆城以保家園，既防法租界乘機擴界，又防所謂竊盜奸民；但他們不反對“多設員警，清潔街道”。爭議雙方逐級上書至蘇松太道、江蘇巡撫、兩江總督。最后經過協調，雙方達成妥協：增開城門、修筑馬路，保留城墻----但終究還是被完全拆除了；而“修筑馬路、拓寬街道”等舉措，也成了仿效者武漢城之市政改造的首發之舉。
以上簡略回顧了中國城市數千年變遷史，總的說來，中國城市生態與城鄉政治經濟關系，都不能也不應該用西方眼光去觀察，應該有中國人自己的闡釋，西方那種出發于“黑白二元對立”觀下的“城鄉對立、體腦對立、工農對立”說，在中國是沒有立論基礎的。中國規劃網北京5月12日電
(責任編輯：白雪松)
| 
